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

1、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与兴起背景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逻辑是支持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原则，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因此，该理论体系激烈反对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从广义的范畴来看，该理论体系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包括哲学、政治学，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冷战带来的外部压力，都对战后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思路出现了很大调整，很多政策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展开。新自由主义在战后20年几乎是被边缘化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国家经历了黄金时期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也是西方国家资本阶层与劳工阶层在国家框架内相互妥协、大致平衡的时期。这期间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在传统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中央计划经济之间似乎寻找到了一条中间路线：国家在政策目标上关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按照市场过程配置生产要素，但国家在必要时会对经济领域进行介入和干预，通过资本控制实施某种程度的金融抑制，市场进程和企业活动在某种程度实际上处于国家、社会的约束和监管当中。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干预更多体现在经济和产业引导，其中国家对重要经济部门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

总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西方国家的市场自由程度远低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是政府干预下的有限自由，其背后的逻辑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妥协与取舍。但是，凯恩斯框架下的政策逻辑从长期来看存在的问题是，持续的需求政策管理与过度福利支出导致效率损失和企业利润率下行，资本积累面临危机，也是导致滞胀的重要因素，而滞胀反过来又使得国家干预的代表凯恩斯主义政策面临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政府干预、各阶层关系在国家层面内生化的大环境下，西方资本阶层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开始面临劳工阶层越来越多的制约与挑战，这使得前者开始寻求在政治经济领域权力、地位的重建与加强。

2、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的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持续的滞胀局面，首先在美国，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将传统的凯恩斯式的货币政策决策规则进行彻底改变，货币政策不再是失业和通胀的取舍，而是大幅提高利率单边应对当时的高通胀，此时失业问题在美国货币政策中的重要性已经被边缘化，货币决策转向了货币主义的盯住通胀。随后，在英国，撒切尔当选首相后开始限制工会力量和开启国有经济私有化进程。在美国里根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支持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其导致的失业率高升直接打击了劳工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对美国工农业进行松绑，在国内外释放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反对金融抑制的理论和政策实践开始成为主流。这一系列的政策组合限制了劳工力量和社会福利，行业私有化、金融松绑对当时的生产效率提高具有积极作用。总的来看，贸易全球化、工业生产转移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拉动”，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市场依赖程度加深，此外减少金融抑制、资本项目开放不断提高使得全球各国经济金融周期趋同，系统性风险加大。事实上，资本项目开放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3、新自由主义下的收入分配与经济结构

微观失衡：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首先，由于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放松管制,开放和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在全球范围的自由配置，这使得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与新兴市场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禀赋、环境约束能够更为有效地紧密结合。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生产部门持续空心化，这造成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逐步转变为消费驱动，也使得普通劳工阶层衰落，资本阶层和高级管理层的收入却在持续增长，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这在英美系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居民实际收入一直没有增加。

其次，金融自由化、资产价格膨胀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新自由主义将一切要素金融化、商品化。在金融深化、金融抑制被取消后，金融领域创新迅速发展，各类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开始出现，造就了庞大活跃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波动性显著大于CPI通胀，但这又不在传统货币政策考虑之内。货币扩张、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分配的分化。

宏观失衡：全球贸易失衡与中美供需的再区域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在英美两国成为主流，资本开始在全球寻求配置，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制造业外溢，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了承接对象。美国经济制造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转移海外，非金融企业投资率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信息技术投资暂时掩盖了这一点，但21世纪初信息科技投资泡沫开始破灭。随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到住宅投资，但这又使得家庭部门债务激增，直到次贷危机最终爆发。事实上，收入长期处于低位必然导致消费驱动型的美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居民部门加杠杆虽然可以鼓励消费，但长期来看也最终会受到实际收入的硬约束。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生产领域的全球重要性则在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对贸易部门的依赖亦不断被强化。

金融与实体失衡：债务膨胀与经济低增长。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看起，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登台后，以十年为一个窗口来观察，全球经济增速均值几乎是每十年下降一个台阶。但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债务增长是极为惊人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其宏观债务率都在持续增加。

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特征与金融化

1、从凯恩斯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主导20年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是万能的，后期面临滞胀难题的困扰，经济困局使得西方国家资本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利益“大妥协”出现松动，国家干预下的经济有限自由不再有效，必须寻找新的政策替代方案。随着哈耶克、弗里德曼先后在1974年、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从属于新自由主义范畴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开始在学界、政策制定部门逐渐成为替代凯恩斯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政策也放弃了原有凯恩斯框架下的政策体系，转而以新自由主义为取向。

新自由主义政策更加关心的是财政赤字缩减与预算平衡、控制通胀，凯恩斯主义政策强调的充分就业与收入增长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新自由主义热衷资产私有化，对公有资产、公共服务领域的企业化、商品化和私有化；推动金融自由化，金融部门快速扩张，金融交易量远超贸易与生产领域的实体需求，全球金融衍生品、金融资产数倍于全球生产总值，债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上升；商品与金融市场的开放与自由，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在更大范围进行转移和配置；税法改革倾向于累减原则，利好投资收益和企业、富人减税。

新自由主义是对资本赋予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普通劳工阶层。其对自由的定义强调更多的是一种机制的自由，这与1935年罗斯福认为过度的市场自由导致经济大萧条、提出“免于短缺的自由”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新自由主义客观上解放了企业和商业权利，重建市场自由，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结构失衡，这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潜在增速是不断下降的，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被明显拉大。从这一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效果更多体现在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和收入的生产扩大。

2、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自由化、金融危机

金融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的深度与广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持续扭曲、金融自由化过度等因素的一次大清算。新自由主义积极鼓吹贸易与资本项目开放、金融自由化与放松金融监管。实体部门融资负债和金融机构加杠杆都变得更加容易，融资在驱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在此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续所谓的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是一个整体无锚的货币扩张体系，利率与汇率变得更加浮动和不确定。这些政策调整固然有其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或者内在政策逻辑矛盾等因素的驱动，但必须承认，客观上有利于资本阶层利益与财富的加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以来，贸易全球化、资本项目开放越来越成为政策主流。特别是21世纪初的几年里，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下，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更为有效率，经济与贸易增长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华盛顿共识”似乎要成为世界各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新自由主义一时风头无限。但是，这一过程终结于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事实上，从美国经济结构的演化进程可以看到，全球化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持续外溢，非金融企业投资率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信息技术投资暂时掩盖了这一点，但21世纪初信息科技投资泡沫开始破灭。随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到住宅投资，但这又使得家庭部门债务激增，直到次贷危机最终爆发。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政策的逻辑框架仍然在延续。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虽然在维护经济与金融稳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更多保护了资本阶层的利益和“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使之避免了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可能出现的财富冲击和机构倒闭出清。从收入分配的分化趋势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发散到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收敛再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导致发散趋势加速，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可能会解决一时的稳定，但会从长期加剧结构的扭曲。虽然当前美国经济表现温和，但结构性问题难改，未来这些问题再次以某种危机形式爆发的概率仍然很大。

3、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反思——是否关注资产价格

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在一国货币政策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受到关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系不断加强，显著改变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对以往传统货币政策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事实上，近20年来，全球大多数国家较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总体稳定。然而伴随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金融资产呈现出总量扩张与结构复杂化，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凸显。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股票、房地产价格确实影响着产出和通货膨胀。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酿成的金融海啸，给各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事实表明，资产价格波动效应已超越资本市场本身，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冲击，金融资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突出。对于央行是否关注资产价格，以伯南克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只有当资产价格推升通货膨胀预期时，货币政策才需要做出反应；而反对者则认为，当资产价格偏离基础价值时，货币政策应随之出击。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很难界定资产价格是否偏离均衡基础价值，因此存在技术性问题。尽管学界和政策部门在危机后开展了对传统货币政策规则框架的反思，但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无论如何，金融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被显著提升了。

【原文链接】新自由主义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