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惺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根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要求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更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改革的着眼点。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我国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抓手。不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角度来看，都需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国内角度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链优化升级，发挥好我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优势。从国际角度看，面对“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需要我国对循环体系进行再部署、再调整。

经济发展是分阶段的，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模式。“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在我国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均收入水平也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发达国家技术转移和国际分工的机会，发挥劳动密集型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通过扩大加工出口来推进经济发展，增加了外汇储备，创造了新增就业，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发展到今天，之前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已经遭遇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障碍，无法持续。同时，国内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质量和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国内供给体系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

大国经济主要是靠内循环来推动的，不可能过度依靠外循环。从对外依存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进出口规模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67%。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消费市场陷入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对外依存度开始下降，到2020年降到31.5%，而同年美国为18.2%、日本为25.6%，仍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国际大循环居于主导地位、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的经济结构不利于维护经济安全。展望未来，出口在我国经济当中的比重一定会越来越少。2006年，出口占GDP的比重超过1/3，达到35.4%，到2020年降为17.65%，今后这个比例会进一步下降，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导向型战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不可持续。越大的经济体，越要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如果产业链水平较低、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过高，国内供给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就会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科技创新短板依然突出，在视野格局、创新能力、资源配置、体制政策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现在，我们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交汇期，应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这个准备就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发展，美国部分政客扬言与中国“脱钩”，紧锣密鼓加紧“去中国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供给侧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侧的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加之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兴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在全球化重构的时代，我们在战略和政策上必须进行调整，新发展格局就是应对上述危机和风险的必然选择。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要统筹好经济发展与风险防控、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重心转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重新定位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布局开放新模式，由“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转为“国内循环推动国际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要通过国内“自转”推动国际“公转”，通过中国经济“体内”循环推动全球经济“体外”循环，这种循环模式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只有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不断提升产业链水平、破解关键技术和高端装备依赖进口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应对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经济的发展要关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了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重点从解决“有没有”转变为解决“好不好”，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向品质型消费升级，个性化、多样化和品质化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这是总量，人均消费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挖掘消费的潜力巨大，尤其是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这些因素决定着我国的发展模式需要从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内循环主导的发展模式。只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补齐消费市场短板，实现经济由外需拉动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够更好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取得如此成绩所依靠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发展格局下，更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中存在的短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既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离不开制度保障，我国的制度优势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安全环境、政策保障和强力激励，有利于疏通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堵点、痛点和难点，有利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攻关核心技术，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