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互联网金融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乍一看，互联网金融与中国传统文化“风马牛不相及”，二者分际明显。
其一，从时间上看，一个是古，一个是今。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早在4000年前，中国就跨入成熟文明之列，满足了古文明的三个标准——文字、金属冶炼、集中居住的城邑。如果把人类的出现视做文明诞生的起始点，中华文明甚至可以追溯到170万年以前的元谋人时代。而互联网是人类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引擎，互联网金融自20世纪90年代诞生至今也不到30年，是如此年轻。
其二，从范畴上看，一个是文化，兼具社会属性；一个是经济，以社会为基础和作用力场。
文化即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人，是社会的产物，文化作为人的社会实践必然具有社会属性。中国传统文化集合了中华民族所有思想、观念、习性，政治的“以民为本”、“民贵君轻”，伦理价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方法论的“中庸”之道，个人理想的“修齐治平”、社会理想的“小康大同”，甚至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皆体现了文化的社会属性。
互联网金融归根结底是基于互联网思维与信息技术的金融活动，是以社会为舞台的经济活动。互联网金融的基础是社会的需要，其作用力场广泛且深远。比方说:
1.对于金融服务提供方:互联网金融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竞争模式、思维方式和机构网络。第一，竞争不再单纯依靠物理化扩充，传统金融以物理渠道为王，而互联网金融彻底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把物理渠道和人力的成本降到最低；第二，互联网思维重塑展业模式，银行应以客户为核心重新反思自身的业务模式、操作流程和服务体系，探索如何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重塑核心竞争力，如创投企业由过去的“精英投资”尝试向股权众筹转型，成为股权众筹平台的投资人；第三，从业机构跨界化、混搭化，非金融机构异军突起，最熟悉的莫过于BAT(百度、阿里、腾讯)，甚至还有传媒企业、网络游戏企业，互联网改变了众多行业的业态，突破了行业的边界，可以不懂金融，只要懂互联网，一切皆有可能。
2.对于金融服务需求方: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金融市场服务的断层——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如微金融以小额度、时间短、可持续循环的微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内容，借助P2P、众筹等模式，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创业者、个体工商户、小额投资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结构调整。
3.对于个人:互联网金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金融消费和生活习惯。足不出户买水、买电、还房贷，通过“搜索＋比价”迅速获得“一站式”的投资、融资、理财服务；第三方支付以及移动支付正在取代信用卡和现金，并且成为线上线下全覆盖、应用场景更丰富的综合支付工具；还有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尽管人们对其褒贬不一，但是未来谁能说不会出现网络货币呢?不论如何，互联网金融让生活更加容易。
其三，从功能上看，一个是形而上，一个是形而下。
《易经》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无声、无味、无色、无触的“灵性世界”；“器”代表有声、有味、有色、有触的“物质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之形而上如“道”。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道”无以用语言形容，是先天地之生的万物本原，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实质是意识、思想、观念的总和，是支配着社会经济生活一切的本源，无形却有生命，可以积淀、保存、传承，此谓文化的形而上。
互联网金融之形而下如“实”。互联网金融将实用性、实践性、实利性放在首位。“用户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产品设计、传播方式都围绕用户需求进行延展；持续改善“用户体验”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目标，注重快捷、便利、实用；“应用场景化”使互联网金融融入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更接地气。
其四，从结果上看，一个是“产成品”，一个是中介。
中国传统文化璀璨如星河，无论儒道法理，都是“精神享受的最后端”。传统文化包含的“仁者爱人”的博爱大众、“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见利思义”的以义制利、“反省内求”的严于律己，构成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和动力；诗词歌赋更是让人精神愉悦，畅游其间既可以领悟到古人“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风发扬立、豪放达观；又可以感受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幽雅淡泊、闲静空灵。
而互联网金融在本质上仍然是中介，是依托于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联网技术、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平台，充当居间服务角色。无论是P2P、P2C、众筹模式等，互联网金融作为中介，最基本的任务是获取信息、审核信息、传递信息、匹配信息，实现资金、人、物在信息上的融通与匹配。
那为什么把互联网金融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关联起来呢?
一、虚拟社交即网络中的熟人社会
互联网金融展业的逻辑在于“虚拟社交”，继而形成“熟人社会”。“匿名”的互联网文化遇上金融便行不通了。换言之，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基础是“真实与透明”，通过虚拟社交重置一个“熟人社会”，通过做一个个微循环的“熟人社会”，构成了整个互联网金融的大循环。同时，通过互联网记录形成大数据，违约者将受到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制裁”。如何做到把素不相识的“生人”变成真实的“熟人”?“生人”与“熟人”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熟悉程度不同，因此互联网金融平台需要对投资人进行实名认证，对借款人进行尽职调查。但不是所有的“熟人”都是可以做生意的对象，还需要“熟人”品德良好，可信赖，所以互联网金融平台需要进行信用评估、风险控制和信用定价。由于中国信用体系并不十分健全，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数据积累和信用评估体系的完善还需要时间，因此，单纯依靠线上来实现信息的充分、真实，难度很大。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O2O模式应运而生，比如，P2P或P2C平台线下进行客户开发，线上寻找投资者，由线下具有风控和服务能力的机构完成线下尽职调查和征信，再把资质合格的客户推荐回P2P或P2C平台，完成线上的撮合，线下机构承担贷后管理职责。线上与线下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区域性的O2O模式受青睐便是明证。
互联网金融重置的“熟人社会”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一脉相承。在组合成“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的生活社区里，人们特别讲究社会传承，讲究“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讲究有别于“人治”和“法治”的具有乡土气息的“礼治”，而且，人们天天在一起，熟悉相互的心理、脾气和家底，潜移默化成一种自动知晓非常规信息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非常规信息并不需要严格的统计报表，大家凭良心办事，不会因为一时的“私”而丧失在这个群体中长时期累积的信用口碑。有例为证，大约一百年前，晚清实业家郑观应在江苏扬州创办了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名叫“拯贫免利借钱局”，只向穷人提供贷款，不要抵押，也没有利息。成立三年以来，战乱频仍，但2400户贫民获得贷款，除两户因为借贷人病故而没有还款外，其余2398户都做到了按期偿还，偿还率高达99.92％，使郑观应发出“足证贫民具有天良，可无借而不还之虞”的慨叹。“乡土中国”的“乡土金融”如斯。互联网金融也在营造网络中的“乡土中国”，互动式的信息交流，如点赞、顶等实际上是用现代手段实现特定范围内的信用体系建设，以此建立虚拟世界的“微循环”系统。
再来看看中医的发展问题。中医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科学性、标准化和推广性，科学性关乎存在的基础，标准化关乎发展的前提，而推广性关乎中医能否从一域走向广域、从一国走向世界。以壮大中医为准绳，上述命题无可厚非，但回归本源和逻辑，中医发展悖论却以矛盾对立的形式出现，甚至使得中医国际化成为一个“伪概念”。不同于西医，中医是辩证施治，强调治“未病”，擅于“治人”，弱于“救急”，对医患的个体特质高度依赖，并且地域性极强。男女有别、老少不同、“南人”、“北人”迥异，在大的种属里又千差万别，甚至极端化到个体，即每一个有病之人在中医眼中是独立的，而特定的“病人”在不同的中医眼中又不尽相同，药方和施治方法也有差别。“望闻问切”不同于仪器和化学药剂的检测，其主观性强，定性多于定量，整体多与局部，中药特别是草药的性状和药力与生长地和所在地的地理气候环境息息相关，加上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生理特质又不一样，决定了中医是基于乡土的小循环、微循环体系，难以推而广之，难以国际化，抑或说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医结果可能是消灭中医也未可知。另外，中医是“人与人”的直接互动，而西医是“人—仪器或药物—人”的互动，中药中不乏有毒的草药，所谓以毒攻毒，如果病人对医生没有充分信任，医生对病人没有透彻了解，中医治疗不可能进行，真正的中医就是作坊式的、地域化的，可能无法产业化、国际化。因此，不要羞愧于五四先驱对中医的摒弃，不要纠缠于西方对中药的禁售，中医植根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生态，如果规模化生产了，全球化营销了，或许就不是中医了，至少不是纯粹的中医了。互联网深入运用之后呢?互联网实现了大数量级的“一对一”，不仅构建出无数的“微循环”、“小循环”，而且把无数的循环系统联在一起，再加上3D等制造环节的“革命性”突破，满足天文数字的差异化需求便成为可能。
中医发展悖论和中小微与农村金融关系何在呢?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关键在于资金的可获得性、风险的可管理性及信息的质量。资金获得是结果，风险管控是过程，信息质量是前提条件，且是重中之重。信息质量的本质要求是信息对称，信息不对称造成猜忌，提高博弈成本，腐蚀信用价值。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困境源于银行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而其中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用缺失和风险定价不准确是银行“雷声大、雨点小”不积极作为的重要原因。中小微与农村金融是典型的“乡土金融”，与之对应的金融行为应该异于泛指的商业银行，无论是结构、组织形式，还是展业方法、产品服务等。服务中小微与农村金融的主力机构应该是区域性的、社区性的，熟悉客户，熟悉区域市场，熟悉民情社情，并且组织上为单元制或至多两层的“管理行—经营行”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布局专业化的管理半径和服务半径，降低信息不对称，精确定价异质风险，变服务与被服务的交互运动为融服务于生产生活的循环运动。反观中国，银行多为“全国性”，至少是“区域性”，鲜有真正的本地银行，“社区银行”也是概念性的，只不过是商业银行扩充分支网点而冠之的“新名头”。社区银行本是一个独立的法人银行，服务于社区，也只服务于社区，并非以社区银行形态存在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若以此为标准，中国银行体系服务中小微与农村金融的结构性缺陷一目了然。显然，银行体系建设的乡土牌没打好，其结构性缺陷，特别是商业银行普遍性的“贪大求全”、从众性的全国性网络布局和国际化扩张，导致真正贴近被服务对象的金融机构数量不足或专业性匮乏，背离于服务中小微及农村金融的初衷。互联网金融模式正好可以针对上述缺陷“对症下药”，海量信息的汇集与处理是起点，接着是模式化，大模式套小模式，甚至细分到极致，然后用无数的“微方案”对接无数的“微需求”，微小金融的具体化“要约”得到网络广覆盖的“承诺”，并且实现方式多元化，不乏众筹等标新立异者，结果是传统金融囿于成本，无法为散、小、多的异质化个体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但互联网金融可以做到。
二、场景及体验无异于“写境”与“造境”
互联网金融区别于传统金融的重要特征就是应用场景的打造与注重用户体验。互联网金融扩张的重要手段就是占据尽量多的应用场景，即流量入口。互联网金融依托于电商、社交、搜索、游戏、广告等多元化的入口，建立自身的场景化体系，获取海量用户。例如，支付宝钱包和微信支付在打车市场的竞争，是为了把电子钱包融入日常生活。微信支付抢红包通过打车付费的应用场景，很好地融合了社交和支付元素，绑定客户的微信支付。无论支付、融资、理财投资，还是征信、搜索服务，互联网金融的具体运用都与应用场景相配套，实现快捷、安全、“一站式”的金融体验。
由互联网金融的“造景”不由让人联想到传统文化中的“写境”与“造境”。应用场景和用户体验是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利器，而“写境”与“造境”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以灵动之美和永恒的生命力。王国维先生曾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写境”是写自然的实在之境，“造境”是通过艺术创造，缔造艺术之境。中国传统文化中“写境”与“造境”皆广泛应用。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有境界者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朴实无华之中壮阔雄奇的大漠边关跃然眼前；“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诠释了别样的快意人生与超然洒脱。“写境”构成了一切文化作品的基础，“造境”赋予作品以思想和灵魂。互联网金融也在“写”，也在“造”，并且速度之快、数量之多超出想象的边界，体验的需求带动场景的推陈出新，场景的供给反过来又创造新的体验的需求，一切围绕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极大地丰富了金融的内涵和外延，并且深刻地改变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实现方式。
三、关联即是融会贯通
开放共享、关联融合是互联网金融的鲜明个性。互联网金融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信息能够充分、便捷、低成本地交流、传递和共享，继而使机构、客户、终端通过互联网金融多维度关联、跨界渗透、融汇整合。在机构的关联融合方面，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将业务线上化，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涉足金融的互联网企业通过关联整合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等庞大的客户群交易信用记录，弥补银行的不足，如阿里小贷。在终端的关联融合方面，互联网金融将用户几乎所有的应用终端关联互动，包括购物服务，旅游、社区、交友、资讯、打车等生活服务，游戏、视频、音乐等娱乐服务，保险、基金、理财等金融服务，如腾讯入股大众点评、布局嘀嘀打车、与国金证券合作，百度收购91，阿里收购高德地图，苏宁云商收购ｐｐｔｖ等，目标是关联起尽可能多的互联网服务，获取流量，进而获得客户；终端关联背后是数据的关联，客户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度关联，融汇成了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基础。
互联网金融具有突破边界、融会贯通一切的内在动力，而“融会贯通”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以儒释道为例，三者之间看似各自独立，比如，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佛家用修为的方式摆脱尘世的困扰，道家依自然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实则相辅相成、融合为一。儒家阐述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以社会安身立命；佛家揭示人与自我的关系，追求以心灵为基点建立真正的自我。把儒释道等诸子百家先贤智慧融会贯通，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互联网金融要融社会、融自我，要融物、融人，“融”的文章做好了，互联网金融就做活了。
四、和谐是普遍性追求
互联网金融与生俱来的普惠属性促进了和谐。传统金融或多或少给人嫌贫爱富、晴天送伞的印象，而互联网金融技术突破地域时空的限制，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为边远地区、小微企业、创业者、低收入群体等提供了相对平等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以低成本、低门槛、大众化、强覆盖度和可获得性成就了“普惠金融”之名。互联网金融的“普惠”“和谐”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寓意相通。中华传统文化贵和尚中、追求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的人际环境；“和而不同”主张既追求社会整体和谐，又保留个性发展，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个体与群体的和谐、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正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互联网金融的参与主体各异，始于现代科技支持下的数据处理，终于独立个体需求的满足，从而实现参与者之间的和谐、对应的互联网生态的和谐、互联网金融整体的和谐，以及互联网金融与实际存在之间的和谐。
五、福祉是“元概念”
经济的落脚点是增进人类的福祉，人类的福祉是个极其复杂与多元的概念。互联网金融是手段、是路径，其结果是完善了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了普惠金融，让人们的物质生活更美好；而中国传统文化在不懈追求更高境界的过程中，其终极关怀也是“让世界更美好”。
互联网金融提供的是服务，是生产和消费环节的重合，既满足差异化的需求，又通过供给创造新的需求，先以试错的方式提供产品，再根据用户的接受度进行改造和创新，最终使人的多重需求一次性、持续性得到满足。而这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完我”与“完人”的动态升华，以不断的修身达到“完我”，继而达到“忘我”，最终“完人”。
互联网金融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间的联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法全覆盖地分析陈述，不过结论一目了然:互联网金融“有文化”，而且有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妨借力传统，在继承中不断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