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大国博弈和中国经济的动力

时间:2019年07月04日　作者：Qi Bin　

导读：

我们今天思考所有的世界问题和中国面临的挑战，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背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经历了高速的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是今天我们思考中美关系，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思考中国下一

我们今天思考所有的世界问题和中国面临的挑战，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背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经历了高速的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是今天我们思考中美关系，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思考中国下一步发展路径无法回避的背景。

中国制造已占到全球的25%

改革开放四十年，很多故事、很多发展变化数不胜数。图2.3比较简洁清晰，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的变化。细虚线表示的是中国的制造业增长。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的比重非常低。1997年占5%多一点，2009年占比超过美国，2011年超过欧盟，而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的25%。最近有一篇文章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它回顾了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在1978年人均收入相当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1/3，南撒哈拉沙漠国家是非洲最穷的区域，当时中国比非洲最穷的区域还要穷不少。今天中国生产了全球一半的钢铁、超过一半的水泥和1/4的汽车，事实上德国大众有70%的车是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017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过去四十年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发展。这其中也有部分发达国家从制造业领域退出的原因，现在特朗普提出美国要回归制造业，但这个回归也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希望能够螺旋式上升。

图2.3 1997—2013年各经济体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占比虽然我们的高端制造业还比较落后，但我们在过去四十年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中国的传统产业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与此同时，新兴产业也在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现在我们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是美国的150%~200%。当然我们有些专利质量并不是很高，但是优秀的专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清华大学2016年在美国申请和获批的专利数量在美国排名第二，第一名是美国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有10个分校，清华大学的专利数仅次于加州大学10个分校的总和，这确实是非常优异的成绩。

中国人的成绩那么好，为什么高科技产业那么落后？

最近我在党校学习了两个月，有机会回顾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重新思考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路径。20世纪50年代，中国搞了一个大炼钢铁运动。我们抗美援朝期间，坦克数量非常少，所以老一辈革命家非常着急，国家需要大力发展钢铁业。尽管当时全国人民都非常努力，但后来发现小高炉根本达不到应有的温度，效果非常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的机制，调动了成千上万人的积极性，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奋斗，今天我们的钢铁产量已经是美国的8倍了。我们走市场经济道路，不是简单复制西方经济的模式，而是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早期会出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些著作和相应的思想理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但是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的稀缺和劳动力相对没有谈判力，使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失衡，客观来说，的确是有剥削存在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不只是经济学分析的著作，还有很多人类正义感和社会道德判断的内容。在其中，马克思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希望人类社会找到一个比较均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希望既能够利用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依靠民众对财富的追求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创造社会的繁荣，同时不希望过度自由和狂野的市场力量带来社会的高度分化或不稳定，我们走了一条相对平衡的道路。总体来说，过去四十年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在党校我也有机会重新回顾了邓小平理论，发现小平同志在1975年“复出”的时候，在讲话中还没有提到市场经济，可以看出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思考轨迹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当时他只是提出要全面整顿，要加快经济建设，但是经济建设究竟怎么搞，党和国家当时还没有找到完全有效的方法。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探索，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市场经济手段调动了成千上万人的积极性，我们把原来想做的事、不可思议的事，超出原来想象很多倍地做成了。 2000年我回国时，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和我聊天，他说：“我做了校长，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推动‘中国的硅谷’的建设。你学过经济，请你给我提点建议。”我说，硅谷的本质就是资本加科技。校长当时没有说话，我想他可能觉得我过度强调了金融或者经济体制的作用。我在清华学的是物理，也留校教过一年计算机，后来去美国留学申请的是生命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因为当时我们相信21世纪是“生物世纪”，虽然今天好像还没有来临，但是我相信它早晚会来临。因为生命科学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知识，我在美国读过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课程，还学过有机化学和电子工程的课程。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班上有一个中国人，只要这门课沾点数理化的边，那么很可能第一名是中国人。如果班上没有中国人，那么第一名一般是印度人。如果班上有两个中国人就麻烦了，如果这个考99分，那个考98分的就会很生气，但一看美国人可能平均刚及格。我在美国待了一两年以后，感到很疑惑：中国人的成绩都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得诺贝尔奖的却寥寥无几？为什么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那么落后？ 1990年代，我们看到很多美国同学的数理化成绩那么差，为什么美国却有一个硅谷？过去一百年人类社会的高科技发明，基本上都是美国人发明的，或者是别人在美国发明的。日本人虽然也获得了十几个诺贝尔奖，但是日本人没有发明出苹果手机，德国人也没创造出互联网。这些都发生在美国。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和创新是市场驱动的，美国有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市场。在硅谷，每个人都希望变成下一个比尔·盖茨，他们怀揣抱负和梦想，期望着他们创业的公司有一天走上纳斯达克，身价百亿，这驱动鼓舞着无数的人。清华的老师告诉我，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0年我回国的二十年间，清华大学的科研转化为产品的转化率是20%，而这些产品走向市场的比例又是20%，但不幸的是这两个20%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结果只有4%。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之一，那时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如此之低，为什么？就是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传导机制。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至少解决了科研和创新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科研经费的问题。原来中国太穷了，科研经费很少，科学仪器也很落后。而今天，国家有很多科研经费可以下拨，还有很多校友捐助资金，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已经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了。 第二个是科研的驱动和激励机制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发展，VC、PE的兴起，科技园区的建立，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科研成果能够比较顺畅地走向市场，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而市场的需求又为产业和科研提供了导向和激励，形成了良性循环。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消费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消费零售总额有望超过美国，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当然，社会零售总额是指实物消费，而消费统计中的另一部分是服务消费。服务消费不太好度量，其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价值也不太好横向对比。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带来的变化是，以前所有的产品，如果能在美国市场先站住脚，就可以在世界其他市场无往不利，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今后某一个产品可能要在中国市场先站住脚，然后才能在全世界横扫。因此可以预计，很多产品会自然添加中国元素。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之后，还将以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美国2~3倍的速度继续增长。因此有可能在10年、15年之后，再造一个美国市场，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可以变成美国的两倍。因此，中国近14亿人的消费市场对全世界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现在西方有一些极端的势力说要隔绝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有哪个企业、哪个产业、哪个经济体会和市场过不去，和近14亿消费者过不去？因此，只要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他们就不可能不跟我们合作。问题的核心还是我们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界说他们有一个梦想，假如8亿中国人每天早上醒来都喝一杯可口可乐，这将会是一个多么疯狂的市场。当时他们也就是这么随便一说，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会真的发生。但是今天，近14亿中国人早上醒来，虽然喝一杯可口可乐的人仍然不多，但是我们每天早餐的消费早已远远超过了一杯可口可乐的价格，西方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最近中投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在跟日本金融界洽谈中日产业合作基金的设立。日本有五大金融机构，投行最强的是野村和大和，三大商行分别是三井住友、东京三菱和瑞穗。野村是日本第一大投行，也号称亚洲第一投行，大和排第二。三家商行的体量和我们的几大行相当。五家都想和我们合作，难以抉择，我们向日方试探，你们能不能联合在一起跟我们合作？他们说不可能，因为他们五家平常都不怎么说话，他们是竞争关系。但一个月之后，日方五家机构决定联合起来跟我们合作。五大金融机构的合作，在日本历史上几乎没有过，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想象，日本业界戏称“史上最强组合”。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背后，是中国市场的强大谈判力。日本五大金融机构看上的不光是中投的2 000亿美元资金，更多是中国近14亿消费者的市场前景。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副董事长和我说，他作为金融界的高管，在日本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但最近有点小郁闷。他发现到了商店里，售货员发现他不会讲中文，就转身不理他了。他的这番话让人感慨万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过去40年的发展，这种情形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要在认识上更清醒一点

如图2.4所示，这两张照片，上面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全景图，下面是中国上海陆家嘴的全景图。我向大家展示这两张图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两张图比较好看，二是它们“长”得比较像。世界上可能没有另外哪两个国家能和中国、美国这样如此之像了。中美两国的纬度差不多，面积也差不多，人口虽然相差了4倍，但美国有3亿人，也是人口大国。论经济规模，中国是美国的61%。中美两国的金融中心，也就是上海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面貌非常像。当然，中美两国如此相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跟美国学的。发展资本市场、现代金融、现代经济体系，这些我们很多都是跟美国人学的，我们能够善于学习是件好事。美国人也有很多东西是向中国学的，早年有四大发明，今天的美国也需要好好研究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有很多东西也要向中国学习，中美两国可以相互学习。中美关系将来的最高境界是一个竞争关系，但这应该是一种良性竞争，是建设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更不是破坏性的竞争。

图2.4 纽约曼哈顿和上海陆家嘴全景图中国和美国还有一点非常相像，那就是民族性非常相像。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强烈的创业精神，都比较开放，对彼此也非常友好。这样两个民族的关系，“有1000个理由可以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搞坏“，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场贸易战？在过去一百年中，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和美国走得如此相近，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迅速而全方位地追赶美国，并有可能在一些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冷战”时期，前苏联的核弹头比美国多一点，但是在别的方面都不行。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体量曾逼近美国，但是日本的发展不是用市场化的模式，而是打鸡血的模式，就是政府重点扶持，大银行和大企业相互捆绑，稍有风吹草动这些企业就垮了。很多人总把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的日本比，我觉得根本不可比。日本人高歌猛进搞赶超，美国人察觉了，一回头，一瞪眼，搞了个“广场协议”，日本经济就垮了。人家一折腾你就垮了，那是谁的问题？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日本经济垮掉主要是日本自己的原因。今天的中国跟当初的日本是不一样的。前一段时间，我请我们中美基金的合作方高盛的一些合伙人来中国参观，让他们去看了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又看了京津冀地区。看完了这三大经济区域以后，他们说印象太深刻了。我说没错，中国从省委书记、省长到市委书记、市长，从国有企业的领导到民营企业的老板，甚至到街上的快递小哥，每个人都在忙，每个人都不闲着，中国的增长是“有机增长”。它是从每个角落里生长出来的，因此也是不可阻挡的。如果中美好好合作，我们可以共赢。如果中美不好好合作，中国还是会发展，但如果这样，美国要支付的成本也不低。高盛的合伙人们说他们完全听懂了。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上，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主动权，但是我们至少在认识上要比他们更清醒一点，在站位上要比他们更高远一点，因为是我们要赢得发展崛起的时间和空间。

两大误区

中美贸易有一些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里，有美国的因素也有我们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必然因素。历史上这种事情发生过。今天的贸易纷争和一百年以前几乎一模一样，历史惊人地相似。2018年7月，我们对中美贸易进行了研究，把中美贸易分成了三个层面和三个维度。在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上，中美贸易的三个层面分别是贸易纷争、技术竞争、大国博弈。在第一个层面上，贸易纷争，大概有五六个误区，我在这里讲两个。第一个误区，有人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够对等，或者说美国跟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都不对等。这说得对不对呢？对。德国车卖到美国，美国收它2.5%的关税。美国车卖到德国，德国人收它10%的关税。美国车卖到中国，我们收25%的关税。美国有一种高端皮卡车卖到中国，我们要收90%的关税。即使在收90%的关税的情况下，这种皮卡车在中国竟然还脱销，不可思议。世界对美国产品收的关税远远超过美国对世界产品收的关税，所以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关税上的确不对等。但是关税的不对等是不是就是不公平呢？不是。为什么？关税的设置是各国自愿的，是各国政府自己的选择。为什么美国要选择低关税呢？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关税其实是加在了本国消费者的头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低关税能够让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美国是一个贸易逆差国家，而贸易逆差约等于效用顺差。所以美国人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全世界最好的、最多的产品。反之，中国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有可能就是效用逆差，赚了吆喝没赚钱，为什么？因为污染透支了我们的环境资源，因为工人的低工资透支了工人的福利，实际上是透支了一定的社会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牺牲了我们自己的效用，反过来补贴了美国人。今天被补贴的人竟然还在抱怨，这其实就是一个误区。为什么突然之间美国提出要加关税呢？因为美国人突然发现，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有一部分美国的产业工人失去了竞争力。过去一百年来美国一直在不断降低关税，以提高美国消费者的效用或福利，现在突然变成了既要照顾消费者效用，又要保护某一部分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所以美国要提高一点关税，牺牲一点消费者的福利，换取对某些产业的保护，这是一个妥协和折中的办法。在各国的关税政策上起码有两个变量要考虑，而不是单个变量。原来美国只考虑一个变量的最大化，现在还要考虑就业机会的最大化。第二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价值的计算。比如因为中国卖给美国的苹果手机是在中国最后组装的，所以价值600美元的苹果手机都被算成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实际上，中国在每部手机里只得到了5美元的附加值，连整部手机的1%都不到。把这600美元都算成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非常不合理的，在计算中美贸易差额时应该把这种情况剔除掉。在没有剔除之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对世界贸易逆差的将近50%，看起来非常吓人。在剔除掉这些之后，这个比例就只有16%。这两个数据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即使是16%，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也比日本和德国高，所以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要拿贸易问题做文章的话，中国还是会首当其冲，不管这个问题是美国自己引起的还是别人引起的。美国的关税税率其实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一百年前美国的关税高达25%。当时美国遭遇股灾，时任美国总统胡佛不太懂经济学，他为了保护本国产业，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加关税。但是他忘了物理学还有一个基本定律，那就是有作用力一定会有反作用力。当他对欧洲产品加关税时，欧洲也对美国产品加关税，两边的税率都是25%，个别产品甚至高达500%。这一下使欧洲和美国两大经济体双双进入了冰河期，美国进入大萧条，欧洲同样陷入经济衰退。苦难的德国人最终把希特勒送进了总理府，结果就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从那以后，人们就认识到了高关税的危险，从此走向战后几十年的降低关税的漫漫征程。此后七十多年，美国的关税从25%降到2.5%。伴随这个过程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美国消费者的效用不断增高。第二，美国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美国的产品越有竞争力，美国就越敢降关税。第三，美国带动各国关税下降，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初步形成。这是过去一百年发生的事情。未来我们相信这个趋势仍然不可阻挡，尽管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浪花或噪音，但是大方向是无法改变的。

技术竞争

第二个层面是技术竞争。在这方面，有些人认为中国很强大，很厉害了，也有些人觉得中国人还很不行，那么我们究竟怎么样？还是数字说话比较准。

图2.5 全球IP（知识产权）市场份额图2.5表示的是全球IP（知识产权）市场中各国所占的份额。份额最高的是美国，二十年前美国占全球IP市场60%，2015年降到40%；其次是欧洲，目前是40%；第三是日本，占不到10%；中国不到1%。可以看到我们在全球IP市场，也就是知识产权市场只占非常少的份额。

图2.6 全球技术产品销售份额图2.6表示的是全球技术产品销售各国所占的份额。2015年美国占全球科技产品总销售50%，高居榜首；欧洲占5%；日本占10%左右；中国占3%。美国是从40%的IP市场份额中创造出了50%的科技产品销售份额，欧洲40%的IP市场份额却只有5%的科技产品销售份额，这个差距有点大，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欧洲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鼓励创新，而美国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鼓励创新。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要发展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中国无论是IP市场还是高科技产品市场，在全球都占如此低的份额，有些西方人为什么还要那么紧张？

图2.7 全球各国研发投入图2.7表示的是全球各国研发的投入比较，中国在最短时间内追上了美国。在2015年的全球研发投入占比中，美国是30%，中国是30%，欧洲是25%，日本只有不到10%。虽然在科技和创新方面我们仍然很落后，我们砸了很多钱。尽管这些投入的转化效果怎么样，还需假以时日观察，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我们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但这仍然让很多西方人吓了一跳，因为他们看到了趋势，中国人在科技和创新方面的追赶速度太快了。

大国博弈

第三个层面，大国博弈。其实西方在1999年以前就已经有“中国威胁论”了，但后来发生了“9·11”事件，客观上影响了美国社会主流人士的一些想法，把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中东。中国今天重新成为他们注意的目标。对比一百年以前的世界，当时正在流行“美国威胁论”，因为那时美国经济正要从总量上超过英国，所以欧洲当时最流行的观点叫“美国威胁论”。世界历史是如此相似。我编译过一本书叫《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讲述了华尔街演进的历史，以及它怎样推动了美国的崛起。二三百年以来，美国一步一步从一个荒凉之国走向现在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的，在这个过程中，它经历了很多苦难，也不乏偶然因素或运气的成分，最终决定它能够崛起的根本因素还是体制机制，包括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制。华尔街早期的乱象和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很多证券界的老同志说，读了《伟大的博弈》，才知道华尔街历史上有这么多坏人坏事，自私、贪婪、投机，但资本市场将这些转化成了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前进的动力。“在华尔街这个伟大的博弈场中的博弈者，过去是，现在还是，既伟大又渺小，既高贵又卑贱，既聪慧又愚蠢，既自私又慷慨——他们都是，也永远是普通人”。尽管跌跌撞撞，华尔街还是推动了美国的崛起，并因为危机而逐步修正完善制度。它在美国历史上每个重要的事件中，无论是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重工业化和高科技产业起飞进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家一定要多了解历史。只有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学习其经验，借鉴其教训，我们才能建设好中国资本市场，少走弯路，更好地推动中国的崛起。有一次在印度开会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讨论到中国问题，印度人对中国经济的一些数字如数家珍。讨论到印度问题，我们中国人面面相觑，知之甚少，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关心过印度这个国家。当时我特别有感触，中国人不太关心印度，但印度人真是非常关心中国。中国人关心谁？中国人似乎只关心美国。印度人关注中国，中国人关注美国，都是为了追赶。只有了解历史和别国的情况，才能够知道应该怎样更好地走自己的路。资本市场博弈牵动着大国博弈和兴衰。有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汇总了2007年之前50年中17个OECD国家的发展历史，主要研究在经历了80多次经济危机之后，哪些国家复苏快，哪些国家复苏慢。结果无一例外，每次复苏最快的都是四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每次最慢的也都是四个国家：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和卢森堡。前四个国家正好是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后四个国家正好是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换句话说，从历史事实可以推断，市场化程度高的金融体系更有弹性，遭遇危机后复苏得更快。反之，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碰到经济危机之后复苏得比较慢，或者可能就复苏不了了。无独有偶，这个研究刚刚发表后的一年，2008年，又发生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发达国家中复苏最快的，还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遇到危机或者是挫折，如果每次危机后都能复苏，都能复苏得比别人快，那久而久之这个国家就崛起了。如果每次都不能复苏或者复苏得比别人慢，那久而久之肯定就衰落了。所以大国崛起的成功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体制机制。体制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这是决定大国崛起和衰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735年，乾隆皇帝刚登基，那时候他非常年轻。当时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3，是世界上最文明开化的礼仪之邦。年轻的皇帝志得意满，说“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大致的意思是说中国的老百姓你们想要什么都会有。实际上这个时候离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好一百年的时间。当时的中国看上去很好，非常强大，但是与崩溃其实就是一墙之隔。很多封闭的文明看上去很美，但其实是一触即溃的。因为西方的工业革命兴起了市场经济文明，带来了新的生产和经济组织方式，比中国古代传统的生产方式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当两种文明交汇碰撞的时候，传统方式必然一触即溃。我在党校学习的时候，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来给我们讲课。他说，最近故宫整理文物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堆纸，打开一看，那里面是乾隆的诗。乾隆是中国古代最高产的诗人皇帝，据说一辈子写了10000多首诗。这次又在这故纸堆里面发现了20000多首诗，加起来有30000多首。乾隆在位60年，加上垂帘听政3年，写了30000多首诗，对西方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文明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兴趣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干什么。当时西方世界多次派使臣来访，想跟中国打交道，做生意，清朝的皇帝根本不予理睬，只关心“夷人”跪还是不跪，是单膝跪还是双膝跪。乾隆57年，即1792年，中国仍然占全球GDP的1/3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仍然是荒蛮之地，一群人签订了《梧桐树协议》，这是纽交所和华尔街的起点，开启了现代资本市场的文明，美国因之蓄势待发而踏上了崛起之路。而清王朝因与现代文明失之交臂而走向必然的衰落。1978年，跌落至世界GDP的1%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乾隆57年的中国如果知道搞一个交易所，今天的GDP可能是美国的很多倍。当然，历史无法追溯。我想说的是，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如果不能抱着开放的心态，如果不能消化吸收最先进的文明和生产力，我们就无法立于不败之地。

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四个方向

应对中美贸易冲突，我们应该在四个方向有所作为。第一，要深挖本国的消费市场。第二，要强化与欧洲和日本的经贸关系，今天欧盟的GDP还大于美国。第三，要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要本着循序渐进、实事求是的原则发展与新兴市场的经贸合作。第四，要切实有效地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在一些产业和一些领域，我们可以开放购买美国的一些产品，改善中美经贸平衡。这个过程可能会给本国产业带来一些压力，但是这些压力也会变成动力，让我国企业迅速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我们的一些企业还可以本着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考虑在美设厂，进一步改善中美经贸关系。我们相信在开放过程中，我国的产业最后一定能够胜出。因为在中国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人学习老外的速度比老外学习中国人的速度快得多得多，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

应对技术竞争的三方面

技术竞争方面我想也是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以在美国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与美国合作，具体而言，可与美国开展七分位的技术合作。因为八分位、九分位的技术他不肯与我们合作，而五分位以下的技术我们已经比美国又好又便宜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中国人会做的，一种是中国人不会做的。一旦中国人会做了，产品的价格就直接下降80%。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已经不到40%，但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2015年的时候还有14倍之巨，今天依然在10倍以上，因此从五分位到七分位技术之间，中美有巨大的合作空间，这需要我们有能力寻找到这些产业和技术，实现与中国市场的对接，使得双方都成为受益者。 2017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见签了中投公司和美高盛集团成立的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该基金投资于美国中西部相对传统但对我仍有优势的产业。一方面，有利于美蓝领工人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有利于我消费和产业升级，加速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步伐。在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该基金仍然在国际市场成功募资27亿美元，在美开展了投资，并实现了被投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对接。2018年4月，中投与高盛共同举办了中美产业合作芝加哥峰会，在贸易战的硝烟声中，中美两国近400名政商界领袖探讨产业合作，打造中美产业合作的公共平台和生态系统，影响深远。第二，与欧日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九分位技术进行合作，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需求更加强烈，我们的谈判力更强一些。2018年10月，日本安倍首相访华期间，中投公司与野村等五家日本最大的金融机构联合体共同签署了10-15亿美元规模的中日产业合作基金合作备忘录，并计划于2019年7月1日在东京举办中日产业合作论坛。2019年3月，在习主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见证下，中法产业合作基金成功签署。与此同时，中英产业合作基金已签署合作意向。中德、中意、中以、中瑞、中澳、中韩、中国北欧、中国东盟等双边产业合作基金都在积极推进之中。其实美国最好的技术也应该跟中国市场结合，因为一项技术是给3亿美国人用，还是给3亿美国人加14亿中国人用哪个利润更大，这个选择题的答案是显然的。但一些美国人或者因为低估了中国人改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和努力，或者忌惮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太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自我创新。硅谷是世界的创新中心，其秘密非常简单，就是“资本加科技”，我们要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更多的市场驱动的创新，同时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回归。20世纪80年代，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出国留学，事实上，硅谷一半以上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据说在硅谷的清华校友就有数万人，但回国工作或创业的寥寥无几。以我们年级为例，一百多位同学中出国留学的有60多人，只回来了三四个。在美国留过学的人都知道，全世界最爱国的是中国人，除了一颗“中国心”，还有一个“中国胃”，身在美国也天天关心中国。相较之下，印度人真是不太爱国，离开了贫穷的祖国后几乎不愿再回望一眼。最近不太爱国的印度人开始纷纷回国了，为什么？因为印度的班加罗尔崛起了。还是“资本加科技”，印度人回到印度，在班加罗尔攒个公司，一上市，身价几十亿，比硅谷还快，立刻哭着喊着回去了。如果我国能够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完善资本科技结合的机制，我们有望吸引大量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加上我们大量本国人才，结合近14亿消费者市场，我相信我们的自主创新一定能取得更快的进步。

对大国博弈的三大坚持

第三个层面从大国博弈角度来说，就是三个坚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坚持与世界共赢。尤其第三个坚持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经济规模很小的时候，我们对世界无足轻重。以我今天的规模，如果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不能让世界受益，那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唯一的办法，是加强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而不是零和游戏，经济合作会产生增量，增量可以被双方分享，可以实现共赢，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使得中美关系，有可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每年有一个州长协会的峰会，几十个州长在一起讨论各州的发展问题和其他问题，每年两次。前年的峰会，有一个分论坛，讨论中国经济和中美合作，参加的有十几个州长和两三百个美国政商界人士，我应邀与一位美国州长对话中美合作。对话前，我先发表了一个十几分钟的演讲，讲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讲了中美可能的合作领域和空间。和我对话的州长很激动，他问我他是不是也可以也讲两句，我说当然了。他走上前，即兴发表了一个十分钟的演讲，他说，听了祁博士的演讲，我们中美两国之间还有什么理由不合作？他讲完后全场掌声雷动。那天我们两人的演讲都通过脸书在网上直播，反响热烈。无论是美国的州长、美国的企业家还是美国的老百姓，其实都是希望和中国合作的。美国每一个州长脑门上都刻着四个字：招商引资。要不是联邦政府的约束，他们都会跑到中国来招商引资。 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中，上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美国各界政要纷纷杯葛。唯一突破重围来了一位美国州长，正是那位前年和我对话的州长。他和青岛海尔签了一个协议，希望能在他的州扩建海尔的工厂，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他回国的路上经过北京，我们在中投公司组织了100多位中国企业家和他座谈。他告诉我，他的州有美国最好的产业工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丰田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就在他的州，事实上，有两百家日本企业在他的州设有工厂。我告诉他，某一天，或许我们会有300家中国企业在他的州设厂。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这一天早晚会来临，早一天比晚一天好。他的州叫肯塔基州，在美国不是一个很起眼的州。它的临州，叫田纳西州，也是美国一个普通的州，有300家日本工厂。美日两国，二战的敌手，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人在广岛长崎扔下了原子弹，今天相安无事，因为利益的交融，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哈佛大学的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写了一篇文章，叫《全球格局的演变》，他说17—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21世纪是中国世纪。但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说，在大国权力转移和全球格局演变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摩擦，甚至会出现战争。萨克斯教授说，希望21世纪不仅是中国世纪，还是世界世纪、全球世纪。如果世界各国相互缠绕，相互融合，分不出彼此，就会少掉很多矛盾，也没有那么多胜负了。当然他的这个想法有点理想主义，但是人类不能没有理想。今天，中美之间一天有61趟航班。一次我在美国开会，我对全场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国投资机构的首席投资官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中美之间应该一天有100~200趟航班。如果这一天到来，对中美经济，对世界和平，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一个福音。可以预计，这个世纪的中美关系不会简单，依然会有摩擦和冲突，依然会前路崎岖。我们不怕斗争，也敢于胜利，同时也要善于合作。如果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真正去推动合作，实践共赢，引导中美关系走向良性竞争，相信全球世纪仍然是可期的。

分享到：

扩展阅读

上一篇：郭建伟：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中哈实践与思考下一篇：祁斌：大国博弈和中国经济的动力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专家工作室EXPERTS

热门视点VIEWS

文章标签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