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2017年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判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明年全球经济形势，包括正在对世界格局变化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的中国的经济形势进行预测，其实非常困难。但一些基本的影响因素，以及在其影响下宏观经济的基本态势，仍有脉络可循。
一、全球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
2017年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很大，世界格局变化进一步加深，不安定因素依然很多。
（一）科学技术在进步，特别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在加大。
这会进一步产生相关的影响：
一是人口素质的差距不断拉大。人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信息与知识非常多，高素质人口学习、研究和工作的压力以及劳动力培育成本也在加大，但生育率可能下降。而低素质的人口可能生育率受到的影响较小，但越来越难以适应工作素质的要求，就业难度加大，培养子女的能力受到影响。这必然会拉大社会阶层的差距，激化社会矛盾。
二是互联网的覆盖面和渗透率在提升，全球性的交通通讯更加通畅，资源的全球化整合和财富的重新配置程度已经很高，未来在大趋势上也不是会弱化，只能是不断强化。这也必然拉大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和国家的地位分化，激化地域矛盾乃至影响国际关系
（二）刺激经济的传统思维和宏观政策只能延缓危机，而不能消除危机，甚至还在不断积聚危机隐患。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资本和产能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大规模的资本和产能进出，必然产生经济金融的大起大落，甚至形成金融和经济危机。面临危机挑战，各国政府最自然的选择就是加大救市和增长刺激力度，并最终体现为进一步加大货币和产能投入，相应的带动社会负债规模不断扩大。这尽管可能区域性、阶段性延缓危机或缓解危机，但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却是在积累更大的危机隐患。
以中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推动改革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以及产成品销售市场，推动资本和产能大规模转移。在区域和全球经济金融加快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引发大大小小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包括影响巨大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10月份网络泡沫破灭，世界经济进入整体低迷状态。之后，美国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大规模刺激房地产，2001年“9·11”恐怖袭击进一步推动资本外流；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推动经济加快发展，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新的火车头；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快发展，推动世界经济重新反弹，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这又迫使美国从2004年6月开始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最终引发“次贷危机”，并进一步酿成2008年底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20国集团联合采取力度空前的联合救市运动，大规模投放货币和扩大投资，有力地遏制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及其对经济的严重冲击，但也因此造成更大规模的产能和流动性过剩，积累了更加严重的危机隐患。
2014年开始，危机之后大量投资的项目开始形成产能投入市场。在有效需求本来就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量供给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降，对依托原材料和产品出口支持的国家构成严重打压，国际资本随之大量转移并主要回流美国。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再次发生明显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世界经济形势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改观，反而使很多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空间趋于枯竭，政府和社会债务不断扩大，屡创历史最高水平；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入零利率乃至负利率状态。
（三）二战之后世界格局深刻变化，原有的治理机制不能很好适应。
二战之后，世界划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尖锐对立、部分中间派犹豫观望的格局。其中，西方阵营在历经两次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后，社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除严厉打击市场垄断和恶性竞争，注重保护消费者利益外，更是推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形成中产阶级为主、“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格局，缩小贫富差距，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稳定，加快战后生产发展。
东方阵营则更多的依靠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高度集中社会资源，以弱胜强，打败了外国列强的侵略，恢复了国家主权，进而依靠人民的信仰团结和胜利的喜悦，形成强大的发展热情，推动经济加快发展。但随着和平时期延续，在外部威胁解除之后，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与计划经济大锅饭的体制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在引领国家取得胜利的主要领导人在世，并且西方阵营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很难放下对赖以取得巨大胜利的体制和机制进行深刻的改革，经济发展遭遇更大阻力。在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去世后，东方阵营陆续开始改革开放，为国际资本和产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有力地推动了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最终，苏联解体，世界格局突变，美国一国独大，联合国的影响力削弱。
在带动全球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依靠其领先优势，在全球化资源整合与财富分配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并加快了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制造业特别是普通加工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收益也更多地向大型跨国配置资源的集团聚集，中产阶级的实力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削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其中美国更是依托其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独特地位大量对外负债，参与全球财富的分配并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当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增强，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资源的配置已不再完全受制于西方阵营。在参与平等的国际竞争中，西方阵营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没有竞争优势，原来依靠高福利掩盖的社会矛盾开始暴露，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增强，反全球化的举动明显增多，国际性、区域性组织加快调整。其中，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原来特别强势的7国集团（G7）被20国集团（G20）赶超；2016年英国脱欧对欧盟乃至欧元区产生深刻冲击；美国大选结果似乎出人意料，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分化，并可能带来其全球政策的重大调整。这都反映出原有的社会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四）世界人口增长和资源环境支持进入瓶颈期。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人口也快速增长，从20多亿增长到70多亿，而且人均寿命在延长，人均生产力和消费力在增强，这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现在世界人口的增长越来越乏力，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入口低增长乃至负增长状态，全球人口再次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几乎不再可能出现，而快速老龄化则成为很多国家的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增强，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使自然资源消耗过猛，环境破坏严重。现在很多指标已经进入临界状态或超过极限，正在引发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害，不转变发展方式，地球都可能难以承受。
长期以来，为应对危机或刺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入零利率乃至负利率状态，政府和社会负债水平不断提高，从多方面透支未来，但刺激效率却在不断减弱，副作用反而在增强，代际关系趋于恶化，宏观调控的潜力已近枯竭。
可以说，二战之后全球化推动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好日子走过头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经济持续低迷，意味着全球性产能和流动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在现有情况下，传统经济理论和刺激政策难以奏效，全球范围的有效需求不足很难消除，世界经济将长时间处于“整体低迷、此起彼伏”的状态，贸易摩擦、地缘冲突、货币战争等在所难免，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不断暴露，不推动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危机隐患难以消除，反而可能因不断积累而更加危险。放眼2017年，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很大，世界格局变化进一步加深，不安定因素依然很多。
二、中国经济发展态势
处于中国经济发展转轨调整期间的2017年，又恰逢十九大的换届之年，将是中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要分析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必须首先弄清楚中国前十几年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及其发展变化。
（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回顾过去，1997年东南亚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但由于当时中国金融领域并没有对外开放，外汇管制非常严格，有力地抑制了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出可能形成的冲击。金融相对稳定，但出口受到影响。此时，如果中国允许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将给东南亚国家造成更大冲击，所以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胸怀决定保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尽管使中国出口和经济发展面临很大压力，但也使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得到认可并扩大流通，提升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和影响力。
1998年夏天，中国南方遭遇重大洪灾，使得中国经济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非常困难。为此，中央政府发动大家寻求新的增长点。最终，1999年确立了三大改革，即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推动三大领域从公益性转变为产业化发展。吸引大量社会资金乃至海外资本的投入，政府将资源变资本，再以资本加杠杆，增强了投资能力，包括增加了国有银行资本金，开展了一轮深刻的金融体制改革，银行贷款大幅度增长。这推动整个经济企稳回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在世界其他地区，东南亚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引发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拉美本来就风雨飘摇的金融局势更加动荡，日本也受到很大影响，欧洲经济没有活力，非洲依然没有多大余地。因此，大量国际资本流向北美，除很小一部分流入加拿大，绝大部分流入美国。流入美国的资金，除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推动美国房地产价格从1998年开始步入上升通道外，绝大部分流向原本就过热的网络产业，结果推动网络泡沫急速聚集，最终造成2000年10月纳斯达克崩盘、网络泡沫破灭。这使美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迫使美国采取一系列举措刺激房地产发展，大幅度下调基准利率，并鼓励次级贷款发展，推动房地产快速升温，抑制了经济剧烈波动。但2001年，美国遭遇令人震惊的“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反恐局势和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大量资本加快外流，美国经济趋于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此时，长期争取加入WTO，有效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南方大水冲击，政局和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呈现良好态势的中国自然就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正是世界经济发展需要中国的情况下，国际组织放弃了一些原来坚持的苛刻要求，批准中国于2001年12月10日正式加入WTO，并给予金融和农业等领域有5年过渡期的安排。中国加入WTO，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中国，中国也因为货币兑换而大量投放人民币，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量中的贡献度已经大大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中国的大规模出口也使全球范围内供过于求的状况不断加剧，国际贸易摩擦越来越尖锐。经济过热带来的问题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投资和发展速度，推动转变发展方式。
（二）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因素已经发生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率先调整宏观政策导向，2009年初推出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刺激计划，带动全社会投资和货币投放急速扩张，使中国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遏制全球经济下滑做出巨大贡献，国际影响力急剧提升。但中国也为此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形成了更大的过剩产能，环境破坏和空气污染更加严重。
回头看，“三大改革”（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加入WTO深化改革开放，成为中国迈入21世纪之初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经过10年的迅猛发展，三大改革已经阶段性走过头了，加上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整体衰退影响，到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乏力，增长速度见顶回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其中，2000年以来中国货币增长迅猛，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实属罕见：1999年末M2为11.76万亿元，2015年末已超过139万亿元，预计2016年末可能超过155万亿元，约相当于2000年初的13倍。这其中包含吸收海外投资和出口换汇兑换投放出来的货币，主要体现为央行的外汇占款（从1999年末的1.25万亿元，上升到高峰期时超过27万亿元，目前仍超过23万亿元）。这部分货币对应的是外汇储备，而不是以货币计量的商品。另外，货币增长的另一个主要渠道是银行贷款，贷款直接转化为存款（货币）。存款由于没有银行倒闭清算而不会受到损失，但银行贷款却可能因形成不良而核销。这些因素都使货币总量增长远远超过实体财富的增长，造成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等领域大幅度涨价，人们的生活成本和劳动力价格快速提升，生活压力明显加大。这又进一步影响到人口增长，迫使国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管制。目前看，中国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老龄化快速显现、社会保障准备不足的挑战将非常严峻。
经济增长持续下行，货币总量不断放大，社会财富深刻的重新分配，社会资金快速脱实向虚，使得原本在经济发展情况下掩盖的若干深层次矛盾不断暴露和激化，包括干部腐败、党群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非常关键的调整转型期。党风廉政、勤政有为方面的问题不解决，改革难以推进，经济发展难以有保证。因此，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迅速推出“八项规定”，并掀起强大的反腐运动。这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会分散精力，收敛公款消费，影响经济发展，但这却可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是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稳定和有效发展的必要阶段和举措。
（三）中国进入重要调整转轨阶段。
2017年将迎来党的十九大，各级党政领导层的换届将到位，大政方针将明确，相信全党凝心聚力、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氛围有望很快显现。
21世纪前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很多深刻的问题，现在经济下行周期尚未结束，矛盾依然会不断暴露并且尖锐复杂，需要一段时间非常艰苦的调整期。认清形势、理清思路、找准方向、明确战略等，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真正实施和达到目标还要付出艰巨努力。因此，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都将是中国至关重要的调整转轨阶段，将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对这一时期可能面临的经济波动和各种严峻挑战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在这样一个调整转轨期中国将充满挑战，但放眼全球，在整个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仍是非常幸运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发展空间；宏观政策仍有调控余地（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依然很高；与很多国家接近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相比，中国的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和国家的外债水平相对较低，自主性、可控性较强等）；中国仍具备改革开放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市场化改革的潜力巨大（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相关的政策和策略还需要明确，相信接下来市场化改革将加快）；中国倡导和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推动新型区域化、全球化发展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中国迎来换道超车、引领世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互联网已经从最初的一项通讯技术，发展到社交应用，进一步发展到广泛而深刻的商业应用，成为经济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并将打破传统分工、行政边界等，实现互联互通、跨界融合，形成新的组织和商业模式乃至经济业态。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人口规模、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体系，相对落后的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体制，为互联网的应用提供了巨大空间（例如电商交易，中国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现在中国一家的电商交易规模，可能比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大）。而广泛的应用同时就会增强人才的培养、思维的开化、模式的创新，推动中国互联网的应用和创新引领世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还可能成为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并依托中国在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加快互联网技术和应用标准的制定与全球范围的推广，增强中国在新兴的网络世界的主导权。
在更久远的历史中，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由于失去工业化先机，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沦落为饱受列强侵略的衰退国家。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破裂到回复主权，上百年时间里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巨大变化。尽管中国高速发展进入转轨调整期，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经济下行，也会使全球经济面临更大压力，相对其他很多主要经济体而言，中国可以调整的空间依然很大，中国的相对优势不会削弱，而只会增强。纵观184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以及1949~1979、1979~2009两个30年及其之后的发展变化看，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走出了衰败期，步入国运昌盛的繁荣期。
而美国在20世纪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保持一个多世纪的国运昌盛期之后，自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以来，发展态势遭受诸多挑战，国际影响力已经明显减弱。中国在世界格局变化和新的全球化进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影响力。这样来看，中国在21世纪内综合国力赶超美国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有很大发展潜力。但在全球化高潮已过、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印度可能已经错过工业化、全球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由于其市场相对开放，其互联网应用的潜力也无法与中国相比，因此，印度要赶超中国是非常不容易的。
处于中国经济发展转轨调整期间的2017年，又恰逢十九大的换届之年，将是中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央的工作重心也将加快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深化改革上来，即使经济增长速度仍有下行压力，但不应该出现大幅度下滑的局面。纵观世界格局，依然将是中国风景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