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政策合作共赢 ——陈雨露副行长在“2016中美央行高端对话”的开幕致辞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对中美央行同仁和各位嘉宾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双方工作团队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感谢！

众所周知，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中央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和领导者，正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合作当中来。中央银行之间的沟通与政策协调，已经成为有效实施货币政策、重建全球金融秩序的重要手段。

从历史上看，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对相关国家的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都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英、美、法三国认识到，竞争性货币贬值并不能帮助各国走出发展困境，于是在1936年签署了“英美法三方协议”，共同协调货币政策，逐步扭转了各自不利的局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金本位制度不再适合经济发展需要时，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设计再次实现了国际货币政策的规则协调，保持了内部均衡。1945年成立的IMF在各国的协调下达成了“防止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又在IMF的协调下得以签署，承认了浮动汇率体系，推动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顺利演进。随着采用浮动汇率的国家的增多，国际货币协调更多地转向了货币政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除IMF的应对救助外，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成为促进地区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伦敦峰会出台了总额1.1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计划，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团结一致、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有力信号，提振了市场信心。G20匹兹堡峰会则确立了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启动“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以及相互评估进程，并就G20峰会机制化达成重要共识。这两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峰会，无一例外是在各国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显著降低了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为缓解金融危机、促进各国经济复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尽管G20全球治理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有所收获，但是，近年来有迹象表明，以经济政策协调为中心的全球合作有逐步弱化的可能。虽然G20布里斯班峰会就关注自身政策的全球影响、合作管控外溢效应、防止竞争性贬值、使用各种政策杠杆巩固市场信心和经济复苏达成了共识，但是政策沟通和协调似乎不如人意，全球复苏弱于预期，而且逐步进入了低增长、低通胀、高风险的新状态。

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明显，美国已启动利率正常化进程，日本央行宣布实施“负利率”，成为继丹麦、瑞典、瑞士、欧央行之后第五家实施负利率的央行，瑞典央行宣布加大负利率政策力度，欧央行在经济没有足够起色的情况下，也释放出货币政策有可能进一步宽松的信号。全球货币政策分化造成的溢出效应和回溢效应日益突出，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探讨和有效的政策沟通协调，这种政策分化效应正在给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带来多种挑战。

溢出效应方面，第一，货币政策分化导致息差扩大，可能推动美元继续走强，使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和资本流出”的负反馈机制；第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并持续受到抑制，使大宗商品出口国国际收支不断恶化；第三，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胀，国内货币政策陷入两难；第四，经济增长前景看淡也将导致部分新兴经济体财政赤字恶化，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分化的溢出效应进一步引发的回溢效应也应该得到各国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全球化把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都置于同一个大熔炉中的时候，面对系统性风险，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一个强美元周期，如果无法稳妥解决去杠杆过程中货币错配、期限错配导致的风险暴露问题，有可能触发某些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动荡甚至区域性金融风险爆发，这又会通过跨资产、跨市场的传染，影响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国际油价在强美元周期受到长期抑制，将引发部分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能源信贷价值重估，这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稳定也有不利影响。

可见，全球经济前景分化、货币政策分化的影响复杂深远，亟待全球货币政策当局就这些问题深入研究，交换意见，加强协调和合作。

中美同为世界经济大国，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四分之一，新增需求占二分之一，是全球系统重要性国家，其决策不仅会在两国之间，更会对全球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在当前复杂形势下，两国加强沟通和合作，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中指出“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中美关系正站在21世纪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两国央行也应该按照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切实加强沟通合作。

目前，中国正处于供给侧改革引领下的新常态过程中。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015年在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保持6.9%的中高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较高水平。今年1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5％，显著低于去年9月5.2％的水平；虽然有一些隐性失业，一些困难行业和地区就业压力比较大，但中国就业市场整体上是稳定的。今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8%，环比上涨0.5%，这里虽然有去年基数低和季节性等客观因素，但至少说明中国CPI没有持续下滑，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降幅也在缩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中国蓬勃兴起，13亿人蕴藏的创新创造力正在被逐步激发出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也逐步成为主体。我们坚信这一结果将有利于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增长，也最终有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

同时，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基本保持稳定，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第一，中国贸易收支状况较好。201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仍很高，其中，货物贸易顺差接近6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第二，中国通货膨胀水平较低。2015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4%，相对于美日欧2%的通胀目标而言，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处于较低水平，有利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第三，中国国际竞争力依然强劲。虽然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是负增长，但中国贸易额占全球的份额还在提升。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比较优势仍然处于上升态势，随着中国经济转向更高质量的增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比较优势将进一步提高。第四，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人民币贬值政策难有效果。当前全球贸易中60%属于中间品贸易，而中国的中间品贸易占全球中间品贸易的30%，占亚太地区中间品贸易的60%-70%。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商”。表面上看，人民币贬值可以增加制成品出口，但同时也提高了中间品的进口价格，中间品生产商的利润并未增加，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作用有限。另外，全球中间品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比重的上升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实际上被高估。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测算，BIS测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至少被高估10%左右。如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远低于BIS测算，人民币自然没有大的贬值空间。因此，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基本稳定，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是未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主基调。

当前，全球经济又走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十字路口，全球经济风险有所上升。刚刚结束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取得了不少成果，达成广泛共识，将采取更多行动，提振全球增长，加强政策沟通。在加强多边沟通合作的同时，双边沟通也非常重要。我们真诚希望，与美联储系统的同仁坦诚对话，加强合作，共同为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做贡献，实现携手共赢的局面。今天，中美央行首次以高端对话的形式，谋求沟通与合作，凝聚智慧，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意义深远。我们期待双方通过这个良好平台，加强研究合作，相互借鉴经验，改善和加强货币政策及相关事务的沟通和协调。

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更加注重价格型调控，为促进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同时优化流动性管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我们完善了公开市场操作机制，将公开市场操作频率增加为每个工作日开展。建立公开市场每日操作常态化机制，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化程度，有利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及时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对流动性造成的冲击，也有利于稳定市场流动性水平，为培育政策利率体系创造条件。总体上，我们的公开市场操作尚处于不断摸索和完善的阶段，纽联储从事公开市场操作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愿意向纽联储的同事们学习，合作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女士们、先生们：

衷心希望以此次对话为契机，承前启后，建设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长效化的中美央行高端对话合作机制。

最后，预祝“2016中美央行高端对话”第一次会议圆满成功！也祝各位代表和贵宾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