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五个较为经典的DSGE模型，从不同国家、不同模型、不同先验设置、不同估计方法、不同观察变量、不同估计区间和不同数据集七个角度，系统考察了主流DSGE模型框架下的参数估计问题，特别是对采用中国数据的分析结果进行了重点分析、比较和总结。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在单一模型下，部分参数在中美经济环境下给出了相对一致的估计结果，但在多个模型下，大部分参数在中美经济环境下并未给出一致的估计结果，这说明DSGE模型参数的决定不仅取决于实际数据的差异，而且具有很强的“模型依赖”性质，因此，不宜简单地将不同模型下的参数估计结果混合使用，特别是对完全基于校准的DSGE模型；（2）不同的先验分布会显著影响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特别是随着先验分布发散程度的上升，大部分参数的估计结果会出现明显变化且伴随着模型对数边际似然的显著改善，这说明适用于外国经济的先验分布并不一定适用于本国，实践中应考虑通过适当调节先验分布的设置或使用非信息性的先验分布来避免先验分布的误设，尤其是在模型出现无法估计或估计困难问题时；（3）不同的估计方法同样会显著影响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尽管广义矩估计和极大似然估计在理论上可以克服先验分布的不同选择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但二者在复杂模型下容易陷入不可信的角点解，而贝叶斯环境下的DSGE-VAR方法则有助于改善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4）当观察变量的数量不足时，选择不同的观察变量或增加新的观察变量都会明显影响大部分参数的估计结果，而当观察变量的数量足够多时，选择不同的观察变量或增减不同的观察变量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相对有限，但由于通常很难判断选择哪些观察变量可以提供充分的信息，因此在实践中应考虑结合其他统计识别手段或结合研究者的现实经验予以综合判断；（5）DSGE模型的参数估计在不同的样本时段可能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比如本文的分析显示，2008年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200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表现出了更高的消费惯性、更小的消费需求跨期替代弹性以及更高的投资调整成本，而200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则表现出了更低的消费惯性、更大的消费需求跨期替代弹性以及更低的投资调整成本，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为模型设定、参数设置和估计方法等都有明确启示；（6）在参数估计过程中，使用估算的数据作为观察变量时需要额外慎重，因为不同估算方法所带来的不同数据特征会影响到一部分参数的估计结果，而良好的DSGE模型估计离不开高质量的数据支持，因此，在实践中，如何选择和运用估算的数据乃是一个需要研究者同时借助理论和经验加以综合判断的问题。本文的分析不仅为中国DSGE建模中的参数估计提供了诸多原则性的归纳和建议，而且为不同条件下的参数估计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这为后续基于中国经济的DSGE模型研发和分析提供了涵盖模型设定、参数设置、估计方法、模型评估和结果优化等方面的具体启示。 查看全部...

当前，随着央行数字货币兴起和发展，其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影响引发关注。货币国际化受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长期滞后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慢变量”。目前来看，货币数字化并不必然带来国际化，数字化不等于国际化。然而，在数字化时代，货币国际化一定需要数字化。央行数字货币有望给货币国际化带来至少以下三方面的边际改进：一是央行数字货币能够改进现行跨境支付方式，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及规避制裁等方式推动跨境支付体系变革；二是央行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技术不仅能够拓展跨境支付场景，而且能通过预设触发条件缓解跨境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风险，提升各国对央行数字货币国际接受度；三是央行数字货币在便利性与匿名性方面相对更具优势，这有助于实现数字化时代隐私保护和支付效率的平衡，增加公众对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 查看全部...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应对世纪变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本文基于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数据与实地调研，系统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动能强劲，其中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是“基本盘”，金融机构是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主力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既迎来了大湾区建设、人民币低利率、与数字货币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压力、地缘政治冲突的增加的多重挑战。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本文建议在大宗商品计价结算方面取得突破，多渠道拓展人民币的使用场景，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继续强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提升金融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 查看全部...

随着金融科技迅速发展，可充分挖掘并发挥互联网理财推动居民消费增长、扩大内需 方面作用。本文基于经典财富效应理论，从支付宝平台随机抽取约 3 万个活跃用户的理财行为数 据，实证分析互联网理财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互联网理财投资收益能够有效促进居 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财富效应，且此效应在电商消费层面更为显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CHFS)的交叉验证结果表明，该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②中介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理财主要 通过优化收入结构来促进居民消费；③互联网理财的财富效应并不存在明显的下沉效应；④互联网理财能够提高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在电商消费中的占比，显著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本文为 进一步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查看全部...

本文使用了2010年7月至2022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G20）的汇率数据和全球风险指标数据，构建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人民币的避险属性，并检验了影响人民币避险属性的决定性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在全球风险指数急剧上升的时期，人民币对英镑、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指数、除美元外的G20货币指数都呈现出了显著的避险属性。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国家风险水平、金融开放程度、债券市场流动性和跨境资本套利是影响人民币避险属性的关键因素。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推动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稳定适度的外汇储备，丰富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审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加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力将有利于巩固和提升人民币的避险属性。 查看全部...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金融开放、技术进步与出口复杂度之间的内在机理，发现金融开放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出口复杂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124个国家（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开放确实能促进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是金融开放提升出口复杂度的重要中介变量。基于工具变量的回归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此外，分国家类型的讨论显示，金融开放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表现最为明显，这说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通过推动金融开放来促进技术进步和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是一项值得重视的政策措施。 查看全部...

加快提高金融体系的功能性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是当前政策关注的焦点，这背后亟待厘清的问题是，金融发展是否会改善公共服务，以及如何改善公共服务。本文梳理分析了金融发展促进公共服务的理论机制，基于2009—2021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与IV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公共服务供给的促进作用，以及这一促进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同程度政府干预下的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公共服务供给，金融服务具有显筑的功能性和社会性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稳定、服务业占比越高的地区，金融发展对公共服务的促进作用越大；而政府规模越大和干预程度越高，对金融发展促进公共服务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这一抑制作用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深化和拓展了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功能理论的研究范围，也为我国协同提高金融体系功能性和公共服务市场化程度提供了理论支撑。 查看全部...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阶段，需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ESG 有助于识别企业活动的外部性，提高要素流转的有序性与资源配置的效率，在缓解市场失灵中发挥重要作用，且提供了精准施政的工具，助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但现实中存在评价体系对企业外部性测度不准与企业 ESG 实践成本较高等问题，ESG 促进资源高效配置的功能受限。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成本内化的 ESG评价体系，旨在为企业、投资者和政府部门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工具，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查看全部...

当下，我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并且金融业整体呈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此背景下仍有两大问题尚待回答：一是金融强国有哪些共同特征，二是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通过与美英日德等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金融强国具有三大共同特征: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大的金融国际影响力和强大的核心金融要素。 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巨大的经济体量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础，但是金融市场的结构不 完善，金融国际影响力不足等问题依然显著。从构建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看，我国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功能、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金融监管的效能以及金融人才的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要实现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不仅要从共同特征中吸取国际经验，还要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从而克服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金融危机频发等固有矛盾。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将是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的有效实践路径。 查看全部...

本文基于全球95个经济体1990-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经济开放、金融开放对双支柱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主效应的角度，双支柱政策确实能够在产出稳定、物价稳定、信贷稳定和资产价格稳定上发挥逆周期的调控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共同稳定；但从调节效应的角度，随着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双支柱政策的调控效应在不同条件下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中低程度的开放水平下，双支柱政策通过适度的力度搭配就能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共同稳定；而在较高的开放水平上，宏观审慎政策由于面临较强的负向调节效应，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的上升，宏观审慎政策可能需要相对更大的实施力度来实现金融稳定。本文的分析结论不仅为理解双支柱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调控效应及其政策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经验证据，同时启示我们：双支柱政策的实施力度和组合模式的选择需要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开放程度予以结合考虑。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