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关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几点思考

据搜集公开信息，习总书记第一次谈金融是在2015年，共谈两次，一次谈金融支持小微企业，一次谈普惠金融。从中央最开始的一些相关思考，到后来“国家牛市”、e租宝、安邦等事件，引出对金融稳定与安全的担忧，再后来去杠杆与严监管，也出现了某些“一刀切”等，其背后中央金融政策思路演变的影响很大。

第二是经济问题，因为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对经济的服务和判断，这里可能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政策目标，例如十九大提出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抑或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就业问题。究竟实体经济指的是什么，金融发展服务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重中之重。

最早讨论实体经济的是美联储，2008年之后美联储几个报告里面讨论的实体，是除了金融跟房地产之外的经济部门，属于使一国经济得以持续稳定运行的核心部门，并且与大多数企业的健康运作及居民生活福利密切相关。对此，要结合国情，进一步明确实体经济的边界和内容。

第三是金融自身，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金融自身发展当中遇到了问题，衡量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如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究竟还能不能用，它的边界是怎么样的？是否间接金融主导的模式一定要变，变了是不是就是最优的？这些都需要进行讨论。例如前两年去杠杆，究竟在当前阶段，讨论的是金融深化过度，还是仍然需要探讨金融抑制？

那么在早期戈德史密斯时代的一些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是否现在都没用了？根据金融自身发展规律，这都是需要重新来定位的。

这个概念长期以来是很模糊的。对于金融应该服务的实体经济，应该进一步聚焦。从服务对象看，首先是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这是最大的政治任务，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确定好行政与市场的边界又是重中之重。另外金融服务的实体究竟哪些是落后产能，哪些不是落后产能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例如，当我们过去“一刀切”去掉纺织业产能时，现在海外纺织业利用新技术的越来越多，农业、制造业里面也大量利用“黑科技”。此外，支持消费时，究竟根本动能和原则是什么，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上不去，只靠发展消费金融行不行？

从服务主体看，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资本市场，都需考虑一些难点。比如科创板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出现大幅价格波动怎么办，如果出现大量的没有交易的“伪科技企业”怎么办，这些都需要考虑。另外金融与实体之间的环节，也面临的中长期资金的期限错配问题，这也很重要。在金融服务中，有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大问题。

（2）稳增长的基础上谈风险

结合前期一些领导对于三大攻坚战的表态，到去年底，强调稳增长可能会更重要一点。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1月份到4月份，市场预期很紊乱，稳增长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政策的底线是什么，这些都不是很清楚。整个社会预期、市场预期不但变化，政策信号本身成为导致预期不稳定的因素，这也是未来金融供给的改革从宏观层面很重要的一点。

（3）谈防风险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补短板

当讨论补短板的时候，习总书记提到很多涉及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问题、人的问题、综合统计信息系统的问题、信用体系等等，如果说过于主动的监管行为难以把握尺度的话，还不如把各类金融基础设施先做好，如增加信息透明度，做好综合统计，做好信用基础，包括资本市场要增加违法犯罪成本等，从这些“短板”入手，反而为中长期的防风险与监管优化创造条件。

（4）对外开放

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金融对外开放，我们更应该在大江大海里迎接金融国际化挑战。这是我们始终绕不开的，金融开放式“开弓没有回头箭”。例如，当前我国面临FATF的反洗钱第四轮国际评估，既有积极因素，也有很多太乐观的地方，如果未来无法通过FATF的反洗钱游戏规则，就相当于一次严重的金融制裁。

（1）服务增长。金融科技带动的这些技术进步，反过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有更多的应用价值，这是它更重要的使命。

（2）提升金融体系自身的运作效率。抓住金融功能的痛点，真正拓展金融服务的效率与边界。

（3）服务于普惠金融的短板。关键在于能否在过去那些金融服务的“百慕大三角地带”、难点上真正有所突破。

（4）安全。如何利用新技术服务于金融稳定和安全，应对系统性风险到非系统性风险的挑战，这是重要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