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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持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创新“主力军”
时间:2019年11月16日 作者：
谈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离不开经济供给侧改革这个大的概念。众所周知，“经济供给侧改革”是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的，每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相关概念边界都有进一步的维系或者重新的更新。之所以会强调经济供给侧改革，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增长当中逐渐遭遇了新的挑战，十八大之后2013年就对经济形势做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所以经济供给侧改革归根到底是一个所谓“破”和“立”的问题。所谓“破”就是降低低效部门的资源配置；所谓“立”是找到新的动能，促进资源在高效有前景部门的优化配置。
所以我们谈论经济供给侧改革中的各种概念，无论是从生产角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是新的消费、数字化经济等，都表达了希望通过经济供给侧改革摆脱经济下行的压力，找到新功能。由此才能够衍生出对于金融的考虑。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早是政治局于2019年2月2日下午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提出的，归根到底是两条主线。一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适应经济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说如何有效服务于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重新进行的有效资源配置，既有利于去低效产能，又有利于在新的高效部门进行更有效的配置。因为我们知道数字化与新技术对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新的分工模式、新的企业组织边界都需要与之相应的新的金融模式来支撑，我觉得这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的主线。二是新技术、数字化、新规则对金融本身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在金融发展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组织模式、持牌金融机构与风控组织和数据服务商的合作？大量问题的出现，既有监管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新技术、数字化对原有的金融产业链也带来了解构。
当然，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中，通过当时习总书记的讲话“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这句话不仅仅是强调其重要性，也是政治层有一种心有余悸的感觉。金融如果把握不好，确实会带来很多问题。
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其实大家已经作了很多解读，比如说金融要进一步为实体经济服务谈得已经很多，如何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范风险，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如何有一些新的着眼点，以及如何进一步促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所有的主线中，我特别想强调的有两条线索一直贯穿其中：一是新技术；二是新规则、新制度。无论我们强调的是金融自身的改革优化，还是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部门的优化，在当前的特定条件下，新技术、新规则的相互影响越来越突出。
单独谈一下金融科技，因为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技术的线索已经扑面而来。回顾历史，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业，因此它天然地就与信息技术的演变密切相关。比如上世纪末期，我们曾经讨论过零售支付产品的更新换代问题，当时政治层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一点就是能否从过去利用存折这样一个时代直接跨越到卡的时代，中间是否还要经历个人支票的时代？这看似是一个政策的选择，但是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了新技术的支撑、有了自动化的交易、有了信息化的支撑，才能够让我们在零售体系当中跨越个人支票，快速发展。
所以整个金融业就是一部金融科技发展史，我们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科技创新这条主线。当然，个人认为当前整个面向新技术的金融创新，其实我们更多地要保持稳妥，避免求快。因为整个金融创新和经济改革都一样，有时候过于追求交易，不断迭代，反而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踏踏实实结合我们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的优势，按部就班地往前做，就能够有所裨益。上一轮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中，没有形成理论共识就大步快上，造成了很多豆腐渣工程。
央行在早期就开始了金融科技规划的制定，这样一个规划对下一步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更有具体操作的指引。文本中大量都涉及到未来一段时间具体的金融科技创新要做些什么事，“发展”与“风险”字眼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也是出现得最多的字眼，虽然没有用“区块链”，但是用了“分布式数据库”，没用“开放银行”，但是用了“开放的SDK”等最重要的开放银行的标准。
未来，着眼于以新技术为导向，整个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后是有新的动力的，当然与之伴随着新的制度规则。在我们国家认识金融科技的从业主体，往往需要把它的边界略作一些界定，我们在研究当中，把金融科技的主体分为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巨头、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技术支持服务机构；以央行金融科技规划为思路，未来在金融科技创新领域以备案和认证为原则的政策思路的推进，这一系列将会对未来整个金融科技创新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大家要看到，央行的金融科技规划涵盖的主要是面向持牌金融机构，持牌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正是其最主要规范的、最主要支持的对象。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巴塞尔委员会等等都对它进行了研究，共识是未来三年要对于金融科技进入金融机构进行规范。技术支持企业，大家要看到它不在央行金融科技规划直接覆盖的范围内，如果这些企业跟金融机构有合作，只能间接地约束金融企业。新兴互联网金融企业，如果这类企业要做金融，需要转为持牌机构。
在当前新的金融环境下，地方金融还能做点什么事？我们都知道地方金融早两年非常火，后几年随着温州、泉州地方金改，有一段时间中央慢慢强调的不再是地方金融，而是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这两年随着地方出了一些风险问题，又绕不开地方监管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地方发展金融科技离不开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先行。中国金融科技、新金融领域的实践远远走在研究的前列，难以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互动融合。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互联网创新者不重视研究、政策、监管，因为互联网的风格就是先做后说，但是到金融科技时代就面临一些大的挑战，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以及长三角这样一些高校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要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首先应该是研究先行。金融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发现金融领域这些年学科交叉越来越突出，早期金融学科交叉主要是交叉在数理领域，出现金融工程；交叉在法学领域，出现法律金融；交叉在心理学行为的领域，出现行为金融学、演化金融学；慢慢地交叉的领域越来越多，包括物理领域、神经识别领域、地理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大量交叉的学科不稳定，导致相关领域的创新也缺乏有效的基础支撑。
第二，开放视野。有段时间金融地理学非常活跃，就本世纪初，用地理方法来研究金融。因为过去竞争更多基于空间地理位置，后来金融学家喊出来说“地理已死”。从金融角度来讲，慢慢地方金融发展特别是开放经济区的地方金融发展需要逐渐跳出过去“拉一堆法人机构成立交易所”的方式。国内发展大数据比较快的地方讨论的一个课题是“如何把大数据交易的好处留在地方”，我理解就是因为过去他设了一个大数据交易所跟巨头们合作，最后发现许多好处没留在地方。如果停留在过去的封闭视角下，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未来如何基于开放视野看新金融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安全优先。无论是粤港澳还是其他几个主要经济集聚区，重中之重是把风险、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标准化、技术、产品做在前面，否则未来如果遇到大量的风险和问题，原先的创新也是归零。
第四，功能为重。不仅仅看数量、规模等指标，更重要的是看功能。
第五，大象转身。符合中央推动金融改革的大思路，最终真正踏踏实实去落实的，首先仍是持牌金融机构，全球的情况都是这样。
第六，科技孵化。重点还是支持一批纯粹从事金融技术应用的企业发展，形成规模效应。然而这类企业的界定并不容易，因为这里有大量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的机构是“挂羊头卖狗肉”。我看到一个统计，说截至今年10月，全国注册的区块链企业已达27500多家，一批AI从业人员非常高兴地说“太好了，有区块链的火爆，终于大量的‘专家’要跑到区块链去了！”，就是这个领域竞争就没那么激烈了，也暗指了业内存在大量“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个人认为即便有中央所谓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并不意味着大量此类机构可以迅速起来，个人认为三年之内，27500家可能最后留下的不到三位数，所以科技孵化技术企业的甄别是重中之重。
第七，场景构建。要形成底层技术与金融应用的有效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应用场景的标准化建设。
第八，产融共享。金融科技创新应更好实现与实体的互动、共享、共赢。
第九，生态建设。不管引入多少机构，做多少产品，长远之计到底还是生态的建设，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第十，人本原则。一则，金融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尤其是跨界人才；二则，从需求源头上看，金融科技消费者保护、专业知识普及教育，成为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