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永红等：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强劲动力

经过12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人民币在中国与邻国和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得到广泛使用，人民币位列主要国际货币行列，人民币国际化长足发展。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3》，2022年第四季度，RII指数达到6.41，创下历史新高。尽管2015年“8·11”汇改之后，RII波动性加大，但是保持快速上升态势，过去5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6.73%。较高的RII增长率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长足发展而且潜力巨大（见图1）。

跨境贸易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2022年，经常项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包括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发生10.51万亿元，比2021年增加2.57万亿元，增长32.4%。由于进出口企业对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需求持续扩大，人民币在我国贸易总额中的结算占比不断提高，从2018年的14.4%升至2022年的22.7%。2023年第一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全球占比达到3.60%，同比增长33.46%。过去5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6.56%（见图2）。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职能进一步巩固，彰显了人民币跨境使用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中的独特优势。

国际金融交易成为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关键。2022年，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的余额达到9.6万亿，较2017年增长了1.2倍；人民币直接投资6.8万亿元，同比增长16.55%；中美利差出现倒挂，激发了人民币的融资功能，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同比增长40.35%至1732.78亿美元。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综合指数（由人民币直接投资、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人民币信贷占全球的份额综合形成）为13.07%，相比2021年上升约2.46个百分点（见图3）。过去5年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指数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1.48%，表明人民币已经成为非常活跃的国际金融交易货币。

人民币储备货币职能凸显，被80多个国家纳入官方储备。尽管受到美元升值影响，2022年，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金额为2984.35亿美元，规模小幅下跌但仍在维持在较高水平。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份额为2.7%，较2016年刚加入SDR篮子时提升了1.38个百分点，过去5年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年均增长率高达19.30%，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地位不断巩固。尤其是，在2022年IMF新一轮SDR定值审查中，人民币继续维持第三大货币的地位，份额从2015年的10.92%提高至12.28%，表明中国的贸易份额、人民币的资本自由使用两个方面均得到巩固和增强。

第一，实体经济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撑可能弱化。我国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虽然有所减弱，但是依旧存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债可持续性较差、民营经济活力较弱，出口订单不足，经济恢复基础还不够牢固，

第二，国际金融风险加剧，威胁人民币汇率稳定。美欧央行还在继续加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美利差倒挂，资本外流可能加大人民币的贬值压力。此外，国际流动性紧缩的负面溢出效应开始显现，硅谷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倒闭带来金融动荡和连锁反应，国际避险情绪上升，国际资本跨境回流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受到投机冲击和风险传染，如何确保中国在金融扩大开放的情况下管住风险，不发生金融危机，同时还要维护人民币利率、汇率稳定，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基础，这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第三，美元的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很难在短期内突破。国际金融市场存在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国际货币多元化发展和格局变迁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地位短期内难以根本撼动。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未受到削弱，在最新一轮SDR定值审查中，其份额提高幅度略高于人民币。货币国际化本质上要求资本账户开放，能够满足不同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使用需求。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低，使得不少贸易企业、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自由使用存有担忧，不愿选择人民币作为金融交易货币或者储备资产，不利于形成人民币使用的国际网络。

第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打击人民币需求。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助涨了美国依据意识形态主张的“脱钩断链”，特别是对中国形成打压态势。目前，七国集团采取“去风险”政策，降低产业链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长远看将对全球产业链重塑产生深远影响，改变全球经贸格局，不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削弱人民币需求增长的基础。

百年变局下国际货币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货币地位失衡状况依然严重。突出表现为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远高于其国际经济地位，人民币则相反。欧元、英镑、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其国际经济地位基本匹配（见表1）。例如，2022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5.41%，贸易额占全球的20%左右，美元国际化水平达到50%，美国的国际地位比美国的经济贸易地位高出近1倍。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8.06%，贸易额占全球的23.61%，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只有6.4%，中国的国际货币地位不足中国经济贸易地位的1/3。要达到与我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需要锲而不舍、有序推进。

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是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轮子，近年来金融交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基于国际贸易的交易规模不足5%，超过95% 的外汇交易都是基于价格发现、投融资、风险管理的金融交易。因此，开放金融市场，逐渐消除资本项下的外汇管制，促进资本市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开放，构建资本跨境流动新渠道，是提升人民币金融交易职能的必由之路。

高水平金融开放是一种制度型开放，具有系统性和稳定性。2019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全面实行外资管理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由最初的190多条缩减至37条，保持我国对全球直接投资的强大吸引力。2020年，提前取消证券、期货、寿险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更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金融市场，扩大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联动的渠道。2021年9月，开启债券通和理财通，推动我国债券市场、资产管理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丰富境内外投资者配置全球资产的渠道。2022年2月，颁布全球存托凭证（GDR）新规，将“沪伦通”扩容为“中欧通”，境内从上交所拓展到深交所，境外从英国拓展到瑞士、德国，拓宽境内外资本市场双向融资渠道。2023年5月，我国实行“互换通”，将香港与内地的基础设施机构相互连接，方便市场主体参与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内地银行间金融衍生品市场，将金融开放扩展到衍生品市场。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若干措施的通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试验区内中资、外资金融机构可同时开展新金融服务，个人可跨境购买境外金融服务，境外专业人员可为试点地区内的企业和居民提供专业服务。

作为一个货币国际化的后起国家，要打破主导货币的路径依赖，需要支付的政策推动。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制定了专门政策。2011年12月，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制度，允许境外人民币通过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投资A股，探索建立资本市场人民币跨境循环机制。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将“人民币国际化”明确为国家战略。2015年11月，推动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得到全球官方认可，人民币国际化跨越了一个里程碑。2016年9月，推出上海自贸区债券（又称“明珠债”），这是一种在上海自贸区发行、面向上海自贸区及境外投资者的离岸债券品种，明珠债的发行、交易实行英美法和国际规则。2019年9月，外汇局取消QFII和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并取消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2021年3月，进行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实现一定额度内意愿购汇，便利跨国公司企业集团跨境资金统筹使用。2022年8月，我国积极参加BIS主导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推动mBridge试点，加强央行数字人民币的开放合作，开辟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赛道。

审慎而坚定不移扩大金融开放，使得我国金融开放水平实现新的突破。尤其是我国制定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促进上海建设金融开放枢纽门户，协同发展货币、股票、债券、期货、票据、外汇、黄金、保险、信托等全球最齐全的金融要素市场，有效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2022年上海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超过东京，仅次于纽约和伦敦。上海也是全球性的人民币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在沪世界500强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已超过外币结算量。总之，高水平金融开放大大增强了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了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吸引力，2022年人民币首次超过美元，成为我国最大跨境支付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高新时期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高水平金融开放则是增强国际社会信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迈上新台阶的必要条件。未来，应该瞄准重点，强化金融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多动力。

第一，以金融开放促创新、稳增长，为人民币国际化夯实基础。扩大资本流动规模和渠道，加大金融资源跨境优化配置力度，充分发挥新时期我国超大市场、产业体系完备、人力资源丰富、发展基础厚实的优势，加强国际合作，确保外贸外资稳定。抓住去美元化机遇，将人民币国际化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机结合，降低“去风险”压力。整合并优化金融开放渠道，推动在岸、离岸市场良性互动发展，提高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水平，持续释放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和活力，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

第二，以金融开放促贸易，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份额。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元呈现“武器化”特征，动摇了市场对美元的信任基础。各国更加重视金融安全，设法降低对美元的依赖，选择安全资产，人民币被赋予了一定的避险货币属性。应抓住难得的窗口期，利用当下人民币币值稳定、利率较低等优势，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融资货币职能，扩大信贷市场开放度，减少外债限制，鼓励发行熊猫债、明珠债，扩大人民币贸易贷款，推动商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以人民币计价交易，为我国巩固贸易大国、贸易强国地位提供有力的保障。推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早日落地投入正常使用，充分发挥央行数字货币的主权信用功能，进一步拓展人民币贸易结算渠道。

第三，强化金融制度型开放，提高人民币金融交易职能。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资本市场优化配置国内外资源的广度和深度，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将资本市场制度开放作为高水平金融开放的核心，对标国际标准和规则，全面有序推行注册制改革，提高权益资产在人民币资产中的比重。将债券作为资本跨境流动的主渠道，稳步加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大力发展离岸债券市场，满足国际社会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加强国有跨国银行的本地化经营，多渠道、多市场、多主题协同发力，提高人民币金融交易的全球份额。

第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为人民币国际化筑牢安全盾。实践证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制度选择，应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明确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除非出现重大非理性冲击，政府轻易不干预人民币汇率。加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联动及自我平衡能力，更好发挥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维持经常账户均衡水平下的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汇率对短期资本流动高度敏感，容易出现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超调，需要高度关注跨境资金的流动规模和方向，建立健全资本流动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守住风险底线，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筑牢安全盾。

（本文为上海交通大学研究课题项目《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版面编辑｜张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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