观点：坚守还是让步？美联储在特朗普施压下的政策抉择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的最后两年中多次公开批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呼吁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例如，他在2019年8月19日表示：“联邦基金利率应在较短时间内至少下调100个基点，同时可能辅以量化宽松。如果如此，我们的经济将会更好。”在另一个例子中，2018年10月10日，特朗普向媒体表示：“我认为美联储在犯错。他们的政策过于紧缩。我认为美联储已经疯了。”虽然特朗普的言论尤为直接，但美国总统公开对美联储施加压力并非新鲜事，这种情形在杜鲁门、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时期亦有发生。近年，对美联储的政治压力仍在持续。例如，参议员乔·曼钦曾在2021年8月5日公开致信主席鲍威尔，敦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立即重新评估我国的货币政策立场”；参议员兰德·保罗于2021年3月重新提交了《联邦储备透明法案》（即“审计美联储”法案）。

尽管美联储在设计上意图避免政治干预，例如理事任期为14年、经费来源独立于国会，但法定监督机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政治压力。国会可通过修改《联邦储备法》来调整其职责范围，总统则可通过提名影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结构，进而提升央行采纳政治权威政策偏好的可能性。Blinder（2021）曾指出，总统拜登应再次提名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以避免美联储被政治化。

即使央行事实上具备独立性，政治压力仍可能通过改变家庭对其政策行为的预期来产生间接影响。公众对于央行是否真正独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总统对利率的公开表态可能会影响公众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已有研究表明，特朗普对货币政策的批评推文降低了公众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此外，调查研究发现，曝光此类推文会提高公众的通胀预期。基于这种联系，央行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其决策是否会被视为顺从政治要求。若所选政策与政治权威偏好过于一致，可能削弱公众对其独立性的信任，进而抬高通胀预期；相反，若偏离政治偏好，则可能增强独立形象，降低通胀预期。但此举亦伴随代价：央行可能需偏离其在理性预期框架下的最优政策，造成短期经济表现受损。

因此，本文研究在政府施压背景下，中央银行应如何制定最优货币政策。研究结果表明，当公众更倾向于认为央行受政府控制时，央行面临的损失将显著加大。为了降低这种因信任缺失带来的“声誉成本”，央行会调整其政策行为，以主动彰显其独立性。特别是在遭遇生产率冲击时，央行往往会采取更为激进的利率决策，力度甚至超过其在完全不受政治干扰情形下的最优选择。这种“政策偏离”行为可视为一种声誉投资：即使短期内通胀和产出波动加剧，央行仍愿意通过激进行为换取公众对其独立性的信任，从而在中长期改善预期环境。

此外，央行偏离常规政策路径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公众识别独立央行与受控央行的能力；二是其初始信念中央行独立性的概率。公众越倾向于认为央行受制于政府，央行就越有必要通过更加显著的政策差异化，向市场发出“自主决策”的信号，以重建独立性声誉。

本文分析基于两个关键前提：其一，央行无法通过口头声明令公众确信其独立性，因为此类表达容易被视为“廉价信号”；其二，央行必须依靠具体的政策行为来影响公众信念。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包括，即使美联储公开表示“不考虑政治因素”，在特朗普发布批评其政策的推文后，公众的通胀预期依然显著上升。此外，模型的扩展部分也显示，即便是实际受控的央行同样希望公众相信其独立性，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单靠公开声明所能建立的信任效果。

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研究，既涵盖理论层面的规范分析，也包括对不同国家实证数据的系统评估。从理论上看，中央银行独立性被认为有助于避免货币政策受到政府短期政治目标的干扰，进而实现通胀控制、宏观稳定以及政策可信度提升。一方面，独立性可阻止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融资或配合政治周期操作；另一方面，央行若能排除政治影响，更容易克服货币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保持政策前后一致。

在实证研究中，衡量央行独立性的方式主要有三类：一是根据法律条文分析央行是否拥有自主设定利率和免于政治任免的权力；二是从央行高层更替频率等指标出发，评估其在实际操作中的独立性；三是基于实际政治干预情况，观察政府是否通过公开表态或施压影响央行决策。研究普遍发现，法律意义上的央行独立性与通胀水平、通胀波动呈负相关，但这种关系在考虑发展中经济体、延伸至近年数据，或采用操作性指标后，结果则更具不确定性。此外，政治干预往往与通胀预期上升相伴出现，而较高的央行独立性有助于抑制政治经济周期，维护货币政策的长期稳定性。

过去几十年，许多国家主动提升了中央银行的法定独立性，作为货币政策制度现代化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央行独立性被削弱的担忧。政界对央行行为的公开批评、政策目标的争议，以及非常规政策工具的使用，都可能引发公众对央行独立性的怀疑。这种信任波动本身就可能影响央行的政策效果，构成央行必须面对的新型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期研究开始关注央行如何通过政策行为影响公众对其独立性的信念，并将这一信念纳入货币政策设计过程。本文正是延续这一研究方向，提出以公众信念为核心的动态框架，探索中央银行在面临政治干预可能性时如何最优设定利率政策。

本文构建的模型基于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包含家庭、企业、中央银行和政府四类主体，核心目标是刻画在央行独立性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境下，货币政策如何内生地影响公众信念与宏观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模型的一个关键出发点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目标函数上的偏好存在系统性差异。政府更重视产出缺口，即希望通过政策刺激经济活动，而中央银行则更注重通胀稳定，倾向于抑制通胀偏离。这种偏好差异意味着，即使面对同样的经济冲击，政府和独立央行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应对策略。然而，家庭并不能直接观察到中央银行的真实“类型”——即其是否真正独立于政府。他们只能通过央行实际做出的利率决策，结合对独立型与从属型央行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可能采取的行为预期，来推断央行的独立性程度。换言之，家庭对央行是否独立持有一个主观概率信念，并在每期观察到央行利率选择后使用贝叶斯规则进行更新。

在这个基础上，模型引入一个核心互动机制：央行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不仅考虑通胀与产出的现实变动（即传统意义下的政策目标），还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如何被公众“解读”，并影响其对央行独立性的判断。这种预期反馈机制使得央行的政策选择变成一个动态博弈问题：既要控制宏观波动，又要管理公众信念。例如，若央行选择的政策路径与政府的偏好过于接近，公众可能会推断央行缺乏独立性，导致未来的通胀预期上升，反而使央行陷入更不利的政策环境。为避免这种信任恶化，央行可能会选择故意偏离政府偏好所对应的利率决策，采取更“激进”甚至更痛苦的政策路径，以向公众传递其独立性的信号。虽然这类行为在短期内可能带来更大的产出损失或通胀波动，但从长期来看，公众更新后的信念将使央行的未来政策空间更大，宏观稳定性更强。

模型在技术实现上，采用离散状态空间进行数值求解，通过数值迭代求得在不同状态（例如生产率冲击与公众信念水平）下，独立央行与被俘获央行分别最优的政策函数。家庭则观察每期的利率，并将其与预期的政策规则进行比较，从而形成对央行独立性的新一轮判断。这个系统最终形成一个内生反馈机制：政策路径影响公众信念，信念反过来改变宏观预期，进一步影响下一期的政策选择。这一建模框架揭示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逻辑：在央行独立性存疑的环境下，最优货币政策不仅是对现实经济状态的反应，也是一种对公众信念的战略性引导。中央银行通过短期的“牺牲”换取长期的声誉资本，从而提高其在未来制定政策时的可信度与有效性。这一动态权衡超越了传统的通胀-产出目标，体现了现代货币政策中“声誉管理”与“预期调控”的核心角色。

模型结果显示，当公众对中央银行独立性存在不确定性时，这种信念结构对货币政策路径与经济运行机制带来的系统性影响。

首先，模型揭示出一个核心现象：公众对央行是否独立的信念本身就具有经济含义。当公众认为央行更可能是独立的，即其信念中“独立性概率”较高时，央行面临的政策成本较低，其宏观表现也更稳定。相反，当公众认为央行可能受政府控制时，即独立性信念较弱时，即使央行事实上是独立的，其政策效果也会因预期管理受限而恶化。这种“信任溢价”在央行损失函数中体现为更大的波动损失。

其次，央行在此模型中的政策行为体现出明显的“声誉导向性”。在面临生产率冲击时，即便传统意义上的最优政策是温和调整利率，但当公众对其独立性信心不足时，央行反而会选择更激进的政策路径。例如，当生产率下降带来通胀压力时，央行可能会比常规更大幅度地加息，哪怕这会带来更大的产出损失。此举的目的是向公众发出“我不是在顺从政府”的信号，从而强化其独立性形象。这种策略性偏离实际是一种牺牲短期经济稳定以换取长期信誉的行为。

模型还进一步发现，政策偏离的幅度取决于两个关键变量：一是公众对央行行为的识别能力，即他们有多大把握通过利率变化来判断央行类型；二是当前公众对央行独立性的主观信念水平。如果公众本就极度怀疑央行独立性，央行就必须做出更大幅度的偏离来扭转这种看法；相反，如果公众已基本信任央行独立性，央行就无需采取极端政策，也可保持声誉稳定。此外，模型模拟了一个“突发信任冲击”的情景：在公众对央行独立性信心较高的状态下，若突然遭遇政府公开施压（如总统要求降息），则公众信念可能快速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经济基本面未变，央行仍需通过更强硬的利率反应来“反驳”政府意图，从而稳定信念。这一设定贴近现实中美联储在遭遇总统公开评论后的政策选择困境。

总体而言，在一个公众需要“学习”央行属性的世界里，货币政策不再是对经济变量的直接反应，更是一种策略性预期管理工具。央行既要调控通胀与产出，也要通过政策行为影响公众对其动机的判断。这种双重任务构成了现代货币政策制定中的一项核心挑战：如何在保持宏观稳定的同时，不断维护和积累公众对其独立性与可信度的信任资本。

本文研究了在公众不确定中央银行是否真正独立的背景下，最优货币政策的制定逻辑。通过构建一个动态学习模型，文章刻画了央行如何在面对政治压力时，利用其利率决策不仅应对宏观经济冲击，同时还主动影响公众对其独立性的信念。核心发现表明：当公众怀疑央行独立性时，即便央行事实上是自主的，其政策效果也会因预期变化而受损。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央行有动机选择更激进、甚至短期代价更高的政策路径，以向公众展示其独立性。这种行为是一种“声誉投资”策略：央行通过牺牲短期产出或通胀稳定，换取公众对其政策动机的信任，从而在未来获得更有利的预期环境和更有效的政策传导机制。

此外，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动态的央行独立性度量方法——即公众对央行正在追求自身目标而非政治目标的主观概率。这种基于信念的度量不仅反映了公众对央行行为的认知，也决定了货币政策在现实中的约束条件。模型进一步说明，央行在面对外部干预风险时，最优策略不再是单纯追求经济变量的最小化波动，而是同时考虑其行为在信号传递、信念更新中的长期效应。

最后，文章强调，央行不能仅靠公开声明或透明沟通来建立独立性声誉，因为即便是受政治控制的央行也会试图模仿独立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信的政策信号必须通过“有代价的行为”体现，而非“无成本的语言表达”。这对现实中央行的沟通策略、制度设计与政治任命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理解现代货币政策如何在声誉、信任与干预之间取得平衡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