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历史追问——以“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为例

美国东部时间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声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提高美国的竞争优势、保护美国主权，并加强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签署两项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其中，拟对中国加收34%关税，此举引发剧烈的市场反应，并招致多方反对。4月7日，在“对等关税”的影响下，全球股市震荡，亚太和欧美股市集体崩盘、大宗商品与加密货币市场同步暴跌，这一天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黑色星期一”。美东时间4月7日，美方威胁进一步对华加征50%关税，同时，特朗普表示不会暂停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声称强行执行关税政策和进行谈判两件事并不矛盾。有分析人士称，美国所谓的“对等关税”以美国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公利之上，是典型的关税霸凌行为，不仅无益于解决美贸易逆差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等自身问题，还将严重破坏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历史经验已经证实：美国发动的关税战无异于饮鸩止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是20世纪最具争议的经济政策之一，1930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对两万多种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此法案虽以“保护本土产业”、“缓解失业压力”为名，结果却适得其反，引发全球40余国的报复性贸易壁垒，如加拿大对16种美国商品加征30%关税，占美国对加出口的30%；法国禁止美国商品进口，英国放弃自由贸易传统，对非英联邦国家加税10%；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亦提高针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导致全球贸易额在1929-1934年间缩水66%，美国失业率从1930年的8.7%升至1933年的24.9%。这种以“美国为先”的单边主义策略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大萧条，破坏了全球的经济稳定，在某种程度上亦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当前，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在保护主义倾向上何其相似，历史上美国自身的关税政策运用已然昭示着“对等关税”的最终结局。

从目标导向上看，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旨在保护美国主权、加强美国经济安全，通过关税政策保护本国产业、缓解就业压力，但从胡佛签署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看，其政策效果背道而驰。实际上，对外贸易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对外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特点是单边行动日趋严重，从消极被动保护转向主动强制性保护，依据贸易法案对不符合美国要求的国家和地区实施单方面的贸易制裁，且报复手段不再局限于以关税为武器，而更多地采用范围广泛、复杂多样的非关税限制措施。已有研究表明，随着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WTO DSB）信心的下降，各国可能正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行动（尤其是通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来应对贸易政策争端。

历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与其政策预期“南辕北辙”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实施源于美国大萧条前夕的困境：农业领域，农产品价格暴跌致使农民背负高额债务，农业危机与农民贫困加剧；工业领域，1920年美国工业高速发展但工人工资增长滞后，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国内消费能力无法消化过剩产能，工业产能过剩与失业问题频发……1929年的股市崩盘促使美国征收了范围更广的关税。经济危机暴发后，美国前总统胡佛迫于政治压力签署法案，认为关税能“保护就业、缓解危机”，并于1930年6月16日签署法案，当“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签署成为法律时，大萧条刚刚开始，美国有430万人失业，到1932年，美国的失业率几乎达到24%，这个数字是1200万。5000多家银行倒闭，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住在被称为“胡佛村”的棚户区。关税实行后，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工业国家以各自的关税和特殊的双边贸易协定作为报复，其结果是保护主义蔓延，这一政策和其他政策导致了国际贸易的急剧下降。由此可见，该法案的实施非但没有起到“保护就业、缓解危机”的效果，反而导致灾难性的贸易战，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办公室的数据，美国从欧洲的进口额从1929年的高点13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仅3.9亿美元，而美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也从1929年的23.41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7.84亿美元。总体而言，1929年至1934年间，世界贸易下降了66%。

现实：特朗普“对等关税”看似“理性”实则矛盾重重

特朗普政府在发布的政策说明中，声称关税措施是为了确保“公平贸易、保护美国工人并减少贸易逆差”。然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否达到其所谓的“理性”预期？可以结合特朗普前期的关税政策予以回应：

一是预期减少贸易逆差，结果加征关税导致逆差扩大。特朗普在首个美国总统任期内，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及欧盟等挑起关税争端，美国贸易逆差非但没有逆转，甚至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2月5日，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商品进口总额达到新高3.3万亿美元，商品出口总额接近2.1万亿美元，贸易逆差达到破纪录的1.21万亿美元，增长了14%。二是预期保护国内产业，结果导致产业链成本转嫁。特朗普关税政策旨在通过抬高进口商品价格，保护钢铁、铝等战略产业，重振制造业就业。但事实上却导致下游产业受损、就业增长受限，部分企业外迁规避关税。三是预期重构国际规则，结果导致多边体系加速瓦解。特朗普政府预期以关税为筹码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主导的“对等”贸易规则，重塑WTO框架，结果致使WTO权威受损，各国加速签署区域性贸易协定，致使美国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不升反降，而由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式“对等规则”形成制度竞争。

对等关税固然能在短期内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正面影响，但在政策推动下部分行业的短暂增长，是以其他行业、生产环节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高筑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虽然使进口竞争行业的企业和制造业工人获得更高回报，但是供应链成本人为增加后，下游企业将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而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美国国内高技术企业也将因为出口限制等贸易保护政策被迫承担由此带来的销售市场萎缩、出口锐减和收入下降。此外，像美国这样的主导型经济体在贸易政策上的调整及新推行的贸易改革，往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溢出效应。贸易政策的不明确性会给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政策可预见性的缺失会导致投资决策的延迟。保护主义行径将会遭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反制，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是因为，经过长期发展美国的产业链布局早已“深度全球化”，经贸摩擦何时结束的不确定性将削弱企业生产和投资的信心，进而影响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贸易保护将使得国内高附加值企业转移生产活动、规避出口管制的动机不断增强，美国的贸易伙伴以及潜在投资者也会出于躲避风险的目的缩减对美贸易和投资规模。

需要指出的是，在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美股两天内蒸发5.4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征收的反制措施更是加剧了经济衰退的悲观情绪。4月4日，摩根大通大幅下调了对美国经济的预测，称目前预计2025 年四季度美国经济产出将环比下降0.3%，而之前预计的增长率为1.3%。花旗集团同样将美国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从之前的0.6%下调至0.1%。由此可见，特朗普关税政策能否“确保公平贸易、保护美国工人并减少贸易逆差”？其答案一目了然。当前，保护主义的普遍抬头，叠加“制造业回流”的生产布局调整、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占比等政策干预，正使全球生产碎片化格局面临重大挑战。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任何贸易壁垒或贸易限制都会扭曲市场价格，影响国际分工，减少各国的福利。因为任何保护贸易的措施都会扭曲市场价格，导致本国市场价格升高，或者劣币驱逐良币，使生产者短期获利，但对消费者造成长期损失。贸易壁垒能否有效地遏制对手是存在诸多条件的。其间，由于预期的变化，短期贸易壁垒可能会起到一定的遏制对手的效果，但是对于长期的均衡解的影响效果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有研究表明，贸易保护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成为限制对手的武器，但同时也会加速贸易转移，增加被制裁国与第三国的贸易往来，提高其创新水平。如此，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贸易保护限制对手的目的和效果。

历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颁布致使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体“两败俱伤”

前文提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1930年）是美国在大萧条初期通过的高关税政策，旨在通过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平均税率近60%）保护国内产业，缓解经济危机。虽然该法案的提出并非直接限制竞争对手，但其核心逻辑是通过限制外国商品竞争力，扶持本土企业。结果贸易伙伴国（如加拿大、英法德等）迅速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导致美国出口暴跌，最终损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经济体，换言之，斯穆特—霍利法案在短期内通过关税壁垒限制了外国竞争对手，但其引发的贸易战和全球经济衰退最终使美国及其竞争对手“双输”，法案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报复，导致全球贸易壁垒急剧升高，形成恶性循环。

现实：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未能限制竞争对手却反害其身

建国以来，美国的贸易政策受制于国际经济地位变化和国内各方利益博弈而呈现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不断摇摆的典型特征，但保护主义始终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美国经济崛起的便利工具之一。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贯彻重商主义逻辑，聚焦关税保护，呈现单边化、碎片化特征，其对等关税政策在短期内或可通过提高进口壁垒对部分竞争对手形成限制，但长期来看，其引发的贸易摩擦、供应链成本上升及国际关系恶化导致多方受损，甚至反噬美国经济。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关税政策虽以“对等贸易”为名试图压制竞争对手，但其实际效果呈现显著的策略悖论：短期关税壁垒虽迫使部分中国商品退出美国市场，却触发主要贸易伙伴的系统性反制（如中国加征农产品关税、欧盟实施报复性清单），导致美国出口受阻与全球供应链成本激增；同时，关税负担通过产业链转嫁至美国企业与消费者，推升通胀并抑制国内投资，而竞争对手则通过市场多元化（如中国拓展东盟与欧盟贸易）与技术自主化（加速半导体产业国产替代）进一步稀释对美依赖。最终，这一政策非但未能实现“限制竞争对手”的战略目标，反而以负和博弈形式加剧了全球贸易战螺旋，使美国在经济成本、政治资本与技术竞争三重维度遭遇反噬，印证了单边保护主义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内生性失效。

反观当下，自特朗普4月2日签署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并宣布新关税政策以来，多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当地时间4月4日，法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南非和玻利维亚等国均表示，美国此举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并采取相应措施应对。根据摩根大通分析报告，欧盟是“受到美国‘对等关税’影响最大的市场之一”。目前欧洲各国和欧盟机构已开始着手准备实施“软硬两手”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4月9日，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表决通过了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25%关税的反制措施，以报复特朗普政府3月12日宣布的对欧盟征收钢铁和铝的关税，该反制措施涉及的商品价值约为210亿欧元。4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强调“近年来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干扰中美正常经贸合作。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方对超过5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持续出台对华遏制打压政策。中方不得不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基于美方升级对华关税的做法，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公告，自2025年4月10日12时01分起，调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25年第4号）规定的加征关税税率，由34%提高至84%。从各方表现来看，特朗普关税政策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近年来，在逆全球化蔓延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已成为美国政府持续推行的重要经济政策。在采取关税及出口限制措施遏制他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为新兴行业贴上保护主义标签的同时，特朗普依循惯例积极推动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从而使保护主义政策更具合理性和约束力。实际上，美国发动关税战的本质是以单边主义经济胁迫重构全球化规则，试图将“美国优先”的霸权逻辑嵌入国际秩序。通过绕开WTO多边框架、肆意加征惩罚性关税，美国将自身利益诉求凌驾于自由贸易原则之上，迫使贸易伙伴接受非对称规则重塑——既削弱国际组织权威以规避规则约束，又利用市场霸权将关税武器化为产业链控制工具。此举不仅通过长臂管辖强化对全球经济治理权的垄断，更以“国家安全”泛化制造规则例外权，最终服务于巩固其技术、金融与地缘政治霸权，却以破坏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与多边合作根基为代价。概言之，美国政府倾向将基于跨国组织的世界秩序重新调整为建立在强权之上。

历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中单边主义的“双重悖论”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初衷是狭隘的国内保护主义，虽未明确提出将“美国利益”凌驾于世界规则之上，但其本质上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转折点，也深刻揭示了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经济中的破坏性，由此，《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被称作“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它通过连锁反应加剧了大萧条、削弱了国际合作，在客观上破坏了脆弱的国际合作框架，并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重建提供了反面教材，1931年11月,英国实施《非常进口税法》（Abnormal Importation Act），对于一些特定商品征收歧视性的高关税。1932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新的进口税法案,规定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从价税，同时还与其领地、自治殖民地间实行互惠关税，即所谓的帝国特惠制，从而构成对其他国家货物的歧视。两大经济强国率先强化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他国家随即跟进。国际贸易体系陷入“无规则状态”，多边互信崩溃。这便导致法案中单边主义的“双重悖论”：一是短期内未能实现“美国优先”的利益目标，反而导致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二是长期来看破坏了国际合作的根基，使美国利益凌驾于世界规则之上更无从谈起。

现实：特朗普对等关税非但不能实现“美国优先”反而导致“去美国”的全球化

改革全球贸易体系、使美国产业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处于更公平的竞争地位，这一诉求是特朗普总统数十年来的一贯主张。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最终目标并不只是减少逆差或本土就业回流，而是通过“关税胁迫”推动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构与美国的贸易安排，削弱多边组织的影响力，强化美国的战略主导权。未来数月中，被加征高税的国家或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制措施，而全球供应链也将进入高度不稳定的调整期。各国政府、企业和区域机制的应对策略，将成为影响未来全球贸易格局演化的关键变量。有分析人士称，“特朗普政府征收‘对等关税’的理由看似是‘追求公平’，实质上是向自己的部分支持者兑现诺言。这些支持者认为自己被现行国际秩序忽视或边缘化，认为全世界在剥削美国，认为发展中国家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杠杆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调整，同时，通过抬高贸易对象的进口成本，在美国国内实现制造业回流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相比，即使美国再度大范围加征关税，包括对华加征高额关税，世界贸易体系也不大可能回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施《斯姆特-霍利法案》后各国各自为战、以邻为壑的状态。从上一轮贸易摩擦的历史和当下一些国家的反应来看，如果美国执意对主要贸易伙伴大范围加征关税，迫使各国转向区域化甚至“去全球化”联盟，美国反而有可能被隔离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出现“去美国”的“全球化”。无论是第一任期还是第二任期，特朗普始终都坚定不移地推行“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推动“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议程。因此，“特朗普2.0 版”具有很强的政策惯性。其肆无忌惮的单边主义行径可能会加速世界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的信任流失，并进一步加强中国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摆脱被美元和美国政府“绑架”的愿望。

概括而言，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以“美国优先”为名，试图通过单边加税重塑全球贸易规则、迫使产业链回流美国。然而，这一策略非但未能实现其宣称的“复兴本土产业”与“强化经济霸权”，反而因政策内生矛盾与全球化韧性的相互作用，加速全球产业链的“去美国化”进程，形成“自我孤立”与“权力稀释”的双重困境。这是因为，因为单边改变和重塑国际秩序是一种高成本、高风险的举措。特朗普政府不惜以伤害美国经济、践踏既有的多边国际机制等高成本的方式来破坏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短期内这个成本或许可以通过压迫其他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来弥补，但美国今后若要主导重建新的国际秩序，却需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这对美国的硬实力可能是一种长期消耗。同时，这种经济单边主义行为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

从历史经验来看，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具有很深的战略意图，表面上以保护经济安全的名义提高关税，实则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桥水基金（Bridgewater）创始人达里奥（Ray Dalio）4月13日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不断增长的美国债务正在促成新的单边世界秩序，担心全球货币体系将处于崩溃状态。有学者指出，特朗普提出对等贸易所强调的绝对对等，实际上是面对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谋求通过单方面施压等方式在短期内快速降低美国所面临的贸易壁垒，并且不是通过谈判和协商，而是具有很强指向性的对等税来强制实现绝对的和消极的对等。于中国而言，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世界经济要实现更快发展，就需要公平、开放、透明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市场。

从当前形势来看，由于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上周成为华尔街有记录以来波动最剧烈的交易周之一。其中，在4月9日，因特朗普宣布推迟90天执行部分新关税税率，市场大幅飙升，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三大单日涨幅。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上周股市出现反弹，但自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以来，标普500、纳斯达克综合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仍大幅下跌。4月11日，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4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50.8，大幅低于3月份的57.0，创下自2022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也是该调查自1952年启动以来的历史第二低纪录。调查显示，民众对失业的担忧已升至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前经济状况指数降至56.5，较3月份下降 11.4%。据悉，该报告发布后，股市转为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部分华尔街高管和经济学家预计美国可能会在明年陷入衰退。

特朗普对等关税的“180度转弯”凸显未来走向的高度不确定性。4月13日，美方豁免部分商品（包括智能手机、电脑、芯片等电子产品）“对等关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消费者面临的涨价压力。然而，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消费频道（CNBC）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随后改口称，此项豁免并非永久有效。由此可见，尽管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有所缓和，但未来市场表现仍可能基于关税政策的“摇摆不定”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基于历史经验与当前形势来看，预计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未来走向可能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小幅调整，实行结构性的“对等关税”。即在维持现有关税框架的基础上，对不同行业实行差异化“对等关税”的战略意图，“维持现状”、“稳住基本盘”旨在避免全球贸易战冲击经济基本盘，而差异化的“对等关税”策略则在于“期待谈判”，4月10日，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当前正在做的事是“重新摆好桌子”，期待达成对中美两国有利的协议。中国对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态度表现出坚定的立场与明确的反击，4月12日，中国对美加征关税税率调整至125%，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如果美方继续关税数字游戏，中方将不予理会”、“倘若美方执意继续实质性侵害中方利益，中方将坚决反制，奉陪到底”。基于此，在本轮“关税战”中美方会做出相应的让步。有研究表明，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有效缓解“囚徒困境”，尤其是在两国产品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化的情形下，鉴于产品差异化是驱动国际贸易的关键因素之一，可将其作为制定贸易政策时的重要考量变量。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的背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金融权力工具的耦合，本质上是金融资本对全球资源再分配的深层控制，通过货币霸权、定价权垄断与金融衍生工具实现的权力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