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自美元与黄金脱钩的近40年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国际货币金融的治理仍相对缺失。本次金融危机虽然存在金融市场微观层面和货币政策宏观层面的众多原因，但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则是全球层面最阅读全文
自美元与黄金脱钩的近40年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国际货币金融的治理仍相对缺失。本次金融危机虽然存在金融市场微观层面和货币政策宏观层面的众多原因，但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则是全球层面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危机的发生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一次总的暴露。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已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之一。
本文重点讨论三个问题：1、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难题；2、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的不足；3、未来改革的新方向。我们期望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能推动国际社会某些共识的形成。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难题
Mundell（1971）认为，对国际储备货币的信心问题、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问题和流动性问题是任何一个国际货币体系实现有效运转都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相对这些一般问题而言，源自国际货币发行国政策变化的国际汇率波动，以及一定程度上由汇率波动驱动的短期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影响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加深过程中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给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对关键国际储备货币的信心问题正在加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隐含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和崩溃的可能性。
Triffin（1960）最早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内在矛盾及其崩溃的必然性。Triffin认为，如果关键货币国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其他国家就无法拥有足够的储备，从而无法支持贸易和交易的扩张，进而导致经济停滞；世界储备适度增长，只能通过关键货币国家债务的不断增加来实现，这会加重对该国清偿债务能力的怀疑，特别是当债务超出其不断减少的黄金储备时。这就是“Triffin两难”。今天“Triffin两难”仍然存在，问题的核心变成海外积累的美元债务正在超出美国不断衰减的财政能力。Emmanuel Farhi,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élène
Rey（2011）对这一现代版的“Triffin两难”作了分析，并给出了过度依赖美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不具有可持续性的结论。
数据表明，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其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不降反升，1975年达到78.9%；1990年下降到45.9%；2000年又上升到70%。这30年美元地位的变化与美元有效汇率指数呈正相关；本世纪以来美元持续贬值，金融危机前已贬至近40年来的最低点，但是美元储备占比在2005年仍高达66.9%。
美元地位未随美元贬值而下降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资产需求的急剧增加。这些国家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占它们GDP的比例已从2000年的15%上升到本次金融危机前30%的水平。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美国以外地区安全性、流动性兼具的金融资产供给不足。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东亚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以及之后几年相关商品价格的上涨，使需要安全性、流动性兼具的金融工具来储存新创财富的新兴市场和商品生产国，都转向了唯一有能力提供这些金融资产的美国。Richard N. Cooper（2008）则认为，这是金融市场全球化与人口结构变化的自然结果。金融市场全球化意味着投资者将有更大的意愿分散投资到国外市场；金融全球化程度提高，本地偏好下降，就会导致对美国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消费信贷不发达，公司利润留成而不是分红，人们对退休后低收入的预期以及人口结构变化（预期寿命延长而工作年限未相应延长、低出生率问题等）都使人们倾向于增加储蓄。笔者认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虽然与发展中国家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有关，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美元，或者说美元的过度强势地位与美国经济基础由强转弱的内在矛盾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就美国未来经济和财政能力来看，过度依赖美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的不稳定风险。一是美国财政预算面临高成本的医疗保险支出、人口老龄化、经济低速增长和失业增加等巨大压力。IMF指出，人口老龄化给欧美国家带来的财政压力将超过本次金融危机中的财政救助。二是美国经济相对实力将持续下降，但美国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尚无法脱身。美国的国际安全责任对美元地位是一把双面刃：海外驻军使驻地国家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扩张并维持着美元区版图；但是美国对地区战争的深度介入则易引发美元危机。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六年后发生了与黄金脱钩的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本世纪初发动反恐战争六年后美国本土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两者似乎有一定联系。根据渣打银行(2010)的预测，203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将从现阶段的24%下降到12%。随着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未来美国如果开展重大海外军事行动的话，其引发财政和美元危机的概率将显著增加。三是美国制造业外移引起产业空心化，一方面造成就业困难和贫富分化，给联邦财政带来更大压力，另一方面使美国的居民消费更多依赖制成品进口，带来对外贸易难以扭转的结构性逆差。四是两党政治的对立与民粹主义倾向也使财政失控成为一种内生性趋势。共和党致力于给大财团减税，民主党致力于增进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两党在控制债务负担上的无所作为和政治分裂尚无转机可寻。最后，选举政治决定了美国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仍是将本国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并将应对内部挑战的成本转嫁给外部世界。Mundell（2001）指出，就象任何单一纸币本位一样，美元本位制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延续：或者是美国在决定其自身的货币政策时优先考虑世界其他各国的利益，避免输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或者是世界各国忍受美国的货币苛政，这两个条件没有一个能够成立。
其次，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缺失，国际浮动汇率制度无助于国际收支调节，反而加深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全球流动性的供求矛盾。
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面对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Triffin两难”，提出了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转向国际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意见。学者们大都认为，浮动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即通过加快国际收支调节过程来减少对流动性的需要，并且还能给政府追求充分就业目标提供一种新的工具。1976年牙麦加协议承认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性。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上下1%的法定波幅相比，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国际货币双边汇率出现了高达40-100%的大幅度波动。汇率的不稳定严重伤害国际贸易和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国际汇率波动的大部分成本。由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大都以国际货币计价，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承担的汇率风险相对有限，高杠杆的金融投机活动或短期资本流动则从国际汇率波动中获得巨大利益。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与美元日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以及由利率和汇率的变动引发的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有关。事实上，国际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动没有起到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有效作用，它们与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不稳定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汇储备资产更大的“自我保险”需求，进而助长了本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不平衡。
此外，由IMF推动的国际收支调节过程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通常发展中国家出现贸易赤字并向IMF借款的时候，IMF就通过贷款的条件要求发展中国家实施财政、货币紧缩和货币贬值等一揽子调整政策，这类政策通常以该国的经济衰退为代价来恢复外部平衡。相比较，当美国通过美元的特殊地位维持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时，IMF则无法要求美国做出任何调整。当发展中国家成为债权国，而国际货币发行国通过发行货币支付商品和债务时，传统的国际收支调整机制陷于瘫痪，IMF尚未找到新的调节手段。
再次，传统意义上的流动性供给问题已经转变为结构性的储备资产供给问题。传统意义的流动性问题主要是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包括上世纪60年代美元受到黄金束缚的美国）国际清偿能力或国际支付手段不足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创设并分配SDR。但是SDR不是特别有用，而且发行SDR需要成员国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美元摆脱黄金束缚后美国已不缺支付手段，1978年末各国考虑在IMF设立替换账户以便把正在贬值的美元储备有序替换为SDR，这个方案招致美国的反对。为了阐述结构性储备资产供给问题，笔者对“Triffin两难”有一点质疑。“Triffin两难”的一个隐性假设是储备货币需求的增长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正相关，而储备货币的供给依赖美国提供，因此必定会导致信任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实际上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需求并非来自交易需求。如果仅仅是交易需求，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建立地区和全球的结算和清算体系，创设双边与多边货币互换网来减少对国际货币的需求。从理论上讲，商品可以用商品来购买，只要各国贸易是平衡的，用于支付和结算的国际货币无须与贸易的增长成正比。储备资产的积累和使用主要源自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如果仅仅反映中短期经济周期的差异，那么国际社会无须担心，因为对外不平衡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国民福利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平衡如果反映的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不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做出的审慎反应，那么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将成为改革的核心。但是对国际社会最为棘手的是，国际收支或世界经济不平衡反映的可能是国家和地区间财富创造能力的差异。财富本质上是青壮年期的一代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转换为老年期消费购买力的载体。充当这一载体的储备资产应该具有安全保值和流动性便利的性质，后者是指这种储备资产可以无成本或低成本地随时转换为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当代真正的难题已与“Triffin两难”无关，而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的资本和技术与不流动的劳动力和技术相结合的国际分工，已经造成了可贸易的实用产品生产能力全球布局的结构性失衡。拥有更高实用产品生产能力的国家正在将他们的剩余产品借给现期和未来的实用产品生产能力都在下降的国家，其中大部分合约（外汇储备资产）会面临系统性的违约风险。这是当前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的结构性根源，也是国际社会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国际货币体系现有改革方案存在的不足
国际社会基本认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对美元储备资产的过度依赖。因此除了Mckinnon（2010）以外，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大部分思路都是如何减少或尽可能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Mckinnon在上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大讨论中就曾主张实行世界美元本位制，本世纪以来也多次发表文章建议美国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他认为美元本位制不讨人喜欢，但其主导地位却无可替代，要求美联储的货币金融政策更具“国际化”视野，从而符合美国和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改善美元本位制方案的不足在于：寄希望于美联储自我约束，未能给出改善美元本位制的有效途径；未能认识到美国相对经济地位持续下降将无法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提供支撑。
如何减少或尽可能摆脱过度依赖美元的方案又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是以Mundell（2001）、斯蒂格利茨（2006）、周小川（2009）、联合国专家委员会（2009）、Tommoso Padoa-Schioppa（2010）为代表的从SDR走向单一世界货币的方案。其中大部分只是粗线条的构想。
这些方案的短期举措主要有三项内容：（1）给发展中国家分配更多SDR以消除其积攒外汇储备的动机。（2）建立替换账户,即各国央行如需出售美元国债，可以通过替换账户向IMF交换SDR，而无须在市场上出售。（3）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方面主张惩罚盈余国，以促进消费需求从赤字国向盈余国的转移，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一短期方案的不足之处在于：（1）其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具有内在不对称性：只惩罚盈余方，不惩罚赤字方；只对付通货紧缩，不对付通货膨胀。方案借鉴了凯恩斯1940s方案，但是目前全球资源环境已与70年前不同。相对快速扩张的产能，一边是消费不足，一边是资源环境压力增大。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面临双重挑战。因此如何抗通胀在设计机制时显然也需要加以考虑。（2）给发展中国家更多SDR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亚洲国家以积攒外汇储备的方式防范和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方案只是换一种方式满足发展中国家积攒外汇储备的需求，而没有探讨如何消除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引起亚洲金融危机的两个外部环境因素是：美元对日元急剧升值，伤害了采取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国家的出口竞争力；美国利率和美元汇率的变动引发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和撤离，导致亚洲国家资产泡沫的膨胀和破灭。因此需要从消除不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因素着手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通过建立国际货币协调机制，避免国际汇率的过度波动；同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而不应该局限于给易受现体系不稳定性伤害的国家分配更多SDR。
这些方案的长期举措是更多发挥SDR的作用，并鼓励创设地区储备货币，最后走向全球单一储备货币体系。不足之处在于：（1）没有探讨与世界中央银行相配套的世界财政部及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目前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而无统一的财政体系已成为欧元的脆弱性根源。虽然全球财政问题探讨的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欧洲统一财政体系侧重约束各国财政预算问题的性质十分不同，但如果不探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而是将之与SDR等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挂钩，那么在单一货币的全球储备体系下，仍将无法克服内生性的通货膨胀趋势与结构恶化的财富再分配。（2）没有探讨美元如何从国际货币流通领域退出的问题。全球范围流通的美元显然无法让美国用其所生产的商品赎买回去。美国曾经并且仍然在提供国际安全这种公共产品，因此其征收国际铸币税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事实上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单一世界货币方案是理想的，却是不太现实的。它只有在一种场合可能被采纳，那就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全面崩溃时作为应急方案被联合国大会或被国际货币体系成员国投票通过。
二是Emmanuel Farhi,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élène Rey（2011）以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名义发表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以IMF为核心提供更多流动性并组建星状全球货币互换网的建议。
他们认为，国际货币改革应该集中在流动性供给方面，这将有助于限制个别或系统性危机的不利影响并减少其发生的频率。具体措施可以是：1、发展美国国债的替代品，比如加快发展欧洲共同担保债券，促进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2、实行中央银行间临时货币互换协议永久化，构建以IMF为核心的星状全球货币互换网。3、加强与扩大IMF各项信贷设施的作用，并允许IMF直接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4、由IMF建立外汇储备池机制，为特定国家提供更多流动性，允许储备在生产性投融资过程中进行周转。
笔者认为以IMF为核心提供更多流动性的方案首先需要解决IMF的治理结构问题，即IMF的合法性问题，包括IMF份额分配和决策机制都必须做出重大变革。目前IMF成员仅美国和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欧盟拥有否决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没有话语权，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另外关于全球货币互换网的方案也只能解决国际贸易平衡状态下的国际结算与清算问题，不能解决由于财富创造能力的结构性失衡所带来的全球经济的持续不平衡。
三是构建多极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是最具现实意义的改革方向，也为大多数国际学者和国际经济智库所认可。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优点是给各国提供了分散化的选择，国际货币之间具有竞争性，从而也有助于发行国遵守相应的货币纪律。但是有竞争就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国际汇率自由浮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地区经济周期的差异和国家之间的兴衰将引起各国央行储备资产组合的调整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无序波动，给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带来巨大压力。这一方案存在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有序推进并取得成功，从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具有稳定作用的重要一极；另一个是多极储备体系能否构建起内在的稳定机制。
三、中国如何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在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以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提出自己的改革倡议，供国际社会讨论，推动亚洲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多共识；第二，加强与各类国家集团的磋商，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治理机制的重构。
中国政府应该倡导构建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储备货币体系。这个体系与之前讨论的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具有内在的稳定机制。它有三个规定性:一是储备货币将由多个大经济体的货币构成，使国际货币体系能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二是鼓励高成长经济体的货币加入其中，加强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基础。三是限制国际汇率波动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促进多极储备货币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平稳实现，避免不稳定因素引发系统性危机。
具体而言，未来10-20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美元、欧元之外的另一种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加入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将实质性地改变目前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美元的不稳定状态，为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做出贡献。但是，体现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一致性的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线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在经济和金融转型未能完成之前，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只会导致中国本土资产泡沫的快速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力量。
二是通过引入三方面的制度安排构建具有内在稳定效应的约束机制。
（1）构建对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实施监控和协调的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IMF引入了对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英国的政策外溢效应的评估，在这个改革方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还需要构建更为科学的评估系统，并且与各大经济体形成常设的政策协调机制。这里笔者对部分国家官员和学者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批评做一点回应。首先，中国实施完全市场化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当前全球外汇市场高达800-1000万亿美元交易额中出于贸易等真实经济背景的交易仅30余万亿，这个市场本质上是一个由投机和套利资本支配的市场，完全市场化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交给国际投机资本去支配，这将极大地伤害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其次，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凯恩斯国际清算联盟允许的正负1%、正负5%的汇率波动区间相比，现行国际浮动汇率制度下双边汇率高达40-100%波动已经丧失了事实上的合法性。国际社会应该重点关注国际货币之间汇率波动的管理，而不是压发展中大国在国内与国际条件都不成熟的背景下实施市场化浮动汇率制度。笔者的观点是，中国需要实行与美元脱钩的、可调整的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调低篮子中美元与欧元的权重，增加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大国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权重。即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国际货币的汇率安排也不必是目前的自由浮动制度。凯恩斯80年前的思路仍然值得我们参考。他指出：“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大致选定60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标准食物和原料，把它们综合成一个加权指数，……我主张黄金价值的长期趋势应当加以管理，使之和略带粗糙的国际物价指数本位制（也有称为法定指数本位制）相符合。”
（2）引入国际浮动汇率目标区管理制度。这方面已有两个方案可供参考: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独立专家课题组（1999）提出的CFR报告[16]，可称为宽目标区浮动汇率管理方案。报告建议G-3货币（美元、日元和欧元）实行宽目标区浮动，即允许市场汇率围绕中心汇率上下各浮动10-15%。G-3政府可通过国际协调，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的方式进行干预。另一个是麦金农的贸易协调加货币协调的窄目标区方案[17]。
（3）建议国际社会在全球范围内开征0.5-1%的短期资本交易税，税收可用来建立全球的维稳、维和和发展基金。维稳基金可由IMF用于国际金融救助以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维和基金由联合国用于提供国际安全；发展基金由联合国用于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类共同挑战。笔者认为，以托宾税的方式约束短期资本流动也许会给美国这样的金融业大国带来短期不利影响，却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因为通过短期资本交易税的征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将大幅度减轻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而且，以此引导国际资本以增进全球福利的方式流动和投资，也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