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汇改必须往前走

不出意料，日前在上海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汇率问题成为一大热点。会议公报承诺：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这为中国推进汇率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汇率改革必须往前走。 2005年7月21日以来，汇率改革的目标设定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表述迄今未有变化。然而，在过去10余年间，汇改起起伏伏，时断时续。2015年8月和12月，在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指数推出前后，国内金融市场出现两轮剧烈波动，引发国际市场关注中国汇率政策的溢出效应。近期日元和人民币贬值，又引发了对竞争性贬值的担忧。在央行出手干预后，众多市场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重又盯住了美元。此次周小川行长在记者会上阐释一篮子货币与参照美元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篮子里头权重最大的还是美元”。当然，中国货币当局需要更坚定地改革，不会“走回头路”。 人民币汇率一直面临稳定和改革的权衡。鉴于汇率和股指同实体经济的关系存在本质不同，我们始终认为，证监部门不应当干预指数，而央行有维持币值稳定的法定责任。同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汇率更加尊重市场供求。这是20多年前即已明确的改革方向，仍应坚持并推进。稳定与改革也并非天然不可调和，相反，二者是相容的，盖因市场化机制最有利于寻求人民币合理均衡价格，有利于币值稳定。 G20上海会议公报指出，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这既解释了央行干预之必需，也指出了干预的触发条件。维护金融稳定是中国央行的职责。目前，如若放任投机力量伺机做空，使得贬值预期自我实现，可能危及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亦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竞争性贬值，这显然是决策层不能坐视的。 不过，稳定汇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真金白银”干预价格；一种是通过“说话”引导市场预期。前者格外需要考虑干预代价和外汇储备承受力。粗略估计，201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因稳定汇率而减少的外汇储备已逾3400亿美元。后者意指近期改善央行与市场的沟通，向市场清晰传递央行的政策目标和底线，保留出手干预的主动性和弹药，但并不经常性干预。周小川行长2月上旬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明确表态“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并强调“更加依靠市场力量决定价格”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这些主张迅速起到了稳定预期之效。对前期有些政策，市场人士有所争议，或认为改革时机欠佳，在境内外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分化之际，意外出台的汇改措施反而增加了天平上贬值一侧的砝码；或认为央行意图不明 加剧了市场波动。今后，央行在保留“底牌” 的 前提下，可适时适度回应这些关切。 然而，汇率改革不会因稳定市场而停止，有着强有力的现实依据。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的基础：中国经济增速的确在回落，但仍是全球增长第二快的国家；贸易顺差和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仍在不断上升。短期内由于经济放缓，影响短期预期，人民币汇率出现小幅下滑，其实是正常的。央行负责人近来表达了对人民币基本面的信心和耐心，这对深化汇率改革十分有 利。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仍是重点。应当继续坚持增强汇率弹性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做实“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逐步弱化央行这一特殊市场主体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在中国贸易投资结算货币多元化的基础上，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是大势所趋，但是，“篮子”本身的透明度和代表性仍待提高，市场主体对“篮子”汇率也有逐步认可的过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则要求央行在保留干预主动性的同时，更加尊重市场，给市场探寻合理均衡汇率留足空间。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谈到美元之强弱时称：“汇率只是经济基本面的反映，其本身并不会产生新的增长。” （参见本期封面文章 《雅各布·卢：不要造出自我应验的预言》）这确是常理。从长期来看，人民币走弱还是趋强，基本面才是基石。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能否全面深化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决定境内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穆迪日前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展望至负面，即为一例。中国改革顶层设计早已作出，关键是落实，敢啃“硬骨头”。例如，国有企业、户籍制度等项改革能够改善中国经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长期增长潜力，只要务实推进，就可以很快扭转市场预期。如果重大改革徒留纸上声，而贪图一时刺激带来的短期增长，反而会加剧国内外投资者对泡沫破灭的担忧，侵蚀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 说到底，人民币汇率是枝与流，而改革的意愿、行动和实效是根与源。决策层应该全面考虑国内国际环境，审慎选择改革时机，精心设计改革方案，事先尽力做好预案，把握时间窗口，果断推进改革。 【原文链接】胡舒立:汇改必须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