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渊：开放、进化与福利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家的进化能力。宗教和政治将初步世俗化的摩洛哥发展成一个封闭系统，北部为了收入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所以发展快，而南部则受到宗教的影响更大，女性和大多数儿童很少接受教育，思想因被束缚而日益封闭。
在这个国家旅行，时代的穿越感异常强烈。北部的海洋文明和南部的内陆文明泾渭分明。法航航班从巴黎转机到卡萨布兰卡，出机场到酒店的路上给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欧洲的度假城市，各种欧式建筑和商业中心，凸显出摩洛哥的现代化和开放性；几日后行至南部的卡勒拉什，置身于传统的穆斯林老城，仿佛又回到中世纪的伊斯兰王国。满眼的城堡式穆斯林民居，周身延伸的高墙和警觉的眼神一下子把感觉拉回到宗教恐惧之中。
虽然近年来摩洛哥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整体经济金融体系仍然较为脆弱，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外汇储备匮乏，很大程度依赖于在欧劳工的汇款，国债和公共外债占GDP的比重较高，呈现出开放但无进化的特征。
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主导日元两次大幅升值：第一次是1972年，经美国允许，日本短暂将汇率从360日元兑1美元提高至308日元兑1美元；第二次是“广场协议”，自1985年协议签订后至1988年年初，三年时间内日元对美元累计升值近100%。受汇率升值影响，1986年日本出口出现显著下滑，对GDP形成严重拖累，日本实际GDP同比增速从1985年的6.2%下降至1986年的3.2%。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内需，日本央行于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期间5次降息累计200BP。同时，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涌入。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较低的利率水平叠加热钱流入导致日本房价、地价和金融资产价格飙升、企业杠杆率快速攀升，1987年日本经济增速回升至4%，1988年大幅反弹至7.1%，1987-1990年年均增速为5.5%。历经五年，日本经济似乎又恢复到了广场协议之前的繁荣，繁荣的背后是经济金融结构的脆弱，比如高企的债务率、房价和股价的巨大泡沫隐患。1988年3月3日至1989年5月17日，美国进入金融紧缩周期，美联储一年多的时间加息16次共计331.25BP，随后日本央行在1989年10月11日至1990年8月30日不到1年的时间也加息4次共计175BP，激烈的加息刺破经济金融的泡沫，日本作为赶超国的宿命最终以资产负债表的长期衰退而告终。
30多年过去了，日本在广场协议前后采取的应对政策一直被诟病，也被认为是日本经济迷失的主要原因。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日本央行当时为什么必须这么做？根本上是由于日本的经济与金融深度融入当时的发达经济开放体系之中。
日本在二战后的崛起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的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的相对封闭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对外贸易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红利的消退，日本经济金融体制必然面临转变。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在美日再平衡的压力之下，采取了扩大内需、开放市场、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转变路径。随着资本项目账户的开放和广场协议之后汇率的剧烈波动，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日益受到影响，所谓的“不可能三角”。1985-1987年的广场行动中，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甚至完全被汇率因素所左右。在美联储1986年4月18日宣布降息之后，日本自纽约外汇市场买进美元进行了汇率干预以稳定美元币值，同时确保美联储降息平稳进行。但1986年7月和8月美联储单独行动、再度降息，日本政府拒绝了进行外储干预，为了防止对日元的投机进一步增加，日本央行最终还是选择了跟随降息以对冲日元升值的预期。
1987年之后，在广场行动参与国之间政策协调难度日益加大（美国希望日本和联邦德国进一步刺激内需以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同时美国贸易逆差并没有因为美元贬值出现有效改变的背景下，美国为了防止美元出现自由落体式下跌，开始重塑美元信用，1987年2月要求各国协调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美元进一步贬值的G7“卢浮宫协议”就是征兆。随后美联储在1987年开始间歇性加息，并在1988年至1989年进入强紧缩期。迫于美日平衡以及美元贬值的压力，加之担心股市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日本成为引发世界恐慌之源，日本并未在1987-1988年跟随美联储加息，而是在1989年10月份才开始加息。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经济金融泡沫隐患，同时房价过高导致社会矛盾和政治压力增加。1989年12月，三重野康就任日本银行总裁，他认为“工薪族努力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房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必须紧缩金融，抑制地价上涨”，并在1990年继续实施了1989年10月份开启的金融紧缩政策。本质上，金融体系已经日益深化和自由化的日本已经难以在开放体系中独善其身，在国内经济金融存在泡沫隐患的情况下，尤其担心资本流出造成泡沫破裂。在美联储加息两年后，美元兑日元从1989年年初的120附近的水平上升到1989年9月份接近150的水平，随着美元的反弹，日本央行不得不跟随美联储进入强金融紧缩期，国内对于房价过高的民众矛盾也促成了这一决策。
在1983年自由民主制回归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数较少的农牧业出口集团以及与其有共生利益关系的工业寡头主要借助官僚实现对政府的控制，推行其主张的自由主义政策并获取大部分利益，这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平的矛盾。为安抚劳工和城市民众，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往往选择增加社会福利开支。这种政治上的权宜之策在持续的社会压力之下被固化下来。收入再分配政策一定时期内能够使得底层民众从经济发展中获得一定好处，然而即使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民众收入增加的速度也仍然低于经济发展速度，跨国资本家和农牧寡头凭借其垄断优势和规模效应依然会获得大部分财富。社会结构两极分化问题的持续恶化加剧了政府施政面临的再分配压力和政策两难处境。政府应对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政策最终因引发高通胀、高外债和物资短缺而归于失败，政府对底层民众信用破产，利益受损的中产阶级转向支持发动军事动乱。政体会因此而再次回归到官僚主义，完成一次“钟摆”循环。20世纪80年代，自由民主制回归之后，钟摆循环的桎梏依然难以消失，只是危机的拯救者由军队变成了锐意改革者。1989年，梅内姆领导的正义党抓住民众危机中对传统政客的不满以及劳工集团的衰弱和混乱，高举变革大旗而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并在“华盛顿共识”和IMF指导下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开放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和国企私有化，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改革的过程中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实际工资和福利水平大幅下降，直接导致中产阶级贫困化和劳工失去生活来源。这种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运作方式结合的新改革政策依然以失败而告终。
一是，要将经济系统建立在开发体系之中，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全球资源和全球技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二是，要在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的过程中保持渐进和谨慎，确保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稳定，杠杆要稳步增长，债务需有序出清，警惕在开放体系中出现资产负债表式衰退。三是，我国经济金融渐进式改革在避免剧烈冲击和动荡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体制机制运作方式，社会转型和制度改革相对经济金融有一定的滞后。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收入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要防范未富先老和贫富差距拉大情况下出现民粹压力。保持基本社保支出，但不应过早搞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福利赶超”，鼓励消费，但也要保持节制，在开放体系中仍然要提高国内储蓄率，对外债或外部的依赖要适度。
在此之上，对于中国来讲，因为产权结构比较复杂，相应的产权保障制度需进一步完善。目前在民营企业比较困难的时期，要继续坚持竞争中性的原则，稳定企业预期和信心，改善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这才是释放经济活力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