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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衡:中韩自贸协议而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时间:2015年06月05日 作者: 

记者:中韩自贸协议(FTA)正式签订后,将为中韩双方带来怎样的机遇?

李一衡:众所周知,韩中FTA的签订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两年之后我们计划就要开始启动服贸协议的谈判。韩中FTA是章节文本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一个自贸协议,对双方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从目前达成协议的内容来看,对双方都有中长期且非常大的影响。对于韩国来说,过去中国是一个生产的基地,但是以后中国将成为韩国产品的最终消费基地。韩中FTA的时代开启后,双方都会有更多的产品互相进出口,以往韩国向中国出口了比较多的中间产品,但日后我们认为更多的最终产品也会进入中国市场。

另外就是,中韩FTA的签订对于投资领域的意义是要大于商品交易领域的。刚刚也说了,中韩之间要签订服贸协议,可以预想到,服贸协议签订之后,两国之间的投资更加活跃,这样的话对于以后的发展盈利也是更广泛的。

还有,韩国的中小企业在走向市场方面的经验比较不足,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可以互相加强合作一起进军世界市场的话,就会得到更多的机会。还有,中国很多的中小企业存在没有品牌、没有技术的问题,但它们可以借助韩国的品牌和技术走向世界,我相信在这方面中韩两国还有很大的合作发展空间。

中韩FTA签订之后,韩国的中小企业面对的关税问题也得到解决,因此他们可以到中国市场去,与中国流通企业一起合作以开拓更多的中国的内需市场。我多次提到中小企业是因为它们吸收、创造就业的能力很强,所以一旦它们活跃起来,国家的经济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记者:中国提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获得相当多国家的青睐,您认为这会对IMF和世界银行或者亚行构成直接挑战吗?

李一衡:我也知道一些人表示担忧, 但是我认为他们对AIIB了解不多。我曾经在IMF工作长达23年,所以对IMF的了解比谁都清楚。一些人混淆概念,忧虑,但是,IMF和亚投行的角色、功能完全不同。而世界银行、亚行与亚投行其中有一些业务是确实有所交叉,但是它们的目的是不同的。比如世界银行的主要目的是援助一些落后国家,亚行则是开发亚洲地区的,而亚投行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所以说尽管三个机构的大方向有所重叠,但实际上业务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世界上所需的基建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世界银行和亚行所能覆盖的投资大概是十分之一左右,这是非常不足的。今后亚投行也会参与到世界的基建投资工程上来,但是它能弥补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具体来讲,假设我们需要10份基建投资,世界银行和亚行满足了1份,亚投行满足了1份,也还剩下8份。所以说,我不认为它们之间有很多的交叉重合,也许我们还需要十个亚投行呢!

记者:由中国的“一带一路”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将在亚洲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

李一衡:毋庸置疑地,“一带一路”将给亚洲经济带肯定积极的效果。以往国家间经济的合作方式最好都是FTA,而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是超越FTA的一种新型的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模式。中国以往都是以发展基建投资来带动经济红利从而贡献于世界经济的,但由于投资速度太快所以导致过剩。所以中国现在以这些过剩部分带动周边国家发展,而这样的经济发展又会反馈给中国,这就形成了一个互利共赢的新的模式。

以往中国贸易收支的盈利的很大一部分都投给美国国债,而这些盈利都是西方国家在分红,中国老百姓无法从中受惠。但现在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是以中国的外汇贮备来带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建设,今后这个红利部分就会由中国和周边国家直接受益。

记者: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一大引擎,其“新常态”会对区域乃至世界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一衡: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世界经济的需求相吻合的,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的时候给予了很多廉价劳动力,这带动了世界市场很巨大的需求,特别是西方国家。中国的供应和世界的需求一起发展,这样中国的周边国家也会从中受益。

但是这样的模式到了2008年出现了转变,因为中国国内生产效率的指标出现了问题。以前廉价劳动力拥有很强的工作效率,但是这样的工作效率和所得工资完全不成正比,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很多人已经对此提出了质疑。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受到很大的冲击,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也减少很多,所以剩余的劳力就开始转向中国的内需市场,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例如投资基建等经济刺激的政策来带动内需市场,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很不好,所以内需市场也无法完全支撑,而这样的模式是不能可持续的,所以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慢慢放缓,这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和外部环境有着很大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单纯从中国内部经济因素予以评价。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世界经济泡沫性需求以及中国国内的过度投资逐渐回到正常轨道的一种过程。不过,我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着两个需要克服的问题。第一,中国要转向消费驱动型的经济模式,但是过去的消费都是由投资来带动的,而现在投资已经回到了正常的轨道,那么消费能不能维持一个正常或是较好的速度?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过去中国享有很大的人口红利,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有些地区的失业率也很高且一些人长期没有工作,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也相当突显。

从全球范围来看,廉价劳动力如印度和新兴国家持续流入,但中国过硬的劳动力已经减少,工资也逐步上涨,效率减低,中国的优势也会逐渐被其它国家代替。因此,中国会失去很多过去的人口红利和劳动红利。于是中国尽快提升劳动力效率来弥补因失去廉价劳动力而产生的经济“漏洞”。

记者:中国的反腐对中国经济的走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一衡:我个人认为,习近平主席推进的反腐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现在的反腐,就没有十年以后中国经济的中长速发展。可以说,反腐对于日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短期来看,反腐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消极的影响,但是中长期来看,若是现在没有推进反腐,中国的资源和人才分配会出现问题,会出现效率很低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没有好处。反腐斗争短期来看会比较痛苦,但是长期来看是非常见效的,所以,我相信,对此,中国的下一代也会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

记者:亚太自贸区(FTAAP)已经在去年的APEC会议上通过了北京路线图,您认为其意义在哪里?有何挑战?

李一衡:FTAAP是正确的方向并处于一个向好的势头,但是它短期内很难见效。现在双边、多边自贸协定正在蓬勃发展,RCEP也好,TPP也好,它们的进程都是很缓慢的。而FTAAP更是如此,APEC的21个成员国加入了FTAAP,但是他们的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差距很大。这21个国家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方向是非常艰难的,TPP只有12个国家还比较好办一些,但是涉及到21个国家,所以FTAAP在一两年内是很难看到进展的。我不是反对FTAAP,这个大方向很好,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李一衡: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以下,英文简称KIEP)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研究机构,主要研究领域有:国际宏观金融、经贸、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内,周边国家和东北亚等地区问题。KIEP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为国家决策建言献策。如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国际宏观金融问题、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经贸焦点、ODA等国家合作问题、包括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主要周边国家和东北亚合作等地区合作问题,都是其所关注的研究领域。KIEP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既前瞻性又高水平的对外经济研究,以求提高国家地位,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本院内设立特别工作小组(TFT),以认真履行国家政策研究课题,与国内外有关机构进行联合研究并支持机构间的广泛合作,通过成果发布会和研讨会以及政府有关部委会联席会议将其研究成果公布于众。2013年为我国建立大型自贸协定战略建言献策,进行了包括中韩和中日韩FTA、TPP、RCEP等战略研究。值得骄傲的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民间社会项目发布的“2013年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中,全球共有6,826家智库中,位居第54位,荣获韩国的智库第1位(2014年1月发布)。

记者:请简单地介绍一下,与中国国家研究机构和智库之间的合作交流情况。

李一衡:KIEP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DRC),宏观经济研究学院AMR(Academy of Macroeconomics Research) 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本院的“国外访问学者邀请项目”,继续促进研究员之间的互访和交流。国外访问学者邀请项目是将海外地区研究学者邀请到KIEP,入住本院使学者在本院进行研究,草写报告书、在研讨会上发表研究成果等,旨在KIEP积极与海外研究机构联网,加强关系,增强研究力量。

另外,KIEP自从2002年4月设立运营名为“中国专家论坛(CSF)”, 向公众提供专家分析中国时事焦点的资料。每天共有30多件文件刊登于CSF网站。

记者:请简单地说明一下,今后KIEP的发展方向。

李一衡:今后KIEP将继续增强研究力量,使本院成为世界顶尖研究机构,这是其发展目标。目前KIEP拥有130余名涉及国际经济研究领域的专业而强大的研究团队,其中博士学位者有60多名。这批研究团队可以说是支撑韩国对外经济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研究根据,肩负着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另外,为了全方位确保和引进优秀的韩国国内外研究人才,建立线上线下开放平台致力于聘请和挖掘人才。

去韩国将世界经济视为不可调控的外部变量,一直集中力量研究其应对方案,但如今KIEP认为,韩国已跻身于G20国行列,应参与到建立世界经济秩序的议程当中,为此指明方向,共同担负起解决世界经济难题的任务,并对此进行先人一步的领先研究,以便指定和提出正确的全球经济议程。KIEP共有国际宏观金融室、贸易通商室、国际合作政策室、亚洲太平洋室、欧美欧亚室5个研究室,高度期待能够更为高效和领先地应对好急剧多变的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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