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ut Wellink: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迫在眉睫的欧洲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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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

（一）防范新冠肺炎疫情二次暴发的风险

无论危机爆发在哪个领域，都会使一国经济遭受侵蚀。1953年，荷兰遭受了中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水袭击。在第一波洪水将堤坝破坏后，第二波洪水的到来使居民彻底陷入困境。与之相似，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了世界经济，而彼时世界经济尚未从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完全恢复。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降低了宏观经济的弹性，并给欧洲的公共财政带来损失。这可以解释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第二波爆发的影响为何会如此广泛。历次危机的第二波爆发，总会对经济带来更大的损害。

因此，无论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公共健康角度，都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次暴发。需要引起警惕的是，第二波暴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蔓延，流感的第二波蔓延比第一波带来的冲击更加严重。目前，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努力研发疫苗，而且不断取得突破。在此期间，各国政府若能组织居民做好防范，或许可以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次暴发。

（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三个阶段

可以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始阶段；第二阶段为过渡阶段；第三阶段为最终阶段。初始阶段是疫情初期的封锁时期。封锁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在封锁阶段，政府和中央银行迅速采取前所未有的应对措施。过渡阶段，国家经济会逐步走向可持续的复苏并向新常态发展。在此期间，政府会逐步取消初始阶段施加的各项重大干预措施（例如，延迟复工、补贴和贷款等）。然后，社会逐步进入第三阶段，核心是如何应对其他结构性经济问题。

在第三阶段，政府应尽可能支持国家经济的必要结构调整，尽管这一过程可能复杂而痛苦。一些行业可能逐渐消失，也有些行业将以比疫情前低很多的水平运营。同时，某些行业可能将迎来新的机遇，需要政府提供帮助以加速其发展。在这一重组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将发挥关键作用。

（三）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衰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其对未来经济的影响可能超出预期。本文认为，2020年，欧洲各国的GDP可能平均将下降5％至10％。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将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很多。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欧洲经济体的GDP平均下降幅度约为4.5％，而本轮危机很可能使GDP下降超过5%。

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情况或许比预期更加悲观。因此，本文进一步推测，自2020年起，欧洲GDP的累计下降幅度将达到10％到20％。相对于疫情扩散时期而言，经济衰退的周期会更久。衰退幅度具体取决于封锁管制等措施的持续时间、消费者信心受影响的程度，以及对经济造成的损害等。这些预测的置信区间较宽，不确定性因素包括在一定的时间内是否能成功研发出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疫苗，是否还会再暴发第二波疫情，是否需要再次采取封锁措施等。

2020年4月中下旬，一些前期悲观的预测逐渐成为现实。美国的失业率急剧攀升，就业问题严峻；欧洲的GDP下降了两位数；英国已经预见到几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衰退。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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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推升政府债务

（一）政府债务比率处于历史高位

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时，许多国家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对比历史数据，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正处于高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接近90％的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比率比金融危机之前更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回升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世纪90年代的水平。当时，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金融危机。其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

同时，应当意识到，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高负债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揭示出已经存在的潜在问题。从2020年开始，世界各个国家的债务比率将急剧上升，尤其是对于经济已经存在严重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核心问题可能并不是债务水平的普遍上升，而是债务增加使这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更加脆弱。

（二）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升政府债务

本文认为，伴随着2020年欧洲GDP的下降，大量的财政支持计划以及耗时4年或更久的缓慢复苏将使政府债务比率大幅增长。在2008年至2012年金融危机后的5～6年内，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平均提高了25％。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之后，整个欧元区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很可能会快速上涨（例如，提高50个百分点）。假设欧元区各国债务比率与平均债务比率的差值与金融危机后的水平相同，那么，大型国家的债务在GDP中的占比，德国将是90％，法国则近150％，意大利将是200％左右（希腊的数字甚至会更高）。

这些数字并非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计算，而是基于过去经验的指引。精确的数字并不重要，本文的出发点在于揭示这些潜在问题。近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对2020年的经济预测，与本文所预测的债务动态相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其成员经济体的政府平均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109％上升到约137％。这可能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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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债务累积带来的风险

政府债务比率（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的水平和变动情况能否作为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可能性的预测指标？关于如何看待高负债率（包括政府、家庭，以及整个经济体层面的高负债率）的问题，学界已经进行过诸多研究。此前，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开发出一些相关指标，本文不再赘述。本文认为，针对当前极不寻常的经济情况，例如，通货膨胀率低，甚至是潜在的通缩，利率水平极低，甚至为负，经济萎缩等，上述指标很有可能并不能提供太多指导。实际上，无论使用哪种指标，当金融市场出现悲观预期时，预期都会成为决定性因素。

尽管经济前景引发忧虑，但在当下，金融市场参与者并未展现出对促进欧洲（及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主动性。市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所有欧元区国家，欧洲央行比金融危机期间有更加充分的应对余地，可以拯救欧元区。与过去历次危机期间相比，整个欧洲的风险分担程度更深（例如，通过欧洲稳定机制）。诚然，上述论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认为，在对即将到来的形势进行研判时，市场通常表现滞后。

（一）不应高估经济增长的潜力

许多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也倾向于低估政府债务爆炸的后果。在当前情况下这种低估不可避免。事实上，做出低估推断并非完全没有逻辑。他们认为，当前，市场上利率水平极低，政府具有提高税率的能力，中央银行可以进一步回购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以及维持低利率水平。但是，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第一，利率会一直保持在低水平吗？对此，现在还难以下定论，但单纯地将希望寄托于低利率太过武断。第二，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政府可以增加税收。但对此类税收工具的使用不应太乐观。例如，日本的消费税曾经提高两次，从5％提升至10％，但是日本经济并未避免衰退。

对于看似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理想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保持经济增长使这一比率不断缩小。但是出于多种原因，当前的增长潜力不该被高估。如果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的“长期停滞”理论是对的，那么，增长前景可能会比目前预见的更为糟糕。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后果正在显现。

（二）债务问题难以避免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第一阶段，欧洲各国反应较快。各国政府决定启动欧洲稳定机制（ESM），向欧元区国家提供贷款，用于支持通过欧洲投资银行开展的投资活动，为面临失业的居民提供资助，以及补贴因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直接医疗卫生支出。尽管尚未就重要的细节开展谈判，但各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打造更强大的欧洲经济的必要性，并基本达成设立特别回收基金的共识。

逐渐地，各界都开始意识到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经济是必需的；但同样明确的是没有“免费的午餐”。长期来看，看似“免费的午餐”只是付款被推迟了——许多国家的债务问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出现。这引发了公众关注。

在欧洲，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以日本为例证，认为不必担忧政府债务问题。因为日本能够承受政府债务占GDP之比率接近250％。确实，日本和欧洲有许多共同点，例如，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下降、低通胀、低利率等。然而，对于欧洲而言，现在并没有讨论与日本经济进行类比的时间和空间。事实上，日本政府拥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而欧央行只拥有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决策权。

如果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赤字比率和债务比率分化程度加深，导致整个货币体系承受压力，投资者将“用脚投票”，成员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波动。当分化程度不断加剧，导致某个债务负担较大的欧元区成员国的本国利率开始上升后，欧洲央行将出手救援。通过购买该国发行的债券或其他资产，消除利率差异。

欧洲中央银行（和其他中央银行）已经在以各种方式创造性地应对此次危机，并向金融市场注入信心。欧洲中央银行通过扩大现有的资产购买计划，以及所谓的疫期紧急购买计划（PandemicEmergency Program，其规模在一周内几乎翻番），向银行提供了大量流动性，放宽了抵押资产要求，并宣布如果情况需要会提供更多支持。

（三）应对债务问题的必要性

各界对于第一阶段的应对措施持赞扬态度，但要对欧洲中央银行政策做出最终判断，更多将取决于欧洲中央银行在下一阶段解决问题的成效。如果未能迅速找到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以及潜在的经济问题）的结构性解决方案，那么欧洲中央银行将陷入两难：一方面，需要继续干预金融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另一方面，则需要履行维持价格稳定以及金融稳定的职责。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目标可能会冲突。不仅欧洲中央银行面临这一局面，对其他作用相近的中央银行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欧洲中央银行执行价格稳定机制还存在法律制约。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2020年5月5日裁定，欧洲中央银行出台经济政策以维持价格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国家主权。这一行为是有法律限度的。根据该裁定的要求，这一行为需要通过一项测试。此类问题涉及欧洲每个国家政权机构（政府、国家最高法院）和超国家主权部门（例如，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法院）之间的分权。未来，有关各方（例如，欧洲中央银行、德国政府、欧洲政府等）或许能为这些法律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本文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和其他中央银行）面对问题的核心在于，推行太久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造成潜在的重大通胀风险，尽管在当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货币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执行董事、法国央行前行长雅克·德·拉罗西埃指出，不应当完全照搬过去的危机应对原则，即一味采取无限宽松政策来化解危机，而必须着眼解决子孙后代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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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与建议

当前，通货膨胀似乎还很遥远。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通货膨胀率极低，甚至为负的时期。这一情形对债务国不利。但是，社会需求不会一直疲软，同时，各国正在积累通货膨胀的风险。新冠肺炎疫情预计将使社会供应受到抑制。由于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居民需要在剧院、饭店、飞机等场所保持安全距离。因此，在真正消灭病毒之前，某些产品或服务会变得更加昂贵。还应考虑企业破产，去全球化倾向，以及由于经济结构变化而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错配等问题。此外，现实中，包括股票市场，住房市场等领域的通胀已经存在，只是传统的通货膨胀指数不包括（或仅部分包括）这些内容。

如果政府不解决国家债务缠身的问题，而中央银行继续以金钱换取时间，那么金融市场将会意识到中央银行的“撒钱”行为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长此以往，通货膨胀预期将会上升，利率也会随即上升。

为避免进入低增长、高通胀（滞胀）时代，所有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就不能仅靠中央银行，还要依靠政府。仅依靠现代货币理论，绝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似乎都意识到了欧洲这一潜在的危机，并正在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他们正在积极解决最明显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会听到或面对一些不同意见。但他们并未放弃解决迫在眉睫的债务问题。此外，许多欧洲领导人尚未意识到欧洲大陆正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与2012年的欧洲债务危机相比，本次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些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也不能幸免。当欧洲各国都愿意抛弃以往的危机应对手段，合力以新的方案应对危机时，欧洲才可以凝聚为一体，并维持对全球的影响力。而这需要各国部分弱化主权概念，彼此分担风险。

未来，在经济、技术、政治、环境方面，都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黑天鹅”还会出现。需要在各种跨境领域开展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债务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仅讨论了欧洲的情况，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机构，例如，IMF和世界银行，及其成员国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