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以“第三方”的全新视角审视中美冲突

时间:2019年06月19日　作者：王琦　

导读：

中美贸易冲突是目前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截止目前的绝大多数国内分析，都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冲突的起因；另一类是分析中国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第二类文章中，绝大多数都只是分析针对美国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其中更有

中美贸易冲突是目前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截止目前的绝大多数国内分析，都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冲突的起因；另一类是分析中国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第二类文章中，绝大多数都只是分析针对美国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其中更有不少是比伤害的策略。鉴于双方观点的冲突已有时日，且已扩散至企业和部分民众的日常观念，此类分析固然有零和博弈的遗憾，但似乎也并无更好的办法。但5月3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发言，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世界不只有中美两国，尽管美中分居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带有很强的外溢性，但两国之外的第三方（以下简称“第三方”）仍然贡献了全球60%的GDP，而分析两国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也不能局限于两国之间的此消彼长，这场冲突的胜负标准和依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方的评价和支持。简单来说，李显龙总理的发言，提示我们应该从全新视角和更高维度，来审视中美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这一新的视角，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美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发展的竞赛，而非一场互害的比赛

这是因为，如果从第三方看来，中美之间的冲突一旦恶化，不仅会把收缩效应外溢给几乎所有国家，更重要的是，哪怕是其中一方受伤害程度略逊于另一方，在二者直接比较中算是相对胜出，但在第三方眼中，依然是一个输家。李显龙发言中提到，“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亚洲伙伴国，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都是中国”，这句话含义丰富，一方面，发言中提到的多个亚洲重要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但另一方面，“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都是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大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这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与美国在针对第三方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更重要的是，从中美相对力量的历史对比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更快，时间是中国的朋友。举一组数据，中美上一场重要冲突在1999年，当年美国GDP约为9.3万亿美元，而中国仅有约1.1万亿，美国是中国的8倍有余；而20年后的2018年，两国GDP分别约为20.5万亿和13.5万亿美元，美国只比中国多了50%，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和全球商品贸易份额更是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的高速发展固然是美国感到威胁进而发起冲突的原因，但正因如此，中国继续保持快于美国的经济增长，才更是能挺过挑战并最终获胜的关键所在。而中国四十年来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改革和开放，即便现在因为美国方面的原因，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交流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对占世界GDP其余60%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更大程度的开放，增加彼此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美国竞争的另一面，就是与美国比赛对第三方的开放和信任程度，并且与美国的竞争越是激烈，就必须对第三方有更大程度的开放，最大限度争取第三方的支持和信任。

应该从第三方关切的客观角度，去分析和评判部分中美分歧

这是指尽管我们目前正经历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但是评估其中双方的部分分歧，比如国企补贴和部分产品关税税率等时，不应仅从中美竞争的角度出发，而应加入第三方的视角，以更加客观的角度来评估中国固有做法是否合理，而不能简单用“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支持的”这样僵化的态度来对待。举例来说，李显龙总理在发言中提到，“中国必须意识到它的成功开创了全新的世界格局，不能期望其他国家继续以扶助弱小国家的方式对待”，“时移世易，中国如今的商品贸易已经提升两倍，占全球11.8%。因此，从政治角度来说，其他国家已经无法接受中国继续享有在加入世贸组织是所获得的贸易安排和优惠措施”。这表明，尽管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或者说亚洲邻国，普遍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在中国经济快速成为GDP世界第二、商品贸易全球第一的情况下，的确需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如果中国能够放开思路，顺应第三方要求，主动承担相关责任，那么就会大幅改善中国在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眼中的客观与开放形象，更容易获得支持，也为未来的中美协商铺垫基础。进一步来说，这其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扩大影响、增强合作的机会，比如李显龙发言中反复强调了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多边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对美国抛弃多边机制，试图利用双边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换取额外利益的做法表示了担忧，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会，展现开放姿态，巩固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和加强和区域合作，就可能取得非常有利的竞争格局。

评估具体对美反制措施时，应考虑可能对第三方造成的影响

比拼发展、争取第三方的竞争思路反映在策略层面，就是在分析和制定每一项对美反制措施时，评估标准都要增加一个维度，即考虑该项措施可能对第三方所产生的影响，包括第三方对中国的印象这种间接影响。具体而言，这种针对性策略，需要有战略层面的安抚，比如李显龙发言中所担忧的，中国“一带一路”必须是加强而不是破坏亚细安（东盟）的现有安排，不应该造成阵营对立、加深矛盾或者迫使各国选边站。再结合此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所说的“两象相争，遭殃的是周围的草和动物”，都反映出周边国家深深的担忧，中国应当更早、更清晰地表明态度——与美国的冲突将会尽量避免伤害到第三方，以争取更多的支持，抢占道义高点。而在战术层面，类似中国拟出台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等，就需要考虑“精确打击”，一定要使得清单的出台，其针对性严格限定在少数美国的企业或机构上，不能给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甚至是美国在名单外的企业，形成中国加强外资审查的印象。此外，包括不能区别出口国别的退税等措施，也要考虑第三方的利益与感受。当然，这里将中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都简化为“第三方”有过度概况的嫌疑，而在实际中第三方的类型非常多样，既有日欧等发达国家，也有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还有金砖国家与中东资源国等，要想完全实现对美国的“精确打击”，避免对第三方的负面影响难度很大，但该项评估标准的确立，依然有助于提前预判综合厉害，避免极度不利局面的发生，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反制措施评估参考标准。毫无疑问，目前中国所经历的与美国的冲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最重大的外部考验之一，而中国政府领导已经反复强调，中美冲突不会让中国关上开放的大门，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肯定了李显龙发言的“客观、理性、务实”，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第三方对于中美冲突的担忧和关切。正是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我们总结和提炼了这个从第三方视角来审视中美冲突所应具备的基本思路、分析方法和具体策略。我们热情地期待，也坚定地相信，如果能够在激烈的中美竞争中，加入第三方的这个全新视角，并且以开放竞争的更高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中国就一定能够展现广阔的胸怀，更好地改革开放，制定精准而有效的策略，收获更多的朋友和支持，从而取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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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业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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