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seen Anwar：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作为主要驱动力

7月24日，“2016国际货币论坛暨《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吴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原副省长陈云贤，交通银行副行长王江，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副行长曹彤，巴基斯坦央行原行长亚辛·安瓦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亚太部门主管阿努普·辛格等来自欧、美、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以及金融实业界的50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百余家新闻媒体参与报道。 亚辛•安瓦尔行长在论坛开幕式上，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题对当前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民币作为IMF的储备货币，有着巨大的潜力，而全球货币政策存在的诸多不稳定性，使得如何更好的稳定货币系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他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对于全球经济格局的再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人民币为融资货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巴基斯坦、老挝、巴西等国，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很好地帮助了当地经济增长。 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发言。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作为主要驱动力》。我还要谈谈相关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至今为止尚未看到复苏的曙光。在今年1月上旬，股票市场发生了剧烈波动，接近2.2万亿的资本蒸发，美国的标准普尔指数也出现了历史上的最大跌幅，欧洲目前利率为负数，主权债务问题也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全球经济增长萎靡不前。在大宗商品方面，石油价格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位。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出现明显分化，众多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充斥在市场当中。在这个背景下，英国的脱欧公投给未来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些加剧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在这种格局下，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让我们寄予希望，来振兴和稳定全球的经济态势呢？ 基础设施增长是一个关键性的引擎。亚洲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速的增长。为了支持经济继续增长，在2020年之前，8万亿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需要得到融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得到可持续的融资，从而确保这些期限很长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最终建设成功，投入使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助推GDP的增长。根据麦肯锡的研究，GDP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给印度带来3百万就业机会，给美国带来150万的就业机会，给巴西带来130万就业机会，给印度尼西亚带来70万就业机会。在2013年，全世界在电力、水利、交通运输和电信方面一共投入了2.5万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从1992到2013年，基础设施投资平均带来3.5%的世界GDP增长。在这其中，中国的相应数字为8.6%，印度4.9%，非洲3.1%，美国和西欧2.5%，但是这个数字对于支撑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来说仍然还有差距。 如今世界65%的GDP来自于OECD国家，其余部分主要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预计到2050年这种分布格局将会扭转。这主要源自于中国和印度的贡献，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化的水平仍将远低于55%~60%的世界标准水平。麦肯锡的报告指出，从现在到2050年，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仍需要超过50万亿的投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额投资进一步推进亚洲经济增长。毋庸置疑，基础设施必须要发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该如何填补资金缺口，该从哪里筹集资金和资源？ 第二点，我们现在讨论一下阻碍金融机构提供基础设施资金的因素是哪些？是什么阻止了金融机构为这些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我们需要采取怎样的步骤来支持基础设施的融资？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规划与开发阶段，这是风险最高的阶段；第二阶段，建设阶段；第三阶段，运营阶段。后两个阶段风险较低，在这两个阶段，金融机构开始介入。这个过程中的多数风险是由私募基金或者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等金融机构来承担的。主要的传统资金来源是机构性投资者，比如投行的项目投资部、私募，多边金融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开发性银行和基础设施基金。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更加严格的国际信贷标准，尤其是一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和国家重要性金融机构（DIFIs, domest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金融机构更加重视风险规避，因此它们资产负债表上风险性较高的长期资产会对银行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基于金融机构对短期前景的预期，为了寻求资本收益和风险规避，资金在世界范围内以十亿分之一秒的速度飞速流动。例如2013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引起了大规模资本外逃，受波及的国家包括印尼，印度，巴西，土耳其。土耳其的货币贬值了21%，印度贬值了17%。各央行进一步收紧了宏观审慎监管以保证SIFIs和DIFIs持有充分的自有资本来进行风险计提。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市场资本充足率过去大约是10%以上，而现在大约是15%。显然金融机构变得更加保守谨慎了，当然这自然而然地造成监管制度的收紧和对持有长期风险性资产的限制。我必须要指出，我也是在这个金融稳定局董事会有一席之地。现在，我们很多相关机构，事实上他们在资本充足率方面都有非常充裕的，监管的当局应该进一步在这些方面放宽一些规定。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应该创造一个推进和提升SIFIs和DIFIs的监管环境。相关的金融管理当局以及多边机构应该共同积极的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我们要鼓励和重建起所选中金融机构的项目筹资部门，并进一步提高这些银行从业人士的业务技能和知识储备。那些基础设施投资占据重要地位的央行应该大力支持这样的培训项目。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重要的支持的来源，比如新加坡可以成为启动人民币（long term instruments）的中心之一，而且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第二大贸易清算货币和前五位最主要的支付货币。正如陈雨露副行长提到的，即将以超过10%的权重纳入到IMF的SDR篮子当中。所以有必要让全球的监管的体系采取相应的调整的措施来适应这个变化。 中国的“一带一路”对于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1.8万亿“一带一路”的战略非常重要，它让人们更加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它对贸易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习主席希望在十年内进一步将“一带一路”的资金规模提高到2.8万亿。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二战以后，我们看到美国、欧洲、日本的崛起。当时，它们依靠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获得自身的发展。今天，亚洲的增长率相当高的，但是它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比如，东盟人口5.6亿，是一个2.5万亿经济体，预计在2050年变成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每年都会有5.3万亿的贸易总额，其中23%的贸易是以美元结算的。到了2035年，预计中东地区90%的石油都要运到亚洲。如今，中国是43个国家的贸易最大出口国，或者说出口伙伴。而二十年前，中国仅是这些国家中的两个国家的最大出口伙伴。非常好的成绩。上述内容说明贸易仍然十分重要，它还将进一步促进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要克服贸易壁垒。我们来看一看关税，保护性关税阻碍贸易往来。举个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全球贸易缩水64%。最近，中国的钢铁也被施加了500%多的关税率，阻碍了贸易往来，这不是什么好事。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带动了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建设又能促进区域、全球一体化，由此缓解贸易不平衡，加强区域内国家应对区域外经济震荡以及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为此，比如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布了新的计划，要投资300个项目，范围从新加坡延伸到土库曼斯坦。此计划的项目包括铁路和公路网络、天然气管道、电力贴到网，覆盖到中亚、西亚，甚至远达希腊、俄罗斯。这些项目将会打造出一个综合经济平台，带来很多新工作，创造新市场，带来繁荣，使得区域更加能够自给自足，成为世界发展的引擎。要想取得上述的成功，最重要的是解决资金缺口。我之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也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很好的关注，承诺要解决它。亚洲投资银行（AIIB）就是解决资金缺口的一个重要举措。包含OECD核心成员国以及一些南亚国家在内的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国，亚投行的资本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很显然亚投行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一次集体性活动。为了撬动融资需求，人们还成立了丝路基金，资金规模达400亿美元左右。同时，国家开发银行还出资320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出资300亿美元。丝路基金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巴基斯坦建立水电站，水电站装机容量达72万千瓦，投资规模达16亿美元左右。巴基斯坦还有煤发电厂和太阳能发电厂两个项目，总规模达30亿美元。它们也得到了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融资。中国的航运企业，远洋运输，正在扩宽港口布局。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也在其布局之中。其他的港口还有安特卫普港，巴基斯坦的港口，立陶宛的港口等，这些港口连接着非洲和欧洲大陆。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是立陶宛呢？尽管这个国家不是很稳定，经济规模也不大，但是它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投资最大吸纳国。立陶宛拥有港柜港口，能够提供重要的海上连接。这些连接不仅对欧盟等西方市场很重要，对俄罗斯、前苏联也很重要。最近对石油、钢铁、混凝土的需求，实际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这会进一步降低成本，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贸易和航运机会。 在亚投行运营的第一年，其改善融资的项目惠及巴基斯坦、孟加拉、中亚各国。所有的项目都是和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其他多边体共同筹资的。这些项目保证了至少符合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标准的高质量经济增长。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告诉我们：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基础设施领域中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对于在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项目来说，电力项目是重中之重。当前，电力短缺严重阻碍了GDP增长。巴基斯坦的城市化率目前是35%到40%，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50%。飞速的城镇化带来了很多挑战，主要涉及到三个重点领域。这三个领域是相互关联的，第一是城市治理问题，第二是城市贫困问题，第三个是基础设施服务问题。我之所以会提到这些，是因为它们很重要。去年四月份，中国国家主席出访巴基斯坦，签署了价值460亿美元中巴经济走廊倡议，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一步。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带来就业机会，保证城市良性发展。但是取得这一切的前提是政府有意识地干预城市化，这包括联邦政府的干预、也包括地方政府的干预。而在重点地区的市政基础设施不断在老化，所以我们城市规划、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还得加快脚步。如果处理得当，会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投资基础设施同样也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给银行业带来很多机遇和就业机会，丰富银行业的投资项目。公路、桥梁、铁路等交通运输将会得到改善，运输成本得以降低。在当今的技术领域，我们必须要提升通讯网络。电力部门的投资至关重要，它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能满足出口需求，从而稳定贸易和经常账户。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中国用来支持基础建设的资源不是也不应该是排外的，而可作为其他多边机构的杠杆，充分的流动和利用。我之前已经提到了早期的努力和经验。比方说，世界银行将驻新加坡的员工实验性地提高到了200人次来满足区域性的需求。日本调了1000亿资金来支持本基础设施的建设。亚投行进一步推进和加深了与AIIB的共同融资。还有EBRD明确表示了和亚投行进行合作的兴趣，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机构，例如亚投行应该具备这样的兴趣和经验。 其他的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机构和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发展机构应该培养对一些地区的兴趣同时加强在这些地区获得发展所需的专业知识。这些地区指的就是拥有像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开发基金这样的组织的地区。主权财富基金、雄厚的财力以及私募股权无疑将会提供新的动力。当我强调“一带一路”的重要性的时候，我注意到人们很少谈到的一个机遇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就是人民币。现在人民币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当中占10%，其他国家与中国签订了35个货币互换协议。这将会促进区域融资，让中国政府和制造商用人民币进行交易时感到放心。同时减少风险敞口，创造更多深度和流动性，增强人民币的稳定性。这对人民币、对发展所需的深度和流动性，以及亚洲内部的贸易也至关重要。“一带一路”自然在这一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币稳定性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目前12% 到16% 的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都是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今年五月份，大众汽车金融服务在华首次发行金融债权，债权总额达2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三年，票面利率大约是3.5%，通过簿记建档方式发行。另外，去年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成为首个中国以外的人民币清算中心。除此之外，大量发行点心债和熊猫债对于跨国公司的融资来说是巨大的机遇。这些趋势加强了对人民币的信心，因为人民币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可以降低货币市场不稳定性、缓解货币市场动荡的货币。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将会成为亚洲经济体向前发展的领头羊。然而货币市场的确存在资源错配以及动荡，但是如果下大决心、下大力度克服这些障碍就会保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我强调的这些不仅仅描绘了“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的宏观图景，指出了支持“一带一路”的必要性，以及在该政策实施的优势。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所拥有的充足的资源、可能面临的障碍、这些障碍的解决方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机遇。每个人应该再次重申自己的责任。我们都拥有共同的责任就是确保信任能够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得以重建，并且各国都能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