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经营状况与流动性问题是银行贷款风险的来源。本文以产业链上企业间的金融风险传
染与流动性协调为切入点构建理论模型，阐明在面对非预期冲击时，实体企业间如何通过商业信用实现流
动性分配和协调，进而影响银行贷款损失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商业信
用情况与贷款违约的关系做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网络的存在为银行贷款提供了风险缓冲，并且
企业能够通过商业信用的展期或融资获取流动性减少自身的银行贷款违约。额外获取商业信用能力更强且
商业信用网络中心度更高的企业在财务困境下的银行贷款违约金额较小。商业信用对银行贷款损失的缓冲
效应在财务困境更严重、商业信用网络中心度更高、规模更大、产业链上地位更高的企业中更突出。本文
丰富和拓展了商业信用对金融风险影响的研究，为更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政策启示。 查看全部...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求。通
过实证检验，系统分析了制造业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工业
机器人的应用有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销售收入和股票市值。异质性分析
表明，该效应在大型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通过借助 BERT
大语言模型构建企业层面“效率改善水平”与“产品创新水平”两类指标，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
产品创新和效率改善两种机制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这两种机制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当企
业产品创新水平较高时，工业机器人应用更有助于推动效率提升；而在企业效率显著改善的前提下，
其对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更加显著。为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我国需要加强工业机器人的
推广应用，特别是加强工业机器人对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大力度培育工业机器人
赋能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能力，并进一步提升企业效率水平。 查看全部...

绿色公募基金是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然而目前其环境效应尚
未得到充分证实。基于 2010—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重点考察了绿色公募基金对上市
公司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公募基金的持股行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碳排放量
来改善环境绩效，但是无法显著影响企业碳排放强度。克服内生性问题并排除竞争性假设后，研究结
论依然稳健。与其他绿色金融工具相比，绿色公募基金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可以通过绿色创新和融
资约束的一般作用机制，以及股东积极主义和退出威胁的特殊作用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发
现，绿色公募基金的积极影响在民营企业、小企业和年轻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研究成果丰富了
对绿色产业的市场激励约束机制研究，为我国转型金融实践中推动绿色公募基金的设立与投资提供了
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查看全部...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地缘经济风险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新闻文本大数据，构建了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旨在量化中国官方视角下地缘经济风险程度及其动态演变。研究发现，中国的地缘经济风险在过去四十余年中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本文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聚焦于由国际关系驱动、通过经济手段表现出的对抗与摩擦，能够准确、更具针对性地衡量中国所面临的地缘经济风险。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地缘经济风险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金融市场表现和对外经济活动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些发现为理解和预测地缘经济风险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证据，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评估风险、制定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查看全部...

本文基于2001至2019年5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实证研究贸易协定深度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发行国与他国间贸易协定的深化显著提升了该国货币在合作伙伴国的使用程度，加速了货币国际化进程。主要原因是，经贸合作网络的拓展和深化直接增加了货币需求和货币使用范围，并通过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间接提高了市场参与者对该货币的信心。以此为背景，中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化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提供了重要契机。 查看全部...

本文以中国设立金融法院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研究金融审判专业化司法改革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法院设立以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减少。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审判专业化通过更好地保障金融契约履行，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公司融资约束，进而激励公司减少其现金持有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对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相对最高的制造业、市场竞争程度较高、市值较小、市盈率较低以及营业总收入较低的公司具有显著效应，进一步印证了机制分析的结论。本文从中国法治体系的经济后果视角展开研究，为实现更高水平法治国家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查看全部...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治理存在多重赤字：“缓债倡议”和“共同框架”未能实质性整合国际债权人，债务国参与热情低；债务重组迁延日久；债务国国内政治动荡持续发酵。治理赤字背后的原因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弊端驱使债券持有人向发展中国家，甚至低收入国家，过度借债；债权结构与治理话语权分布不匹配；多边治理机制被“地缘政治化”甚至“武器化”。当前，中国可考虑通过明确偿债规则、加大逆周期借债力度、推行人民币计价债务重组等方式，化解海外债务风险并提升国际影响力。未来，中国可通过强化亚投行的中国特色，构建独立、专业、平等的主权债务治理平台，在借债时保持审慎以及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等方式规避长期债务风险。 查看全部...

本文将金融开放因素引入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并基于该模型考察了金融开放和货币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模型分析显示：随着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同时更多的本国金融机构“走出去”，这将增加企业的外部融资来源并提高金融业的竞争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下降、出口规模上升；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改善了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这使得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在获取外部融资方面更具竞争优势；货币政策通过改变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融资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出口规模。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表明，金融开放度的提高确实能促进企业出口规模的增长，且该效应随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上升而逐渐增强。机制分析显示，金融开放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推动企业出口规模增长，且该机制在生产率更高或外部融资依赖更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同时，对于那些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而言，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对其出口规模产生更为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理解金融开放条件下的企业出口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相应的实证基础，并为优化金融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调控（特别是旨在稳定出口的货币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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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厘清数字化赋能商业银行功能转型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对于准确把握并推动不同类型银行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银行庞动性创造和风险承担的功能视角，通过手动整理、叉本挖掘等方式收集海量微观数据，构建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银行功能的影响及其可能存在的“马太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外部数字化与内部数字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银行庞动性创造并降低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银行经营效率、降低银行运营成本影响银行庞动性创造和风险承担水平。数字化转型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和风险承担的赋能效果在不同规模银行中存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数字化转型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和风险承担两大核心功能的赋能作用在大型银行当中更为显著，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两极分化。分维度看，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技术对银行庞动性创造功能的影响在不同规模银行中均存在显著的“马太效应”；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数字化组织在不同规模银行中存在显著的“马太效应”。外部数字化对银行内部数字化存在一定的”技术应出效应”。外部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增强银行自身数字化转型对庞动性创造的赋能效应，但是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为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深化对不同规模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的规律性认识、科学合理推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查看全部...

本文基于五个较为经典的DSGE模型，从不同国家、不同模型、不同先验设置、不同估计方法、不同观察变量、不同估计区间和不同数据集七个角度，系统考察了主流DSGE模型框架下的参数估计问题，特别是对采用中国数据的分析结果进行了重点分析、比较和总结。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在单一模型下，部分参数在中美经济环境下给出了相对一致的估计结果，但在多个模型下，大部分参数在中美经济环境下并未给出一致的估计结果，这说明DSGE模型参数的决定不仅取决于实际数据的差异，而且具有很强的“模型依赖”性质，因此，不宜简单地将不同模型下的参数估计结果混合使用，特别是对完全基于校准的DSGE模型；（2）不同的先验分布会显著影响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特别是随着先验分布发散程度的上升，大部分参数的估计结果会出现明显变化且伴随着模型对数边际似然的显著改善，这说明适用于外国经济的先验分布并不一定适用于本国，实践中应考虑通过适当调节先验分布的设置或使用非信息性的先验分布来避免先验分布的误设，尤其是在模型出现无法估计或估计困难问题时；（3）不同的估计方法同样会显著影响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尽管广义矩估计和极大似然估计在理论上可以克服先验分布的不同选择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但二者在复杂模型下容易陷入不可信的角点解，而贝叶斯环境下的DSGE-VAR方法则有助于改善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4）当观察变量的数量不足时，选择不同的观察变量或增加新的观察变量都会明显影响大部分参数的估计结果，而当观察变量的数量足够多时，选择不同的观察变量或增减不同的观察变量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相对有限，但由于通常很难判断选择哪些观察变量可以提供充分的信息，因此在实践中应考虑结合其他统计识别手段或结合研究者的现实经验予以综合判断；（5）DSGE模型的参数估计在不同的样本时段可能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比如本文的分析显示，2008年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200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表现出了更高的消费惯性、更小的消费需求跨期替代弹性以及更高的投资调整成本，而200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则表现出了更低的消费惯性、更大的消费需求跨期替代弹性以及更低的投资调整成本，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为模型设定、参数设置和估计方法等都有明确启示；（6）在参数估计过程中，使用估算的数据作为观察变量时需要额外慎重，因为不同估算方法所带来的不同数据特征会影响到一部分参数的估计结果，而良好的DSGE模型估计离不开高质量的数据支持，因此，在实践中，如何选择和运用估算的数据乃是一个需要研究者同时借助理论和经验加以综合判断的问题。本文的分析不仅为中国DSGE建模中的参数估计提供了诸多原则性的归纳和建议，而且为不同条件下的参数估计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这为后续基于中国经济的DSGE模型研发和分析提供了涵盖模型设定、参数设置、估计方法、模型评估和结果优化等方面的具体启示。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