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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志寰:传说中的“广场协议”?阳光下的“上海共识”! ---G20与国际政策协调的新进展

时间:2016年03月31日 作者:E Zhihuan 

导读:

2016年G20第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近一个月以来,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从欧洲向大洋洲传递,推动美元对欧元及日元汇率出现逆转,美元指数下行,国际市场风险情绪明显舒缓,人民币贬值压力亦见减轻。一些市场人士推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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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G20第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近一个月以来,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从欧洲向大洋洲传递,推动美元对欧元及日元汇率出现逆转,美元指数下行,国际市场风险情绪明显舒缓,人民币贬值压力亦见减轻。一些市场人士推测G20上海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可能秘密达成了新的“广场协议”,借鉴1980年代中期G7共同推动美元兑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的历史经验,压低美元指数。仔细分析会议公报关于汇率政策的完整表述:“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结合全球金融市场的反应,我们不难发现, G20框架下突出国际汇率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尽管不一定采取了达成“新广场协议”的方式,但其汇率承诺本身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头表态,而更可能成为主要成员国的一项政策目标,在其框架下,完全可以出现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调整,以国别政策组合的形式在全球金融市场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因此,可以说,G20 上海会议就国际汇率政策协调达成的共识将在国际金融市场日渐显现其影响力,并可能持续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推向深入。 一、近期国际宏观政策调整相互作用程度加深 今年2到3月间,欧洲中央银行宣布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每月买债规模由每月600亿欧元扩至800亿欧元,将买债范围扩大到高质素的非银行企业债券;提供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息率是0%至-0.4%;扩大负利率空间,基准利率由0.05%下调到0%,隔夜存款利率由-0.3%下调为-0.4%,隔夜贷款利率由0.03%下调到0.25%。随后,挪威央行和澳洲央行相继降息,新西兰央行减息四分一厘至2.25%。 2016年3 月15到1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其依据是美国经济保持正常增长,但评估全球经济和金融情况则发现风险持续。笔者认为,美联储本次不加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016年初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及由此导致的信贷条件紧缩的响应,表明自2015年9月以来,美联储在保持利率不动的决策过程中首次加入了新兴市场的因素考虑,这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在以符合美国经济本身最大利益的前提下所出现的一个积极变化。 在上述各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的共同作用下,美元兑主要货币升值的趋势戛然而止,日元兑美元汇率回升,欧元兑美元汇率亦止跌回稳,推动美元指数下降至95上下。 在美元指数下调和内地加强资本外流管理政策的配合下,国内金融管理部门及时对外传递汇率政策取向,加强市场对人民币信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亦呈稳步回升态势。 二、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加快推进相关工作计划 G20 上海会议批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加快推进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表示,当今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着系统性风险、道德风险和跨境风险,为了应对这些风险,G20峰会致力于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框架的改革以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地增长。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一致同意推进5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其一: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其二:改善国际主权债务重组体系、维护债务的可持续性;其三:研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督管理;其四: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其五:进一步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显然,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架构改革具有明显的危机指向的特征,在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和此后的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得以向前推进,而在全球经济金融平稳期,改革的呼声则有所弱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或淡忘。此次中国承担G20 主席国的重任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可以大力推动新一轮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进程,并在改革过程中显著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因此,可以预见,在G20年度会议整体安排的持续推进下,国际金融架构可望在现有体系之下,实现自我创新并渐趋完善,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友好及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运行和有序演进。 综合而言,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各有侧重,普遍对于全球金融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从操作层面来看,笔者认为,本着先易后难、协调推进的原则,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近期很有可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对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和加强特别提款权作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将进一步凸显新兴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是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重要目标,经过五年蹉跎,终于在2015年年底获得美国国会的通过,目前,这一轮IMF份额和治理方案的改革正在加快落实。本轮IMF增加份额向新兴经济体有明显倾斜,尤其是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由3.996%上升到6.394%,意味着中国在基金的投票权和话语权的提升。在近日公布的2016年2月中国储备资产构成中,中国内地在基金组织储备头寸107亿美元较1月的37.6亿美元飙增1.85倍。这个增长幅度与过去一年多储备资产逐月递减的态势相比显得格外不同寻常,从目前情况看,该部分出现的上升与中国在IMF的份额增加有直接关系。 四、特别提款权作用将有明显加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宣布,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将作为基金组织认定的可使用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自2016年10月1日起,基金将在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中单独列出人民币。亦即是说,从这个时点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可以持有人民币资产以随时满足国际收支融资需求,即人民币计价对外资产正式成为国际储备。显然,人民币作为首只来自新兴市场的国际货币,成功加入SDR将进一步提升特别提款权的代表性,加大其在全球储备管理中的影响力,对其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当然,随着人民币在国际金融架构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职能,人民币国际化亦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对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的突破亦值得国际金融市场期待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的管理态度出现微妙的调整,对于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前提下出台相应的资本管制措施的容忍度明显调升,预计此方面的政策协调也将进一步推向深入。 近期国内外汇管理部门对托宾税的讨论似乎与之有一定的关系,预计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政策取向在不可能三角的框架下的腾挪,可能更多地偏重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在根据SDR篮子货币的需要继续开放国内资本项目前提下所进行的资本流出入的管理将成为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稳定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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