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信用边界、本钱依赖与“子母相权”谜题——兼议高桥弘臣视野中的中国纸币制度实验

或许出人意料的是，唐代的货币制度总体上相对落后，但各类票据制度伴随经济交易特别是跨地域结算的活跃而次第涌现。不仅如此，这些票据制度还为此后宋代纸币制度的正式确立准备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北宋纸币制度（如交子、会子）是唐代票据制度长期孕育后结出的“果实”。高桥弘臣对中国纸币制度的考察便由唐代票据切入。隋唐以降，票据的大量涌现符合大一统政治和超大规模经济推动交易手段轻便化的逻辑。无论是民间票据还是官方票据，均是现实经济贸易发展对唐代落后而笨重的本位货币制度的理性反应。即便是后来北宋的交子，也是四川铜钱国有化导致铁钱铸造（货币笨重化）的必然后果。当然，票据还算不上真正的货币，因为它们只是存取货币（铜钱）的凭证，具有特定用途，无法作为一般交易手段在市面上转手流通。

根据高桥弘臣的考证，唐代票据的源头，一是民间保管行业开具，二是政府机构仿照发行。民间票据所涉保管业，滥觞于六朝时期（如寺院的无尽藏和常住库等），在唐代被称作柜坊或寄附铺（既保管钱也从事贷款业务），由其开具的票据（送钱票据）称为便换、便钱或“飞钱”。起初政府票据（具体名称仍沿用便换等民间叫法）的发行权由进奏院（藩镇在京师的派出机构，相当于“驻京办事处”）、禁军和三司（即户部、盐铁和度支）共同拥有。唐宪宗元和六年(811)铜钱蓄积导致钱币流通量减少，朝廷开始禁止官私便换，不久只许三司便换行用。实际上，这是唐代中央政府谋划已久的一次垄断票据发行权的行动，其基本背景是唐宪宗成功统御藩镇，出现“元和中兴”。这是对唐德宗时期强化中央集权的承接和延续。但好景不长，随着藩镇割据卷土重来，中央（三司）垄断票据发行的格局迅速土崩瓦解。可以想象，如果“元和中兴”长期延续，或许中国纸币制度的诞生会提前两个多世纪。即便如此，唐代票据制度的影响也并未从此湮灭。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这一制度一直在为纸币制度的正式确立做准备，甚至在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寄附铺以及各种被称作“契券”的票据依然广泛流行于华北和江南，所到之处如同星火燎原般持续孕育着难能可贵的票据意识。票据意识就是信用意识，正如加藤繁所言：“使交子可能成长起来的，恐怕必须承认是商界信义的习俗。”显然，如果没有中晚唐以来票据意识在民间的渗透和普及，北宋以交子为代表的纸币（代币）制度的确立将不可能成为现实。

人们或许为唐代票据制度未能进一步发展演变为真正的纸币制度感到惋惜，因为当时几乎具备了使其“华丽转身”的一切条件。人们可能将这种后果部分地归咎于宪宗朝廷禁止民间便换的行动，因为这相当于堵死了经由交易方式迈向纸币制度的通道。人们也曾扼腕于当时发行和经手票据的柜坊（寄附铺）未能成功进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国内外文献大都认可柜坊（寄附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可能发展为现代银行的金融组织。无疑地，上述问题均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和必要。但仅就唐代票据制度而言，更为重要也是被人们长期忽视的是，票据发轫所牵扯的民间与政府两种起源，从一开始就为中国纸币制度预设了交易需求与分配需求相互牵扯纠缠的特殊框架。这与唐德宗时期由“两税法”改革开启的经济金融变革实验具有相似的逻辑。正是经历了这次改革，唐代钱帛制度所包含的中央主义与地方主义以及分配主义与交易主义的深层矛盾得以凸显，而在此过程中，以便换、“飞钱”等为代表的唐代票据的涌现便是如此这般地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

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纸质票据（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与青铜铸币的首次“相遇”或者“亲密接触”。经过中晚唐以来的经济金融变革以及紧随其后的“钱荒”困局，票据与铜钱这两个同质（均为价值符号）异材的“货币形制”终于迎来了不得不直面的时刻。饶有意味的是，它们不仅同质异材，而且分别代表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诉求。伯恩斯坦认为，唐代票据这一“采用纸钞来代替铜币”的“新奇的想法看上去更像是一次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而并非是金融天才的创意”。他对这一“创意”的评价不可谓不高，认为“应当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些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最为永恒的贡献并驾齐驱”，但从他仅将唐代票据视作一次“漫不经心的创新”，又可见其并未领悟个中三昧。实际上，唐宪宗时期的所谓“发明”既非“无意”也非“偶然”，更非“漫不经心”，还不属于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晚唐以来愈演愈烈的“钱荒”的必然结果。重要的是，总是被不少货币史研究者一笔带过的唐代票据竟然蕴含着解读中国货币制度特别是纸币制度起源与演进逻辑的重要密码。

宋元以降，中国纸币制度的发展轨迹便循着由唐代票据塑造的逻辑展开。若懵懂于此，便难以参透中国货币特别是纸币的历史起源与演进的奥秘；探寻中国纸币制度真相的视野，也会被长期以来由各种教科书以及相关文献所渲染的只为财政扩张政策服务而最终走向崩溃的成见所遮蔽。仅从这一意义上看，唐宪宗针对民间票据的整肃行动，便属于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历史进程中货币所充当的交易角色（体现市场意志）与分配角色（体现政府意志）长期博弈的首次预演。由禁止便换（同时禁止蓄钱）意在疏解铜钱流通之不足的政策意图不难看出，当时政策制定者并未理解票据与钱币之间关系的深层机理，从而深陷以抑制便换来挽救钱币的困局，由此也正式开启了此后千余年铜钱与纸币“相杀相爱”“爱恨交加”的传奇历史。由此看过去，虽然高桥弘臣并未直接阐明这一问题，但他对这段货币历史演进细节浓墨重彩般的叙述和刻画，对于人们进一步领悟和探寻这一领域相关问题的可能价值和贡献无疑具有铺垫与提示意义。如果没有这种铺垫与提示，想必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在唐代票据面前驻留太久，或许只对“飞钱”和柜坊等标志性元素撇上两眼，便匆匆离去。

一旦洞悉了唐代票据的来龙去脉，便可由此出发重新梳理北宋交子的产生逻辑。根据加藤繁的考察，北宋私交子产生在先，官交子紧随其后。这与唐代票据的双重起源如出一辙。私交子履行经济交易职能（或体现交易主义），官交子主要承载财政分配功能（或体现分配主义）。私交子通常为交子铺“见钱交换”而发行，相当于“存款凭证”，主要解决民间交易过程中货币轻便化问题。交子改为官营后，由交子务垄断发行，交子由此被赋予财政分配功能。根据加藤繁的推测，“把交子制度利用于财政上的最近便的手段，大约就是把交子务保管的人民的钱在某种条件下使用于政府的岁出中”。问题是，这种使用应在“不破坏交子制度的范围内”，即不影响人们随时兑取先前存入的钱币。但这显然不是政府发行官交子的初衷。当这种做法无法满足政府的财政需求时，就需要额外“独自发行”一部分没有钱币保证的交子（相当于“财政发行”）。在这种情况下，官交子注定拥有双重需求结构：一部分满足民众的交易需求，另一部分满足政府的财政需求。从此，如何实现民间需求（交易功能）和财政需求（分配功能）之间的微妙平衡，便成为官交子制度能否平稳有效运行的关键。

实现上述微妙平衡并非易事。史实表明，北宋货币当局（交子务）的确为官交子的独自发行部分（即无本钱而满足财政需求的部分）设立了适当的限制。加藤繁推测，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设立益州交子务且于次年创设官交子时，规定了一界的发行数量和本钱，即基于制定36万缗本钱（无法断定制定36万缗这一制度的时间）而发行125万缗交子。官交子制度从一开始就由政府出面设立了一个标准，按照本钱和交子发行额计算，即本钱率（或准备金率）为28.8%，换算成杠杆率为3.47。上述比率可视为官交子所需满足的交易需求与分配需求的均衡点（即三成弱满足民间交易需求，七成强满足财政分配需求），可称为“三七规则”或“天圣规则”。事实证明，这种规则是适宜的。“在这种安排上，人民纳钱领取交子的制度和官宪独自发行交子的制度不但并不矛盾，并且调和得很好，当代的人们称赞它是一种巧妙的立法。”也就是说，依据这一规则，至少在官交子发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货币当局还是有效地把握和实现了交易需求和分配需求之间的微妙平衡。

与此紧密联系的另一个规则称为“界”。“界”字道出了纸币发行需要把握某种界限以及不能越界。界，即交子的流通期限，初定为三年一界，也就是每三年进行新旧调换。三年一界的规定，是出于交子材质磨损的考虑，也是一种货币发行约束。如果三年界满，不能以新换旧，又循往例发行新交子，就会出现两界并用的情况，这相当于降低了本钱率，提高了杠杆率。若以“天圣规则”为例，则本钱率会降至14.4%，杠杆率将升至6.94。由此意味着，在官交子流通总量中，服务于交易需求的比例下降，服务于财政分配需求的比例上升，结果必然是交子价值贬损。对此，加藤繁看得十分真切，他认为：“界是交子的流通期限、兑换的有效期限，同时，也成为制定发行数量和本钱的基础”。宋哲宗之前基本上遵守了有关“界”的规定，几乎没有出现两界并用的情形。但在此后，越“界”增发现象频繁出现，导致本钱率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官交子不是服务于老百姓的交易需求而是政府的财政需求。一旦民间需求（交易功能）和财政需求（分配功能）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官交子制度的崩坏就是迟早的事情。

北宋以降，由交子发行开启的货币实验具有非凡的理论价值，它进一步拉开了唐代票据制度掀起的窥探信用货币真相的帷幕，让世人有机会早日窥探信用货币“女神”的神秘面目。但正是在这世界货币历史长河奔涌的拐弯处，人们进一步搜寻的脚步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交子制度异常丰富的信用货币内涵随即被此后频繁发作的“本钱依赖症”所挤压。“天圣规则”长期湮灭于货币历史的烟尘深处，以致后来几乎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殊不知，北宋交子的规则在千年之前就凸显了现代货币制度迄今未被完全破解的密码，即纸币制度的基础到底是“本钱”还是“信用”。实际上，“天圣规则”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三分靠本钱，七分靠信用，归根结底靠信用。纸币作为信用货币不必也难以严格对应于本钱（铜铸币），但需要掌握“界”，即信用边界，其实质是财政约束。这一规则还有一个延伸要义，即货币发行拥有弹性区间。若发行者拥有更多“信用”，货币发行完全可以突破“三七约束”；如果信用不足，就只能靠本钱。如果发行者信用极为充裕，则完全可以抛开本钱，此种情况下所发行的货币就是完全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当然，发行者也可以在既无本钱也无信用的情况下单方面强行发行纸币，但那往往是王朝崩溃前夜的“作死”操作。

自从完成第一次“货币超越”，中国历代货币当局均不同程度地寻求交易主义与分配主义或者准备约束与财政约束之间的微妙平衡。这种追求贯穿于两宋以来纸币制度的逐步确立过程中，乃至成为考察中国信用货币演进逻辑的一条主线。高桥弘臣对此过程做了极为详尽的梳理。

北宋初期，联接京师与东南地区的送钱票据（便钱）改由三司（最高经济管理机构）直接经营，即实行官营，并设立便钱务（相当于中央银行）专门管辖票据发行。此前，于三司之下设置了相当于物资专卖总局的京师榷货务，便钱务为其下属机构。由此可窥见便钱发行与国家财政的深度牵扯。

在讨论便钱发行及流通的具体过程之前，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当时的宏观经济背景。唐宋以降，经济重心南移，但政治中心（消费中心）特别是军事重心仍在北方。这意味着南方生产、北方消费，形成了“南物北运”的总体格局。身处北方的中央政府（以及边关重镇）和老百姓需要花钱采购南方的商品（消费品和军需品），东南地区的客商（南商）把货物运到北方来销售，收到货款即铜钱后，难以在物资匮乏的北方“回货”，携钱返程又极为不便。在这种情况下，便钱务将笨重的铜钱换成轻便的“便钱”。南商返回南方后，再到便钱务的地方分支机构支取铜钱。这时，便钱就是取钱凭据，如果可以转让流通，则可视为纸币，但也属完全准备，体现的是纯粹的交易主义或者完全准备约束。如果只是跨地域存取铜钱，那便钱的故事就显得过于平淡无奇，不值得再说下去。

问题是，北宋的便钱故事很快有了新的情节。北宋北部边境始终面临来自辽、西夏以及金的军事压力，开支巨大，落后的沿边地区难以提供充足的军需物资，不得不依仗榷货务的专卖收益（据说这是宋太祖定下的规矩）。在这种情况下，北商出现了。他们负责将军需物资运抵沿边地区，政府为其开具近似便钱而名为“钱交引”的票据，让其返回京师后，到榷货务兑现。此后，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加，政府照此做法陆续发行了“便籴粮草交引”以及不以铜钱（而是以金、银、绢、茶引、盐钞等）兑现的“入中粮草交引”等，且允许转让和转卖。与前述南商获取的“便钱”不同，北商得到的交引体现了分配功能和财政约束。

交引具有的分配功能与财政发行的性质必然使其陷入过度发行和难以兑现的困局。一开始，政府为了缓解铜钱（准备）不足的状况，采取“翻换”做法，将沿边发行的交引转换为另外一些有物资保证（另一种准备）的盐钞和茶引。由于盐钞和茶引均由榷货务发行，其中大部分仍借助北商周转，因此其性质与交引并无二致，过量发行也在预料之中。但盐钞和茶引与交引也有所不同，即在票据周转流程中，多了盐商和茶商的角色。他们的存在使“翻换”之后的钞引具有了交易主义的性质。由于钞引允许转卖，部分钞引被南商买入，进而流入东南地区，由南商直接与茶商进行交换。也有南商先购入钞引，回到东南故里将其转卖给茶商和盐商，获得在华北出售商品的货款。

以上描述中最关键的是，交引到钞引的“翻换”以及南商的介入，使北宋货币制度完成了一次分配功能和交易功能的逻辑衔接。这是中国货币历史进程中在正统的青铜铸币之外进行的一次极富开拓意义的货币实验。当时可能无人意识到这点，详述此过程的高桥弘臣也未必洞悉于此。在这一过程中，最具革命意义的举措是政府允许盐钞和茶引的“转卖”，它直接赋予钞引以流通性，使其具有独立的信用货币身份，正如高桥弘臣所言，这一举措使钞引“不仅作为事实上的纸币得到广泛使用，而且在信用稳定期间，甚至被用作价值贮藏手段”。

我们无从知晓当时的决策者面对钞引的扩张，是否已经意识到履行分配职能的那部分不应苛求准备约束（可兑换），以及宋仁宗时期针对四川官交子发行制定的“天圣规则”是否受到钞引的启发。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若循着此后货币制度的演进足迹，似可发现，钞引制度还为南宋真正意义上纸币（即东南会子）的创制与流通开辟了前路。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人可能只将目光投注于四川交子上。中国货币史学大家彭信威在讨论宋代纸币制度演进时也没有围绕钞引留下只言片语，只是在述及兑换机关时简单提及，认为“钞引就是一种贩卖特许证”，显然他未能洞悉钞引在两宋纸币制度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拿交子这个中国货币史上的“明星”货币来说，先抛开它起初只是（铁钱）代币、流通半径颇受地域（川陕）局限不谈，仅就其自始至终深陷财政约束（过度发行）与准备约束（强调兑现）的两难困局而言，与凸显交易功能和分配功能微妙平衡意蕴的钞引便不啻云泥之别。由此角度看，交子没有钞引走得更远、更广也在预料之中。

细究起来，中国古代货币演进史上长期存在“恋铜情结”，这种现象与本文所指的“本钱依赖症”有相近之处。相比之下，“恋铜情结”意在揭示铜铸币所体现的统治阶层与新兴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本钱依赖症”及摆脱这种症状的努力则主要着眼于货币制度结构。基于货币制度结构来讨论本钱（铜铸币）的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有必要做专门考察。当然，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无人觉察，只不过相关观点往往淹没于浩瀚典籍的字里行间。在这种情况下，高桥弘臣将其重新捡拾起来，唤起人们对这段货币历史以及先哲看法的记忆。

高桥弘臣对金朝推行纸币制度的描述十分细致，这是极易被研究中国货币历史的学者一笔带过的时期。他的相关评述点到了问题的要害，且发前人之所未发。比如金朝为弥补铸币短缺，在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开始发行交钞，这是中国纸币发展史上一次十分成功的货币实验。《金史·食货志·钱币》盛赞：“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利于致远”道出了货币轻便化的真谛。不仅如此，金朝还进一步在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废除分界制度，使交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这是北宋未敢尝试的货币壮举，堪称世界货币历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高桥弘臣作如是评价：“在章宗时代，使用纸币远较北宋发达”，并由此奠定了“元朝货币政策”的基础。

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无“本钱”保障的货币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竟然出乎意料地保持了币值稳定。傅海波、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评价为：“多年来，尤其当世宗和章宗统治时期，金朝货币的确曾像宋朝货币一样是很稳定的”。我们不禁要问：金朝货币当局是如何做到的呢？对此问题的解答或许会触碰信用货币制度的关键机制。我们不妨从金朝的货币政策实践中捕捉一些关键信息。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军兴以来，全赖交钞佐用，以出多遂滞，顷令院务收钞七分，亦渐流通”（《金史·食货志·钱币》）。显而易见，金朝货币当局维持纸币稳定的方式不再遵循成法（寻求本钱补救），而是另辟蹊径（财政手段）。对此，高桥弘臣曾有恰当评论：“税额的七成以交钞上缴，于是交钞渐渐开始流通。为维持交钞价值，不是以与铜钱兑换，而是以征税，特别是征收专卖税、商税之手段来回收者所占的比例增大起来，这正是说明交钞逐步增强了作为不可兑换纸币之特征的实例。”

先撇开“收钞七分”与前述北宋交子发行的“三七规则”似有暗合不谈，仅以财政（税收）方式维持交钞正常流通而言，无疑明确宣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货币法则：信用货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它可能代表的任何具体物什（诸如钱帛金银等），而是取决于发行者的态度与行为（看你是不是把它当回事）。纸币作为无（实物）本位货币（即不与实物挂钩的货币），与本位货币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前者遵循财政约束逻辑，后者遵循准备约束逻辑。有学者指出，作为本钱的铜铸币也是一种特殊的信用货币。纸币制度之成败不在于能否依赖“本钱”，而在于能否伴随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实体经济表现。纸质货币自诞生以来，与如影相随的“对手”（本钱或者其他本身有价值的东西）的关系让国人懵懂了数千年。未料，这张窗户纸竟然被金朝货币当局用看似不经意的具体货币政策实践给捅破了！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个王朝的货币实验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人们还没来得及系统梳理此次货币实验的利弊得失，货币历史的脚步便已踏入波澜壮阔的元代。

从总体上看，金朝对纸币的认知落后于其纸币实践。相比之下，两宋对纸币的认知要深刻系统得多。或许这个朝代的人们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品评和观察漫长的纸币实践。从1023年的“天圣货币革命”算起，到1279年南宋灭亡，两宋的纸币实验整整进行了两个半世纪。就拿纸币与“本钱”的关系来说，如果说北宋乏善可陈的话，那么南宋对此的认识则更加准确透彻。南宋杨冠卿在《重楮币说》中曾经强调，“夫欲使民之视铜如楮，视楮如铜，此其原不在乎下而在乎上”。“在乎上”一语点透了铜币和纸币关系之要害。后来，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也提出类似想法：“官之用券既多，则民之视券亦重，盖将不强之贵而自贵，不迫之藏而自藏矣。”（《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据此他提出政策建议，将原来税收征缴的“钱会中半”变为全用会子，以维持会子的平稳流通。最终，这种建议被决策者采纳，宋理宗曾言：“朝廷以为重，则人自厚信。”（《宋史全文》卷三十五）将货币发行者与货币使用者的关系爬梳得如此简洁清晰，可见其对当时货币政策实践观察之细致深刻，否则无法在决策层达成普遍共识。可以说，南宋的纸币实验和理论提炼已然洞悉了信用货币的深层机制。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其良窳在于财政约束（“在乎上”）而不在准备约束（“在乎下”）。上述认识简直可以直接写进主流货币金融学教科书，作为货币理论的“杨冠卿－真德秀命题”。

借助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初步窥探延亘中国货币历史数千年的“子母相权”谜题。在中国货币历史演进及历代对货币认识的长河中，维护本钱制度无疑是主流，两宋金元的纸币实验及其货币认知只是偶然卷起的几朵浪花。即便是在本钱制度难以为继、需要纸币制度出面维持补救且罕有成功先例的情况下，历朝历代几乎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所谓的“钱楮组合”（铜钱与纸币的搭配）。千百年来很少有人知晓其中的缘由，人们也无从明白铜币（甚至银币、金币）根本不具备救助纸币的功能。即便在信用货币如此普及的当下，仍然有不少人在探究纸币到底代表黄金、棉布还是其他有价值的物资。追根溯源，这一切都受到中国古老货币规则“子母相权”的影响。根据《国语·周语下》的记载，“子母相权”由东周卿士单旗于公元前524年针对周景王铸造大钱而提出，其含义是大钱（母）与小钱（子）需合理搭配行用，不可偏废。纸币出现之后，便被顺手套用于钱楮结构，即以钱为母，以楮为子，纸钞需以铜钱为基础，方能保持币值稳定。这一套用误导了中国货币历史近千年，而“子母相权”规则也成为主导中国货币政策的主流理论依据。

高桥弘臣敏锐地发现南宋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受到“子母相权”理念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江南实施的财政收支中以铜钱、会子各半的比例并用的钱会中半制可视为基于子母相权的想法而确定的”；他针对当时试图以增加铜钱来拯救东南会子贬值的政策举措，认为“如铜钱与纸币并用，便可阻止只有纸币流通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贬值，不过是拘泥于传统的货币政策、货币思想的观念性、抽象性的看法而已”。仅从这种意义上讲，作为南宋纸币管理法则之一的称提之术也不过是“子母相权”规则在纸币政策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而已。尽管南宋货币当局已经认识到纸币稳定流通的关键在于财政约束（“在乎上”），但在货币政策整体思路上并未完全脱离“子母相权”框架（“在乎下”）。

在中国货币历史上，真正有望摆脱“子母相权”传统束缚的时期是元代。高桥弘臣发现，元代将中统钞作为纯粹纸币来发行，其背景是色目人财务官僚取代了汉人财务官僚，而前者受“子母相权”传统理念的影响较小，因此没有采用铜钱和纸币并用的做法。中统钞流通将近二十年，“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创造了中国货币历史的“中统钞奇迹”，证明了纸币制度本身是一种优良的货币制度。即便如此，在至元（1264—1294）后期元代纸币遭遇贬值困局时，当局也试图重返“子母相权”传统来寻求拯救之道。比如在至大年间（1308—1311）曾经数度铸行铜钱以佐纸币，但收效甚微。不难看出，即便是奉纸币制度为基本国策的元代，也没有彻底摒弃“子母相权”法则，只不过是顺则弃、逆则用而已。历朝历代之所以推崇“子母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当局总是疏于财政约束，审慎派人士只能通过反复强调“子母相权”传统（寻求准备约束）来加以牵制。如果是这样，对于历代王朝中央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言，重返“子母相权”传统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高桥弘臣进一步揭示了钱楮结构所体现的深层利益矛盾。他在述及金代推行纸币纳税政策时提及，当时商人相对于农民多用交钞，税收用钞范围的扩大尽管能够凸显纸币的“财政约束”，却只对商人阶层有利，对于平常更多持有和使用钱币的农民阶层而言，势必“搅乱了他们的生活体系，将他们逼入窘境”。由此窥见财政“收钞”本身所凸显的商人与农民（钱钞结构）的利益冲突。无独有偶，这种利益之争也呈现于美国在实行金本位制还是金银复本位制的抉择中，这说明这一问题在全球货币历史上具有普遍性。根据罗伯特·希勒的描述，人们对金银复本位制的支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社会阶层性，美国东部地区的知识分子青睐金本位制，而西部地区的人口中农民占多数，他们支持金银复本位制。由此看来，只要不是单一货币制度，就必然存在因货币结构差异而导致的利益分野。

铜钱和纸币的利益格局有时会发生反转，如高桥弘臣述及南宋有人曾经建议提高用钱纳税的比例，这使农民陷入困局。当时所谓“贵家”“豪族”“富商”和“巨贾”囤积窖藏巨额铜钱，“纳税时铜钱需求之高涨更促使这些人窖藏铜钱”，他们抓住农民急需铜钱的心理而抛售会子，导致会价跌落，农民蒙受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奏请减少纳税中铜钱的比例，这相当于为农民阶层争取利益。根据记载，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南宋江南东路宁国府守臣奏请辖地上供、征税从钱会中半改为皆用会子，获得允准，“当地人欢欣鼓舞”。

可见，两宋屡次推行钱楮制度（如钱会相半）以及重返“子母相权”传统，是出于钱与楮分别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考虑。如此看来，前述宋理宗首肯全用会子的上奏，既是纸币的胜利，也是老百姓的胜利。仅从这种意义上讲，“子母相权”其实就是利益相权，而“本钱依赖症”也并非什么“病症”，而是别有一番意味了。既然如此，若将“子母相权”只解读为铜币与纸币的关系，就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

根据既有的讨论，中国率先完成了第一次“货币超越”，早就具备了制定和推行货币政策的条件。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该认定为由哪个朝代开启？乍一看，纸币大范围且长期流通的两宋为不二选择，但这一时期始终受到“本钱依赖症”的困扰，难以形成一以贯之的政策主张，遑论完整的货币政策框架。高桥弘臣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始终坚持推行纸币制度的元代。他指出，元代推行纸币制度（而非人们预想中的银本位）的原因包括白银流入西亚导致存量不足、银在民间的普及程度低等，但最基本的是，政府打算将货币作为“经济统制手段”，即出于纸币制度利于推行货币政策进而干预和控制经济的考虑。

高桥弘臣花了较大篇幅来分析此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历代王朝，钱是政府管理和统制价格与物流的手段。仅高桥弘臣的这一判断，就超越了绝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的看法。“正由于被赋予这样的使命，钱才选用铜这一贱金属为原料，铜钱的面额价值由政府故意与原材料价值分离开来而决定、操作”，“在发行者自行设定价值，通过征收租税来接收而使价值得到维持这一点上，将纸币与铜钱视为同一属性的货币也不为过”。这种看法更是出人意表。长期以来，除了南宋词人辛弃疾在《论行用会子疏》中坚持“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的看法外，很少有人视纸币与铜钱为同质的货币，也很少人认为本身有价值的铜钱可以用于货币政策操作。照此看，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早期探索历史可以回溯到开始铸造铜钱的先秦时代了。他还进一步谈到贵金属，认为贵金属（如白银）大部分存于民间，且仅凭原料价值的信用而流通，价格纯粹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起不到作为经济统制手段的作用，这与多数铜钱储备在府库受政府掌控不同。

历史事实表明，元代初期借助中统钞的发行而进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钞制度不仅节约了货币发行费用（相较于铜钱铸造），而且在满足财政需求的同时，还保持了“百货价平”。这在纸币流通历史上殊为难得，也颠覆了绝大部分人对于纸币制度的流行看法：纸币发行必然伴随通货膨胀。为便于货币政策操作，元代在中统至元之交(1264)还专门设立了相当于中央银行的“平准库”，专司维护货币流通稳定之职，这标志着货币政策操作体系臻于完善。可以确认，早在元代，中国中央政府就已将纸币制度的推行提高到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层面，但其目的与此后明代推行纸币制度旨在“与民争利”和刻意压制富裕阶层不同。仅从这种意义上讲，元代堪称世界货币金融史上首次正式确立货币政策体系的朝代。

高桥弘臣借助两宋金元货币制度特别是纸币制度实验，娓娓道来这一时期的中国货币故事。虽然他旨在探究元代货币政策之渊源，但其对不少长期困扰货币史学界问题的探赜索隐，不乏新的发现；其叙事逻辑和理论分析的角度，对于探究中国纸币制度的起源与演进机理不无裨益。不仅如此，他还将理论触角深入中国纸币制度结构的深层，发前人之所未发。比如，明确认定了铜钱和纸币的同质性（同属信用货币），并由纸币与本钱的关系切入“子母相权”传统，以及掩藏于这种传统背后的利益纠葛；从钱会中半制度的困局初步悟出纸币制度有赖于财政约束而非准备约束，并由此揭示钱币拯救纸币的不可能性定律等。尽管高桥弘臣没有再由此深入一步，来构建和解读中国信用货币演进的逻辑框架，以及提炼更多理论命题，但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

实际上，中国的货币理论长期落后于货币实践。可以说，自《管子》以来中国的货币理论一直处于停滞甚至退步的状态。人们始终没有弄明白纸币与铜币的真正关系，货币政策也长期困扰于纸币与铜币（以及信用货币与实物准备）的匹配陷阱而乏善可陈。这种状况从两宋金元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当下，使人们看待中国古代信用货币制度如同雾里看花，不得要领；这种影响甚至及于近几十年来对人民币性质的讨论。中国最早完成了“货币超越”，按理说最有条件成为（事实上也是）全球最早实施货币政策的国家。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一直坚守贵金属本位货币制度，由此决定其只有财政政策而无货币政策。基于贵金属本位货币的经济必然长期遭受通货紧缩（银荒）的困扰（因此西欧国家曾经满世界找金找银），但拜无（物质）本位货币所赐，中国自唐宋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钱荒）。从严格意义上讲，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西方世界才最终完成第一次“货币超越”，从而具备实施货币政策的条件。

应当看到，由于从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拘泥于“子母相权”法则，中国虽然早已具备实施货币政策的基本条件，但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过程并不连续也并不系统，货币政策的施行多次因试图重返本钱“怀抱”而辍于半途。归根结底，这种情况归咎于人们对政策当局财政冲动的担忧及对铜钱和纸币这两种信用货币之于货币政策操作的机制缺乏系统认识。但遗憾归遗憾，中国仍然是货币政策的“故乡”。

还需强调，自从夏商周三代借助贝币价值符号完成戈兹曼意义上的第一次“货币超越”，后经春秋以降的青铜铸币（初级信用货币）直至唐宋以来发行的票据、纸币（高级信用货币），中国信用货币在世界货币历史上首次完成了全流程演进实验。这就意味着中国货币演进过程为研究信用货币理论提供了最完整的故事样本，由此提炼产生的货币理论应当成为现代货币理论的主流。但遗憾的是，相对于极为丰富的货币流通与政策实践，我们的理论贡献要小得多。虽然沈括揭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机理，周行己阐发了纸币发行部分准备理论，但这些研究并未形成系统的逻辑框架。在西方货币理论成为“主流”以后，中国的货币理论被长期无视，进而逐渐湮灭无闻。因此，现代货币理论因缺少某些中国元素而一直带有硬伤。比如，若遵循西方货币演进的叙事逻辑，货币的基本职能无非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等；若基于中国货币演进的叙事逻辑，则货币的首要职能应当是“分财布利”，即资源分配。两种观点分别强调市场逻辑（自下而上）和政府逻辑（自上而下），将两者加以整合，方可形成完整的货币职能结构。由于中国货币演进故事的阙如，所谓主流货币理论便成为一个无法完整解释货币功能的残缺理论框架。对此问题，显然有必要进行专门讨论。

作者信息：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2026 (02) : 51-61+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