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给各国带来增长机会，但是也带来分配效应。机会均等和大量的发展赤字并存，低收入国家似乎陷入更艰难的生存困境，脱贫解困仍然是世界难题。世界经济踏上颠簸的旅程，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面临困境，如何建设更好的世界，实现更包容的增长是全球发展之要义。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是研究全球发展问题和国际金融问题的领先学者，他的学术思想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宝贵指引。

罗纳德.麦金农（1935-2014）。出生于加拿大的埃德蒙顿，1961年加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学院，担任助理教授。1966年获得终身教职，1969年晋升为正教授并成为讲席教授。1956年在阿尔伯塔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61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麦金农的主要兴趣是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发展。解构金融机构和货币机构是其教学和研究的核心。他一生多产，撰写或合著了9本书，并为《经济学家》、《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经济经济学家和出版物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评论文章。

贫穷的非常规解释：经济因素  

在麦金农的思想宝库中，最闪耀的是“金融抑制”理论，这给发展中世界开启了一扇窗。如果我们眼前有地图，我们对世界上的富裕与贫穷一目了然。哪里是希望之洲，哪里是失望的大陆。幸福的国家是相似的，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对于不幸，我们常常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没钱，所以贫穷，因为贫穷所以没钱，由此贫困恶性循环。这大概是从学者到普通百姓对贫穷的经济解释。从二战后的民族独立到新世纪的这二十多年，广大的发展中世界似乎一直不见起色。不少学者的目光转向发达世界和新兴经济体，而对于全球的失落地带关注寥寥。他们用自然条件与气候、殖民遗产、文化与习俗等非经济因素解释贫穷的顽疾。这大概是研究者在找不到解困的钥匙而产生的“宿命论”，既然天命不可违，研究也就作罢。如果这样理解“不发达的经济学”也一目了然。

然而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麦金农教授却是一直把目光深情地投向全球的失落地带，凝视广大的发展世界，以一个经济学者的眼光和良心为欠发达国家画像，望闻问切，解构其贫困之谜。他看到了上帝给与欠发达世界的不可违的天然禀赋，更是看到了经济因素与贫困的纠结，为其自救与新生寻找生命的钥匙。

经济分割的顽疾、积累的困境和金融压抑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没有物质资本积累就没有增长。麦金农对欠发达世界的资本匮乏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独到见解。他掌握了巴西、智利、巴基斯坦、印度和土耳其等欠发达国家的丰富资料，并为其“切脉”。他锐利地指出，经济分割和市场不完全是欠发达国家的共性，是储蓄不足，积累不够和增长无力之源。

欠发达国家存在分割的经济结构。企业、居民被严重隔绝，面临生产要素和商品不同实际价格，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商品和要素的稀缺性，新独立的政府作为社会变革的代理人来清除政治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企业家获得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面临严格限制。人力资本增长和使用上的分割更为严重和明显。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约束下，本地企业靠政府补贴维持生产。关税保护、进口许可证和低息贷款一般只提供给少数的城市特权者，而其他人被拒之门外，这导致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这种不平等难以启动储蓄，政府又在减少富人可支配收入上举棋不定。官方的控制网络和不发达经济特有的“分割性”为少数投资者提供了保障。

市场分割和政府管制的结合导致了市场扭曲和资源配置的低效。在欠发达经济体，资本积累的问题是实物资本和金融资产的负收益率，无法激励投资；大量的农户和小企业都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经济发展的内涵就是国内企业家控制下的，现有及追加投资极大离散的社会收益率的收敛。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形成需要资本市场的完善，“发达”经济的资本市场成功地调节着市场功能，推动着实质资产和金融资产收益趋于均等化，资本存量得到调整，平均收益大大增加。

看来，资本市场在欠发达国家由于“分割”而身陷囹圄，由此国内生产形成对内源性融资依赖。企业不得不靠自身积累，而政府采取补贴和进口限制等措施来放松内源性融资约束。经济分割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有效分工并产生更高的生产率，贫困的陷阱越来越深，因此，不得不产生外部融资依赖，很多欠发达国家在民族独立后不得不再次铺起迎客的红地毯，邀请外资补充融资缺口。

救赎资本市场，发挥货币对积累的“导管”功能

贫穷不是问题本身，发展资本市场，发挥货币的作用可以帮助市场分割“解扣”，克服扭曲，实现自愿储蓄和高投资。 

积累是增长的前提，可以采取实物积累和货币形式。而货币形式的积累更有效率。货币持有者愿意进行货币积累必须要有正的收益率，即存款的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大于零。收益率越高，人们越乐于持有货币，储蓄和投资就越旺盛，反之亦然。实物资产和货币具有互补和替代的关系。

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收益率太低，甚至成为负数，这可能是因为利率被认为压低，也可能是通货膨胀太高，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麦金农称之为“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可以把利率“纠正”使其反映资本稀缺并消除通货膨胀。由此，可以尝试培育中央银行和存款货币银行为中心的国内货币体系，改善资本形成的数量和质量，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通过可扩大可利用的投资机会，实现自愿储蓄和高投资，清除其他形式的分割，打通经济命脉，最终实现自力更生。

把货币请进产出模型，突破经济学原有认知

麦金农没有否定新古典模型和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贡献，而是强调在欠发达国家，那些严密的假定必须要修正。货币实际上是生产性的，类似资本存量和劳动的当期流量，事实上是货币交易的根源。虽然货币的发行是无成本的，也应该把货币看作是生产性的一个变量。如果货币像实质资本一样是生产性的社会财富，那么，实际货币存量的增加，就成为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在货币的边际生产率降为零之前，政府应当引导私人扩大实际货币余额的持有量；由于货币还是资产组合的一部分，如果存款的名义利率为零，在通货紧缩率与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之前应当控制货币供给增长率。麦金农的这一观点和他提出的“金融抑制”一样石破天惊。从前，货币这个尊贵的客人总是在产出模型之外，麦金农对欠发达国家的“诊脉”中得出的真切结论。虽然50年过去，这一结论也是写给当下。我们仍然没有在教科书上看到这一模型的拓展，那可能还是要归咎于后辈努力的不够，经济学的欠发达。但是经济学界非常清楚，为扩大产出，货币重要，金融亦重要。货币与金融对欠发达国家克服金融抑制，走出贫困陷阱，格外重要。没有坏的模型，关键是要适合国情。

经济自由化的顺序

市场化是打通分割经济的金融命脉，实现对经济救赎的必由之路。经济分割带来扭曲效应，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商品和要素的稀缺性，不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工具。在依赖内源融资为主的经济体中，政府普遍存在“干预综合症”。内部储蓄不足、投资不足，工业化落后，导致了政府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配给制、贸易限制和金融限制同时存在。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内外平衡又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1991年麦金农出版了其代表作《经济自由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主张的经济自由化顺序可以概括为：先财政，后货币，最后是外贸和汇率改革；先对内，后对外。政府财政状况良好是所有开放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实现金融市场化，培育市场机制和稳定的银行体系，随后深化外贸，实施汇率改革、开放经常账户，最后再开放资本账户。但是在那时，中国决策者和学术界还没有很关注“顺序”问题。在价格闯关失败的反思中，开始总结宏观经济稳定的要义。资本账户开放（自由化）对学术界来讲也是较陌生的概念。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学术界才开始了解“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顺序问题。“雷区一步”，可能就是最后一步！回头看1997，那一年整个发展世界经历的狂风巨浪，对于决策者，麦金农的忠告逆耳利行。

麦金农研究了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他非常肯定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就，在较长的改革过程中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温和的通货膨胀，和迅速的金融深化。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同样面临公共财政收入的下降，但是却能掌控金融。中国在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可兑换又都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模式，并取得了成功。这些“奇迹”成为麦金农在新世纪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他国际学者和麦金农一样开始关注中国与世界，中国的发展有世界意义，不懂中国就是不时尚的经济学家。

全球货币图景：21世纪的共同货币本位  

从1973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到1991年出版的《经济自由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麦金农在发展金融的突出成就不断成为学界追踪对象和决策者的参考书目，特别是对与广大的追赶型国家。麦金农还是卓越的国际经济学者，他大量着墨于全球货币格局和未来发展图景，强调区域和国际汇率稳定的价值，为国际协调建立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引。

麦金农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提出了国际货币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中心-外围国际货币格局下，中心国家要对金融稳定做出承诺，外围国家才会愿意放弃货币主权和中心货币挂钩，共享经济稳定的好处。在分析和解决美日贸易冲突，亚洲国家汇率制度选择方面，麦金农都一再重申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意义。他以深邃的理论诚恳劝说所有国家，遵循为稳定而需要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他倡导为了降低全球经济中过度的金融波动，工业化国家必须要协调货币政策，具体地通过锚定国内价格水平，共同承诺稳定长期名义汇率，强化“广场-卢浮宫协议”的思维和理念，防止通货膨胀的脆弱性，即共同货币本位理念。为此，麦金农设计了“21世纪的共同货币本位”（CMS21）的博弈规则。这一蓝图虽然还没有落地，成为改进的国际货币治理大厦，甚至有些“好高骛远”，但是它正是全世界要最追求的，它对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决策意义不凡。

不平坦的征途：中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崛起   

中国是欠发达国家发展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特例。2000年后，麦金农与中国的官方和学术界开始亲密接触，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倾注了很多感情和经历，对人民币汇率改革、亚洲汇率合作、中国金融抑制、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及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内外经济再平衡等问题都有非常深入的探索，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观点，而且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4年春，麦金农与施纳布尔完成了新作《中国汇率、金融抑制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冲突》。文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中提出美联储近乎于零的利率政策放大了世界美元本位的不稳定性，导致有较高汇率水平的新兴市场恐慌，美元本位将会失宠。中国开始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例如：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降低其在贸易计价货币和国际支付方面对美元的依赖。但是，尽管人民币离岸市场增长速度很快，中国政府基本上仍为外汇管制政策所困，国内利率层面的金融抑制强化了这一点，金融抑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国资本流入降低人民币资产名义利率水平，从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因为人民币升值将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因此，为了鼓励国内自然的工资上涨以平衡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人民银行必须要严格稳定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但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及上海自由贸易区将会被拖延，直到世界利率水平上升到自然水平。文中还强调，中国是拥有过剩储蓄的不成熟的债权国，本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人民币也不能浮动。中国向一个成熟的债权国的转型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但是工业化国家的利率太低了，限制了中国实现国内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能力。如果中国让人民币浮动，放松资本管制并追随工业化国家进入零利率陷阱，那将是得不偿失的。结果，中国向一个金融市场开放的成熟的国际债权人转型的最优选择被阻隔，中国金融部门只能有次优选择，那就是保持对国内金融体制的抑制。这篇论文先后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China & World economy、《国际金融》（日本）发表。

2014年，笔者在斯坦福国际研究中心研修，在与麦金农合作交流的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在外部环境不畅的环境下，中国改革必须要小心，不能搞错了次序。时至今日，我们见证了世界经济的颠簸旅程，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他一直注视着中国，我曾在一次午餐时请教他中国怎么走出“新常态”，他笑着回答说：“有两条，其一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其二，征收房产税”。非常遗憾，2014年10月1日，麦金农离世，我们期待的真知灼见，还藏在他深邃的目光里。

2015年1月9日，麦金农的追思会在斯坦福举行，很多国际经济学者和麦金农的弟子都到场了。他的一位弟子说，“他走了，也把大家聚到一起”。会上中国金融40人论坛捎来的悼念信中写道，“麦金农不仅是位正直慷慨的睿智长者，更是一位无可替代的好友。他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和金融政策、国际金融体系、东亚经济等领域的成果，对我们的观点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麦金农教授的贡献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尤为珍贵。我们都还清晰地记得，他强调国家的内部政策才是国际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而非他的无数反对者们所宣称的汇率问题。在大量的反对声中，在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时，麦金农教授表现出的勇气和正气令我们深深动容。我们深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的观点——国际金融体系只有建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交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麦金农情系广大的发展世界和中国。他走后，他的家人决定把先生在经济系办公室321的藏书及其他藏书1897册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5年5月30日room 321的藏书越过太平洋，搬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新家。我拿起那本绿色封面的“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扉页里夹着一页纸，上面大概写着，“亲爱的麦金农教授，我不小心在搬家途中丢失了您那本《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不知您那还有吗？”书上是先生的赠书签名，写着“Dear Gavin，with best regards，Ronald McKinnon, September 1992”。这本书虽然没有寄出，但是这本书的思想影响了千万人。

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主任约翰·肖文这样怀念他的同事：“他聪明睿智，SIEPR和整个斯坦福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和一位知识巨人。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53年了，他既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有趣的同事，在讲小笑话或为他最钟爱的非传统理论辩护时，眼睛闪闪发光。” 麦金农的妻子玛格丽特这样回忆她的先生：“他的学术好奇心在退休之后满血复活。对亚洲和中国做了很多研究，开始与一个全新的世界接触”。

岁月的车轮向前，麦金农的每一篇力作似乎都是为写给当下。早春二月，加州的金山应都变绿了，斯坦福校园定是春意盎然。我们似乎还看见那位智者，他匀速地地走着，想着，他深邃而深情的目光仍然在凝视更广大的发展世界。

文章来源：“天任政经研究”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