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强：供给侧改革、互联网金融与金融压抑

编者按：

3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主办的“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6春”在明德主楼830隆重举行。会议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这一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 乐视高级副总裁、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鄂志寰，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处长闫先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息化研究所副所长习辉，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海西财政与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长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教授李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副院长赵锡军，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IMI执行所长贲圣林、副所长宋科等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高层管理者、金融理论与实业界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会议由IMI副所长涂永红主持。

       瞿强主任在点评发言中首先从经济学发展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分析了我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原因；之后就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发展与我国金融压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讨论。

    以下为演讲内容摘要：

一、如何看待供给和需求的辩证关系

要正确理解当前我国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意义，必须首先理清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

从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早期的经济学单纯地强调供给，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因素的作用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尤其是基本忽略了市场本身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从亚当斯密到穆勒再到撒切尔，基本都信奉供给创造需求，强调市场的自由发展。在这样的理论框架里，价格将灵活调节市场，从而不会产生过剩，也不会产生危机。这显然与经济发展的事实不符。后来凯恩斯开始强调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私人部门的消费投资是有可能不足的，从而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自此宏观经济学就分成了两个观点对立的流派，古典经济学派强调市场、强调供给端，而凯恩斯学派强调需求端，强调政府干预。

从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关于供给和需求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是关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争论。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主义”，其核心都是强调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在本质上，他们都是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和市场是对立的。

事实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供给与需求是不能简单地割裂开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对立那么简单。对于当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讨论都不能走向极端。经济发展真正按照需求信号能够顺利传导到生产部门，促进生产部门的充分竞争，按照这样的思路经济发展才能走上正轨。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必须首先搞清楚我国的供给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供给侧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前首要的问题还是我国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僵尸企业，以及钢铁、煤炭、玻璃等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从金融的角度来看，造成当前过剩产能的局面过程中，金融到底起什么作用？我们民营企业在新增产值当中创造2/3产值，为什么得不到自救？金融行业本身的供给侧也有一些问题，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得不到合理的资金支持，这才造成了我国当前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关联的问题也有制度设计问题，制度设计问题始终让人感到非常困惑，中国经济改革从1979年以来，都是市场化产权改革。当前，我国经济当中民营资本已经占到2/3，但是金融行业自始至终都受到严格地监管。金融行业远远没有达到充分的竞争，当然也就达不到有效配置资源的效果。

二、加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规范性

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确实存在金融压抑，而这也是造成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很多人试图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为解决中国的金融压抑问题寻找一个突破口，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是在发展互联网金融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风险。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互联网金融在欧美国家已经发展有二十多年了，但是互联网金融在欧美始终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目前的市场份额仍然不足2%。相比之下，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非常迅速。究其原因，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中国电商发展的一种衍生品。这点从支付宝的发展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但这同时也带来了监管上的问题，正规的银行监管，与中央银行连在一起，资产价值是稳定的，货币所有价值变动当中存在价值矛，不监管，中央银行就不会担保，也就不存在隐性担保的问题。但是现在所有的互联网金融业务都在套利，要是监管跟中央银行黏起来，等于我们多批了很多的银行，这无疑会造成很多的风险隐患。

如何打破金融压抑，自由化过程当中怎么设计程序，怎么控制风险，实际上是规范有序的放开中国金融监管门槛的问题。对待这个问题，还是要将防范风险放在首要位置，循序渐进。通过互联网金融来寻找打破金融压抑的突破口必须加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规范性和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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