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中国式转型金融——典型事实、发展动力与现存挑战

自20世纪50年代起，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及其负面效应已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阻碍。2008 年10月著名的《斯特恩报告》更是长篇幅阐述了气候变暖、温室气体排放加剧的灾难性影响，并称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美国经济大萧条”。推动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提高绿色产业融资效率、加速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成为各国经济转型的共同路径。

近年来，中国政府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治理，在多边框架下推动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国际分工与合作。2016年，中国在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倡议设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主持的绿色金融研究小组。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与荷兰央行、法国央行等8家货币当局共同发起创立绿色金融网络（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NGFS）。2019年，中国与部分欧盟成员国共同启动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Sustainable Finance，IPFS）。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2021年，中欧联合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提高了现有各种分类标准的兼容性和互相操作性，为其他地区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各国面临碳减排约束、新冠疫情扰动叠加能源供给冲击的三重困境。中国作为资源大国和发展中大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高碳产业长期占比较高，平衡能源保供、经济转型和低碳发展成为现阶段中国政府面临的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加速发展转型金融（Transition Finance）能够有效地为高碳行业降碳减排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并将顺应全球碳中和的趋势。

梳理现有文献不难发现，中国现阶段转型金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成果偏向于转型金融战略部署的对策研究，鲜有对中国转型金融现状与演进的系统性全方位梳理，更缺乏问题导向的转型金融实践研究。当前阶段，国际零碳金融、低碳金融面临开放与竞争并存的格局，中国在转型金融领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加快发展转型金融，深度参与开放、共享的全球零碳金融建设，将有助于推动中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全方位梳理中国转型金融发展的典型事实，系统地探索中国式转型金融的发展动力；二是明确中国转型金融发展的现存挑战，通过梳理国际成功实践经验，为中国未来转型金融实践研究提供有效借鉴；三是构建中国转型金融发展框架，结合中国特色的金融结构，为繁荣中国转型金融市场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转型金融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受益于绿色金融业务的快速拓展，中国转型金融实践也正在加快推进，“双碳”战略规划正在有序进行，未来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有望共同构成金融支持“双碳”目标的“双支柱”。然而，中国转型金融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此外，从转型金融产品规模来看，当前中国转型金融产品主要依托绿色中长期贷款和可持续发展类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创新及其支持力度距离转型金融的实际市场需求还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中国转型金融产品种类总体单一，但在积极进行探索创新

从中国转型金融产品结构来看，已有转型金融产品主要以信贷、债券等债务型融资工具为主，品种仍显单一。然而，需看到的是，除了既有债务型融资工具外，目前中国也在探索和创新其他类型转型金融产品，诸如绿色转型基金、转型保险、转型信托等更为多元化的转型金融工具已然成型。

（三）中国金融机构是转型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与支持者

在“双碳”战略目标下，中国金融机构既是转型金融的直接参与者，更是重要支持者。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是直接参与者，通过摸清自身碳排放数据、减少绝对碳排放量、设定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金融机构将承担和履行“双碳”目标下的环境责任，从而提升机构形象、拓展业务市场并提高盈利水平；另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也是重要支持者，通过扩大转型金融产品供给，充分发挥支持绿色发展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三大功能”，助力新兴产业扩张和传统高碳产业转型。

（四）中国正在完善转型金融体系建设

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已初步形成包括标准体系、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激励约束机制、产品和市场体系以及国际合作在内的“五大支柱”。其中，标准体系起到了规范业务、明确支持对象的作用；信息披露机制提升了业务透明度，保障了监管有效性；激励约束机制有助于调动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积极性，保障业务的有序开展；产品和市场体系是绿色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直接载体；国际合作机制提升了产品标准、国际认可度和市场参与程度。以上“五大支柱”也为构建中国转型金融战略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是转型金融发展的根本动力

现有绿色金融对高碳行业低碳转型包容性较低，巨大的转型资金缺口形成了中国转型金融市场的广阔需求。中国转型金融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亟需丰富转型金融政策工具箱予以支持。

（二）转型资金的有力支持可以激发企业自我价值实现

转型金融加速发展、转型金融工具箱不断扩充显然有助于转型企业摆脱资金困境。企业积极发行转型债券，参与转型项目，能够有效激发企业自我价值实现：一是转型金融促进高碳企业改善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技术，持续创造价值和现金流；二是转型金融帮助企业成功剥离不良资产，削减“搁浅资产”数量，扩大研发支出和业务范围；三是转型金融资金支持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绿色声誉”，相当于为企业增信，可以增强投资者信心；四是转型金融有助于更多中国优质企业“走出去”，与国际规则接轨，在“双循环”背景下从全球范围内扩大市场、提升企业市值。

（三）转型金融的规范化发展将缓释系统性风险，降低监管成本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转型金融的加速规范发展将有效缓释系统性风险。

此外，发展转型金融对于金融系统监管至少还具有以下益处：一是转型金融业务拓展通过提升金融服务声誉和效率有利于降低金融系统自身风险；二是转型金融规范化发展有利于推动相关转型金融产品更加公正化，并可以不断提升金融监管效率；三是当前中国转型债券产品仍然主要以依托重大项目的国有控股企业为主，有利于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方针，且信用风险较低，便于监管；四是如果转型金融政策与财税政策等搭配协调，最大化发挥效用，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治理难度。

（四）转型金融与 ESG 投资相结合成为金融机构提供转型金融服务的不竭动力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在“双碳”等国家重大战略指引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服务表现出巨大的扩张潜力，构建有效的ESG投资体系是发展转型金融的重要切入点，也将显著提升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随着 ESG 投资评价体系趋于完善，投资标的日益丰富，投资策略更加精细化，符合ESG投资策略的转型金融产品将帮助客户实现资产的稳健保值与增值，增强资产安全性，顺应了金融机构绿色转型。此外，转型行业富有市场潜力，开发较长期限的“转型金融+ESG投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长期投资的理念。

（一）中国转型金融标准和实施路线图存在缺失

目前，就转型金融的标准界定以及具体实施路径而言，国内相关监管部门暂未明确出台相关官方准则，特别是缺少转型信贷的授予标准，导致诸多高碳行业的转型客户和项目尚未纳入金融支持范围。

（二）中国转型行业及项目信息和数据基础较为薄弱

目前，尚未看到自上而下、统一的转型项目支持文件，参考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已有实践，转型行业支持目录中实际上涵盖了公共事业、建材、有色金属、钢铁、石化、化工等争议性不大的行业，但煤电等支撑性行业、光电等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部分阶段尚未做出区分与列入。

同时，现阶段基于重点转型项目的数据信息甄别和处理、企业环境信息标准披露以及相关财务统计规则制定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漏洞，亟待进一步整合与完善。

（三）中国转型金融产品设计机制尚不完善

目前，中国转型金融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产品在项目指标选取、期限结构设计以及绩效考核制度安排等方面尚不完备，设计机制尚不完善。

此外，还需关注的是，与开展转型金融实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可持续发展挂钩类产品的绩效考核也存在一些欠合理之处。

（四）中国转型金融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亟待维持

在全球范围内，转型金融外延广阔、潜在市场规模巨大，其商业化发展模式仍处持续探索阶段。就中国目前转型金融的商业发展模式看，还存在外部性难以内部化、转型方案设计信息不对称、商业拓展可持续性较弱等一系列问题，也尚未形成一个从政府顶层统筹规划、高耗能企业脱碳融资、金融机构工具创新最后到投资者项目资金接续等完整的转型金融体系闭环。

（一）设置清晰的转型金融标准

从全球范围来看，部分经济体已经初步制定出转型金融行业标准，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是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转型金融的政策文件和制度约束也趋于完善，低碳转型标准的界限日渐清晰。总体而言，目前国际已有的转型金融分类标准按照约束形式的不同，主要可以区分为目录法和原则法两类，两者均经过部分经济体的成功实践检验。

（二）形成完整的转型行业目录与数据披露

相对完备的转型金融分类目录是指导高碳企业高效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保障。通过明确转型经济活动目录范围，能够进一步提高转型市场透明度，合理引导货币资本充分流向目标客群，全面促进转型金融市场和全行业降碳行动的规范化发展。

（三）建立完善的转型产品设计机制

现阶段，国际上既有的转型金融产品主要集中于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两方面。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多边国际机构和发达经济体曾尝试设立与可持续发展挂钩的高碳行业转型基金，如欧盟公正转型基金、美国公正转型基金、英国减排援助基金及气候投资基金等。考虑转型金融在发挥融资功能的同时还要监督减排项目的成效，因此，部分国家在转型金融产品框架设计中将融资主体的减排绩效与融资条件相互挂钩，以起到动态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激发减排企业内生动力、激励企业自身落实减排目标的作用，这是此类转型金融产品与传统金融工具及绿色金融产品的最大区别。一般而言，国外成功的转型金融产品设计主要包括转型目标嵌入、融资成本调整、项目认证评估等核心机制要素。

（四）构建可持续的转型金融商业模式与激励机制

相对完备的转型金融体系形成除了需要加快标准制定、目录指引、信息披露以及产品设计之外，也紧密依托于转型金融发展的商业化闭环。当前全球可持续转型金融体系建设正在加力提速，据 2022 年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网络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已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初步制定并形成了适用于自身的可持续转型金融商业发展规划与激励机制，多强调进一步从整体层面加强宏观统筹安排，以形成多方面的政策合力。

基于对中国转型金融的典型事实的梳理、发展动力的分析、现实挑战的研判，参考转型金融的成功国际实践，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设置结构化转型金融标准。针对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金融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的现状，统一的转型金融标准将在短期内加剧各地区、各转型企业的信贷偏向现象。因此，应借鉴《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以及其他国内外转型金融相关实践经验，并基于中国自身实际情况，设计并出台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金融制度框架，明晰中国式转型金融的服务标准，适时引入动态化的调整机制以满足异质性项目融资主体的差异化节能目标、适当降低碳排放准入门槛，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金融框架体系，最大程度地提高转型金融服务效率、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第二，加强转型金融产品的标准化信息披露，加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与合作。未来，中国政府应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推动转型金融市场建设，鼓励国内投资者加大对“一带一路”转型项目投资力度；建立与国际转型金融相互衔接的转型金融支持体系，最大限度地吸收跨境资本并发挥自身成本优势，支持国内转型项目主体进行国际化融资，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市场。

第三，完善转型金融产品设计机制，促进转型产品的多样化。目前，中国转型金融市场存在准入标准不清、产品种类有限的问题。中国政策决策与监管部门应立足中国国情，一是设置明确的绿色项目与转型行业支持目录，鼓励和指引相关转型主体适时披露转型进展，促进信息披露常态化、规范化和透明化。二是着力强化既有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转型金融产品的营销力度，并进一步严格约束项目转型资金使用范围，合理评估转型金融目标效益、把控转型项目市场风险，可参考国际经验，将减排成效与融资额度合理挂钩。三是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各类转型主体的融资需求，研究创设以转型资产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新型产品标的，持续强化和推广与创投或私募等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加快建设权益式转型金融产品，加快补齐直接融资短板。

第四，转型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三方应联合发力，增强中国转型金融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维持可持续的中国式转型金融商业模式，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政府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在转型金融发展初期加强财政政策工具支持，可使用定向补贴的方式有效降低转型企业成本，也应考虑建立专门支持部分高碳领域转型的基金，重点支持这些领域的技术更新；同时转型金融激励机制的建立既要考虑行业水平与转型效果，又要考虑中小企业的核验成本压力。二是金融监管部门应构建科学的转型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既要有效支持高碳企业转型，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针对中国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结构特征，应当重点提升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增加供给端信贷型金融政策。三是金融机构可运用数字化平台及金融科技手段提升微观审慎管理水平，设计差异化转型金融产品，完善利率定价、授信审批等流程，将企业ESG融入到金融产品服务中，以此为契机优化金融资产结构，使转型金融成为金融机构发展的新动能。四是转型企业应深刻把握高碳行业低碳转型战略导向，结合企业自身实际，优化生产技术，加强 ESG建设与投资信息披露，提高 KPI与资金配置效率，增加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力争早日由“棕色”走向“绿色”发展。

作者信息：

刘 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张 斌（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张 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来源：

《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