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聪：英美金融道路衰败的历史启示

“大金融”理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态拟合。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待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大国的金融崛起几乎总是与其经济崛起同步实现的。17世纪末，英国依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提供资本燃料和动力，成功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19世纪头号强国；但该体系“效率性”不足，无法支撑技术持续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无法适应新经济内在需求，而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逐渐走向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继承英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基础上，依靠逐渐成熟的投资银行体系，美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20世纪头号强国；但却又因该体系缺乏监管且“稳定性”不足，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泡沫化的风险，直至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投资银行体系也宣告破产。英美金融模式的成功与失败，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教益，有利于我国在新常态下科学正确地推动金融业的发展创新。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

商业银行体系推动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成为19世纪头号强国。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早已有之。然而，技术革命既没有引发经济持续增长，也未导致工业革命。这是因为业已存在的技术发明缺乏大量及长期资金的资本土壤，不能使其从作坊阶段走向规模化的产业阶段。因此，英国诸如钢铁、纺织、铁路等大规模工业的成熟发展必须经历一个等待的过程，当金融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后，工业革命也就随之发生了。这就是约翰·希克斯提出来的“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构建的银行网络体系，成为英国近代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基础，不断为工业革命注入资本燃料和动力，推动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使英国从一个“蕞尔小国”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

投资银行体系支撑美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成为20世纪头号强国。19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以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经历大危机后依靠投资银行体系及金融创新，迅速成为金融强国，并成为全球霸主。美国以投资银行为主体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资本运营能力，实现了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及有效配置，支撑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投资银行与生俱来“金融创新”的品质，通过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提供了经济快速增长所需要的更高流动性和信用催化，并借此主导五次并购浪潮，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同时，投资银行体系顺利化解高新技术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通过风险投资支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其迅速成长为美国新经济的支柱。因此，投资银行体系及其创新对于美国的崛起具有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从英美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发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金融体系强则实体经济强，金融体系已成为大国崛起的基本性战略力量。但是，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动态拟合的，需要效率与稳定的平衡。如果金融发展不能与时俱进，不能主动契合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这样的金融体系将被淹没在历史潮流中。这也是英美金融模式走向衰落的原因。

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缺一不可

英国商业银行体系走向集中垄断，缺乏“金融效率”。英国商业银行体系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迅速累积资本、发展壮大，走向“托拉斯”式的集中垄断。垄断的银行体系使得资本高度集中，最大限度地占有稀缺资源，也更加注重短期回报、轻视工业创新的长期投资。资本的集中更加强化了其“逐利性”本质，资本需要寻找更多的国际投资机会。鉴于全球市场才会产生更高的利润率，英国资本通过特许贸易公司、殖民活动甚至战争，拓展具有更高利润率的国外市场，进而忽视了本国工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调整升级。英国集中垄断的商业银行体系失去效率和活力，难以支撑技术持续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不能给英国经济提供长期发展、动力不竭的资本市场。

美国投资银行体系疏于监管走向泡沫化，缺乏“金融稳定”。美国投资银行体系具有极强的创新能力，但该体系金融自由化且缺乏严格监管，因此“稳定性”不足，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泡沫化的风险。投资银行体系为追求高额利润，就必须资本先行，走在实体经济前面，导致投资银行的“资本”“先入为主”却又“抢先退出”。美国经历工业化、产业化后的利润率下降，无法满足资本的逐利欲望，资本就放弃介入实际生产，专门从事于借贷、投资等非实物资金运作，于是产业资本就变异为金融资本。被金融资本绑架的美国义无反顾走上“工业化—去工业化—金融化”道路，最终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并泡沫化，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当前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只是对困境的修补，不能改变衰落的大势。因为金融化后的美国资本已经习惯坐享其成，难以再适应并满足工业制造的利润率；即使金融资本迫于无奈而寻嫁实体经济，也会通过全球配置选择低成本、高利润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美国逐渐被金融资本抛弃，缺少了资本动力，美国经济将走向衰落。

走向集中垄断的英国银行体系因缺乏“效率性”，不能给实体经济资本支撑；走向泡沫化的美国投资银行体系因缺乏“稳定性”，导致金融危机。究竟什么才是最适合中国的金融体系？对此，我们有一基本判断，那就是最适制度都具有个性和唯一性，不能简单地把美国和英国各自的最适制度的标准零件通过某种“黏合剂”拼接到中国，因为最适金融制度不在既定规则之中，而在依据国家对象的禀赋之中。

“互联网+金融”与中国新型金融体系

“大金融”理论突出强调了必须将金融和实体经济视为统一的整体，必须将整个金融市场（即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视为统一的整体。在此框架下的“互联网+金融”融合了传统文化中“守正出新”的理念，既包括“互联网改造传统金融”，即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也包括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新业态，也就是将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有机结合，实现同源共生、相互补充、合作共赢的新型金融体系，体现了新常态下金融体系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演进。

互联网和金融是中国迈向一个现代国家的两大重要动力，两者的融合将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也将为我们赢得千载难逢的历史新机遇。300年前英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和100年前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都是通过金融创新推动了国家崛起。“互联网+金融”的变革及形成的新型金融体系，将是中国走向世界金融强国的重要路径。

动态平衡“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实现无危机的稳定增长。一是大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就是在稳定和效率之间平衡，也就是在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和追求利润最大化、提高盈利水平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二是在中国新型金融体系框架下，更应该强调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注重传承以银行体系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的“稳定器”作用，同时也要鼓励和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效率器”作用。三是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过强、效率性太弱，因此应通过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强化金融效率提高。稳定多一点还是效率多一点，或者互联网金融大一点还是传统金融大一点，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平衡和动态拟合，进而实现无危机的稳定增长。

促进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走向“竞合”，实现“1+1>2”的增强效应。一是互联网金融将倒逼传统金融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加强创新能力、转变发展模式。二是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在服务对象、行业规模、经营渠道等方面具有互补优势，将在充分竞争中互学互鉴。三是今年“两会”的政府报告将“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列入2016年重点工作，当前互联网金融刚经历“野蛮生长”阶段，其发展过于迅猛，导致的问题多、风险大，必须强化监管。我国也一直从战略上适度保持着对金融的国家控制力，通过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三位一体”的政策整体框架，有能力协调、统筹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竞争融合，实现螺旋式发展。

实施互联网金融“三步走”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呈现“国际国内两个战略”“双轮驱动”“三步走”的中国新型金融崛起模式。为配合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的进程，实现国际、国内金融战略的同步，“互联网+金融”也考虑三步走战略。第一个阶段“适当宽松”，在强调防风险、守稳定的基础上，主要发挥“市场之手”的作用，敢于触动传统金融的既得利益，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大力引导扶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第二个阶段“以严为主”，主要发挥“政府之手”，严格控制规模、完善体制、避免金融危机，实现规范发展。第三个阶段“松严结合”，动态优化“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组合，促进和鼓励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融合。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与互联网金融“三步走”相对应，实施以“互联网+金融”为主体的国内金融战略和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战略，呈现“国际国内两个战略”“双轮驱动”“三步走”的中国新型金融崛起模式。

充分认识“没有银行稳定就没有中国金融稳定”，继续维护传统金融（银行体系）基础性地位和主导作用。一是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数次金融危机，一般都是始于股市危机或者货币危机，然后波及银行体系，银行体系相对处于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第二个层次”，是金融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二是基于大陆文明的“国家禀赋”，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也需要以此保障中国大国崛起进程。三是过去30年对依靠银行体系实现金融稳定已形成路径依赖，未来30年中国还需要继续发挥银行体系的“金融稳定器”作用。

【原文链接】中国社会科学 | 英美金融道路衰败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