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清：后发优势、增长要素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提要】2013 年，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后，中高速增长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但近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速跌破7%，经济增长焦虑症加剧，悲观情绪蔓延，“中国增长极限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等论调也应运而生。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变化，我国再继续保持过去接近10%的高增长已不现实，但是中国经济有足够潜力支持在未来10~15 年内保持中高速增长。 【关键词】后发优势 要素禀赋 中国经济 2013年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后，中高速增长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但近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速跌破7%，经济增长焦虑症加剧，悲观情绪蔓延，很多人在担忧中国经济能否顺利从高速增长切换到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到底能否实现？“中国增长极限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等观点也在应运而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走到极限，将无可避免陷入长期低增长。我们认为，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变化，我国再继续保持过去接近10%的高增长已不现实。但是不保持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不增长或低增长，中国经济有足够潜力支持未来10-15年内保持中高速增长。  一、后发优势决定中国经济潜力巨大 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有一个屡屡出现的现象，那就是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一段时间内经济快速增长，甚至一段时间后赶超先进国家成为领先型国家。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以及二战后的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都是典型的例子，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加入了追赶型增长的行列，实现了30多年年均9.8的高增长。后发国家实现高增长的奥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问题，后发优势是其中的一种解释，并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后发优势论是经济史学家Gerchenkron（1962）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后发优势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2]后发优势的核心是技术差距，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前沿技术来获得更高的增长。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其从先进国家学习并获得技术外溢的效应越大，发展可能就越快。Nel-son（1966）等人证明，后发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同它与技术前沿国的技术差距呈线性正比，并进一步指出，后发国技术进步速度虽然常常高于先发国，但在逐渐接近时又会慢下来，从而保持着一个“均衡技术差距”。也就是说，后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向先进国家收敛，一开始由于双方差距很大，收敛的速度也很快，随着双方差距缩小，后发国家追赶速度变慢，收敛速度也变慢。这也就是所谓的“收敛假说”。 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更快。[3]林毅夫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的后发优势还很明显，在现有基础上还可以持续20年的高增长。[4] 后发优势的核心是技术差距，但技术差距很难用数字来描述，因此经济学家在衡量后发优势时选择了人均收入水平来替代。人均收入水平反映了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决定的。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人均收入水平的比较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后发优势。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比较需要，我们选择了麦迪森项目统计的人均GDP数据。[5]我们以美国作为先进国家，1906年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在全球仅次于瑞士等小型国家，此后美国的人均GDP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技术水平之领先也是众所周知。我们选择了两类后发国家：一是德国和日本，二战前他们已经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由于受二战的打击，迅速跌落，二战结束后在和平环境中又高速增长，成为当前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它们都是大国经济体，在发展中也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战略，这两点和中国很类似。二是新加坡和韩国，这也是二战后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追赶型增长的典型，它们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区域共同，文化类似。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真正恢复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道奇计划的援助下，日本经济从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走出，走上了高速增长通道。1955年日本GDP增长6.2%，随后的1956-1973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9.2%。1950年日本经济恢复增长时其人均GDP是美国的20.09%，随后一路追赶，1970年其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之比突破60%，高达64.63%，此后，人均GDP结束了此前的高速追赶，到1979年才突破70%。就增长速度而言，1970代以后GDP增速也开始从高位滑落，1974年其增长中枢从前期的10%下滑到了5%左右。

图1  日本GDP增速与人均GDP变动

数据来源：人均GDP数据来自The Maddison-Project，GDP增速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1961年以前的数据根据日本统计局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德国二战后的高增长始于1950年，1951年GDP增长9.7%，此时德国人均GDP已经高达美国的40.59%。1955年德国GDP增速创下12.1%的战后高点，随后开始回落，1958年回落到4.5%，当年德国人均GDP为美国的63.37%。在整个60年代，德国的人均GDP基本维持在美国的68%左右，此一时期德国GDP增速已经从50年代的8.2%回落到4.4%。1970年德国人均GDP占美国之比突破70%，整个70年代这一比例保持微弱上升，追赶速度迅速下滑，其年均GDP增速也下滑到2.9%，基本结束了追赶型增长。20世纪80年代开始其人均GDP与美国之比开始回落。

图2  德国GDP增速与人均GDP变动

数据来源：人均GDP数据来自The Maddison-Project，GDP增速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1961年以前的GDP增速来自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图3   德国不同时期经济平均增速（%）

数据来源：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韩国1950年的人均GDP仅是美国的8.93%，随后开始缓慢增长，1953-1965年间基本都在10-11%的区间徘徊，这一时期经济增速也相对缓慢。1966年其人均GDP突破美国的11%，启动了高速追赶周期。1966年其经济增速也从上年的5.19%增加到12.7%，随后其人均GDP一路追赶，保持持续上升态势，直到1998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其人均GDP占美国之比出现了短期下降，此时其人均GDP已经高达美国的51.78%。金融危机结束后，韩国的GDP增速也再下一个平台，此时韩国人均GDP占美国之比已经突破了60%。

图4  韩国GDP增速与人均GDP变动

数据来源：人均GDP数据来自The Maddison-Project，GDP增速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1950年新加坡人均GDP为美国的23.21%，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这一比例没有明显变化，甚至还有所下降，这说明当时新加坡并没有发挥后发优势展开追赶型增长。1966年新加坡GDP增速突破10%，高达10.87%，此后其经济连续8年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人均GDP占美国之比也从1966年的20.46%迅速上升，1984年这一比例在创下54.36%的历史新高后开始回落，回落三年后又开始增长，其GDP增速也在1987年重新出现了10%以上的增速。新加坡的追赶型增长的起点是其人均GDP在美国20%左右时，其后一路追赶增长，其增速并没有明显的中枢转换。

图5  新加坡GDP增速与人均GDP变动

数据来源：人均GDP数据来自The Maddison-Project，GDP增速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但由于人口增速也很快，人均GDP与美国之比长期稳定在5%左右的水平，并没有出现对美国的快速赶超。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美国的5.32%，此后这一比例开始保持连续上升态势，到2010年已经高达26.43%。这一时期，我国GDP也保持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8%。这个追赶过程和上述两组国家的发展历程有相似性。

图6  中国GDP增速与人均GDP变动

数据来源：人均GDP数据来自The Maddison-Project，GDP增速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通过以上国家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后发优势在落后国家是存在的。上述国家在人均GDP远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均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人均GDP快速追赶美国，这一过程与后发优势论的描述大体一致。 第二，各国启动高增长追赶周期时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水平各异。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中国分别在人均GDP为美国的20%、40%、11%、20%、5%时出现了高增长。而各国在追赶型增长时期的表现也基本上吻合越落后赶超越快的假设。 第三，随着人均GDP日益靠近美国，经济增速也有所回落。德国、日本、韩国均在人均GDP为美国的63-64%左右结束了高增长的追赶。新加坡则在人均GDP为美国的54%左右时出现了增长速度的短期下滑。这倒也符合经济学家提出的“收敛假说”，即随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接近先进国家，该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必然会在某个时间段开始下降。到底接近到什么程度？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和Kwanho Shin（2011）曾用40个经济体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样本经济体GDP减速发生的最大概率出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大约60%（按2005年的国际价格计算）的时候，而且之后GDP增长率平均下降不超过2个百分点。 就中国而言，2010年人均GDP为美国的26.34%，与日本、新加坡追赶型高增长周期的起点差不多，在这一水平上，日本实现了从1956-1973年间持续14年的9.2%的年均增速，新加坡实现了从1969-2007年28年间年均10.67%的高增长，韩国实现了1983-2000年17年间年均8.14%的高增长。从以上国家的经验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当前水平上保持10-15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并非难事。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测算，以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6%作为起点，如果我们接受各国发展中出现的人均GDP为美国60%为经济增长减速门槛的话，中国达到这一减速门槛还有多少年。假设中国人均GDP保持7%的年均增速，美国保持3%的年均增速，在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情况下，从2010年算起需要21年中国人均GDP才能达到美国的60%。这意味着中国还可以保持21年的远超美国增速的中高速增长。 表1  中国不同情境下达到减速门槛所需年份

中国增速	美国增速	2010年人均GDP与美国之比	目标比例	实现目标所需年份
7%	3%	26%	60%	21
			50%	16
7%	2%	26%	60%	17
			50%	13

注：实现目标所需年份进行了整数处理。 以上我们从后发优势理论出发，根据二战后后发国家赶超增长的事实推演了未来中国持续高增长的前景。从后发优势的理论出发，一国经济越是落后，其经济增长速度越高。但反观现实，我们发现今天有大量落后国家陷于低增长的泥潭，有部分发展中国国家不仅没有赶超发达国家，反而在不断拉大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是说，落后只有发展的潜力，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发展。对中国而言，由于中国经济相对于先进国家——美国而言还处于非常落后的水平，其未来经济增长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这种增长潜力能否成为增长现实，还要看其他条件的配合。阿伯拉莫维茨指出，其所提出的追赶假说仅仅是一种假说，把握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潜在”与“现实”的区别，这一假说下的经济增长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6]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包括技术、教育水平、制度质量、国际环境等因素在内的一系列条件。我们在接下来会分析其中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表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潜在的，而且是现实的。  二、要素角度看经济增长潜力 根据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增长函数： （其中，Y是总产出，L是劳动投入，K是资本投入，A是现有综合技术水平下的生产率），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的增速和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我们可以从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提升的前景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潜力。 国内已经有众多学者通过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资本、劳动力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通过生产函数法估算资本存量、劳动力等变量对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进行了测算。在此，我们不打算重复这些研究。我们换个角度，从资本、劳动力、生产率未来的潜在可能来分析经济增长潜力。 1、劳动力 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红利是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指出近几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人口增多，人口红利在减弱，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受到威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人口红利减弱并不意味着我们未来没有人口红利了，劳动力仍然能够支持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我们认为，人口红利不能一概而论，人口红利可以分为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从纵向看，人口数量红利确实在减弱，但并非没有潜力可挖，而且从横向国际比较看，我国人口数量优势仍然存在。人口质量红利则远远还没有发挥出来。 （1）人口数量红利 我们之所以认为人口数量红利没有消失，主要原因在两方面：一是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人口总量仍然具有优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可替代。下表列示了世界上劳动力总量超过1亿的国家和经济体，截止2013年，中国劳动力总量仍然保持净增加的势头，劳动力总量达7.93亿人，比第二位印度多出3.12亿人，优势明显。从占比来看，中国劳动力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有所下降，但2013年仍然高达23.93%。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替代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更不用说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勤劳最有纪律的劳动力。  表2  劳动力人口规模          单位：人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中国	724325746	758612921	774172295	782422530	787632272	793307655
印度	405190192	464498005	466390538	469805046	472125599	481235954
欧盟	228607000	236541600	244117281	244799439	245609774	246088235
美国	147134193	152676462	157464257	157635584	158786582	159144632
印度尼西亚	97648031	106377062	114503985	116379606	118378606	120289413
巴西	83788912	94648118	101813317	103193816	104745358	106169639
世界	2766393750	3011559024	3184092798	3226462921	3267764205	3314852272
中国占比	26.18%	25.19%	24.31%	24.25%	24.10%	23.9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未来在劳动力总量上可能超越中国的只有印度，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未来15年内印度在劳动力总量还无法超越中国。15-64岁人口是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如下表所示，联合国按照几种可能的情景对未来15-64岁总人口进行了测算，我们在表中给出了测算的最低值和最高值。从中可以看出，2025年前中国相比印度仍然能在总量上保持微弱优势，到2030年两国基本相当，2035年印度将以微弱优势超过中国。但在20年后相信中国经济已经不用依赖劳动力总量来建立竞争优势了。     表3  中国和印度15-64岁人口预测    单位：千人

		2020	2025	2030	2035
中国	上位数	1006573	1006097	1017738	1006826
	下位数	999625	994616	976121	936281
印度	上位数	911377	963414	1012429	1073928
	下位数	903734	950227	989621	1009937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 二是我国劳动力总量的结构分布仍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绝大多数劳动力在从事第一产业，劳动效率较低。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劳动效率相对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劳动力产业分布结构的调整提升了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推动劳动生产率保持较高增长，进而贡献了经济增长。197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为28318万人，占总就业人员比例高达70.53%，此后由于人口增加，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总量也有所增加，到1991年最高增加到39098.1万人。1992年开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总量持续下降，2014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2790万人，占比下降到29.5%。近些年我国出现了结构性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在我国出现，劳动力大规模的继续转移难以持续。我们认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出现，但是劳动力的转移并没有到达极限，劳动力产业分布结构仍然有调整空间。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农业就业人员比重虽然持续下降，但仍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其他金砖国家。2011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员比重为34.8%，比巴西高19.5个百分点，比日本和美国高31.1和33.2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劳动力仍然有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空间。当然，这种转移可能会让人担心粮食安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提升到发达国家水平的话，劳动力减少并不意味着农业产出会减少。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日本、韩国、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是我国的7.1倍、8.1倍和20.9倍，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到日本的水准，我国农业劳动力可以减少6/7，可以继续对外转移19354万人。即使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情况，如果把农业劳动生产率在目前基础上提高2倍，也可以减少1.1亿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对外转移空间仍然很大。如果这部分劳动力能够转移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这对我国继续维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有助益，同时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也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图7   我国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8  农业就业人员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人口质量红利 所谓人口质量红利是随着人口质量提升，高素质的人口将因其知识、技术、经验等积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如果说人口数量红利给经济带来的是外延式扩张，那么人口质量红利给经济带来的将是内涵式增长；人口数量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人口质量红利将推动中国经济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人口数量红利因其巨大人口规模和年轻的人口结构贡献了低成本、高储蓄、高投资，实现了经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型高增长，人口质量红利则可能因人口的知识、技术、经验而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如果人口数量红利主要从规模和年龄结构来衡量，那么人口质量红利则可以从其教育程度、技术水平等角度去衡量。也正是从这些角度看，我们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人口质量红利周期。 第一，研发人员总量迅速增加，跃居世界第一。根据科技部的统计，2007年我国研发人员为173.6万人年[7]，2013年增加到353.3万人年，年均增长12.57%，远高于GDP增速。不仅如此，每万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也从2007年的23.1人年增加到45.9人年，接近翻番。 表4   全国研发人员总量（2007～2013）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研发人员（万人年）	173.6	196.5	229.1	255.4	288.3	324.7	353.3
每万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人年）	23.1	26.0	30.2	33.6	37.7	42.3	45.9

数据来源：科技部：科技统计数据（2014）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们已经拥有全球最多的研发人员。2012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为3246840人年，已经超过除美国之外的G7国家的总和。联合国的统计中没有提供美国的数据，但根据国内研究机构的统计，2011年中国的研发人员数量就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25.3%，超过美国研发人员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17%），居世界第一。[8] 表5   世界各国研发人员总量（人年）

	1996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中国	804000	922131	1364799	2553829	2882903	3246840
德国	453679	484734	475278	548526	574701	579200
法国	320805	327466	349681	397756	402318	..
日本	891783	896847	896855	877928	869825	..
俄罗斯	1113244	1007257	919716	839992	839183	828401
英国	271580	288599	324917	350766	356258	358045
印度	357172	318443	391149	441126	..	..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了美国研究人员的数量，如下图所示，90年代以来，中国研究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并在2006年超过美国保持总量第一。金融危机后虽然总量有所减少，比美国略少，但在2011再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研发人员总量对于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一国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和竞争力。

图9  各国研究人员总量变动（人年）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第二，中国教育体系供给着全球规模最大的高质量人才。我国当前不仅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人员队伍，而且还有全世界培养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可以为经济发展供给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人才。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总人数达到72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而在20年前，1994年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毕(结)业生仅为80.5万人，仅这20年时间，中国教育体系就为社会供给了7183万受高等教育人口。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每10万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数为8930人，如此可大致匡算我国当年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总量高达1.1963亿人。如果再加上2010年以来的高等学校毕业人数，2014年受高等教育人口总量将高达1.4亿人（估计数），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高素质人口全球绝无仅有，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支撑。

图10   普通高等学校毕(结)业生人数（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我国受高等教育人口中，理工科毕业生比例很高，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研发人员。2013年，本科毕业生中理工科毕业生总量为130.76万人，占比40.87%；研究生中理工科毕业生22.64万人，占比44.08%。从国际比较看，2010年全球大学理工科毕业生总量为550万人，其中中国达到129万人，美国为52.5万人，印度46万人，日本32万人，德国13万人，韩国12.4万人，英国11.8万人，中国优势非常明显。[9] 第三，每年大量海外人才回流也扩大了高素质人才队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一个出国留学潮，大量优秀人才出国留学，很多学成后选择了继续留在国外。近些年来，这一局面正在改观。如果我们用当年学成归国人员和出国留学人员之比来衡量留学归国比例的话，这一比例已经从2007年的30.56%上升到2013年的85.51%。2007年，4.4万名留学生回到国内，2013年当年有35.4万名留学生回到国内。这些人员基本都在国外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回国充实了我国人才队伍，提升了人口质量红利。  表6   出国留学人员和学成归国人员     单位：万人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出国留学人员（1）	14.4	18.0	22.9	28.5	34.0	40.0	41.4
学成归国人员（2）	4.4	6.9	10.8	13.5	18.6	27.3	35.4
（2）/（1）	30.56%	38.33%	47.16%	47.37%	54.71%	68.25%	85.51%

数据来源：科技部：科技统计数据（2014） 第四，我国在人口质量上与先进国家还有差距。虽然我国已是全球教育大国，但是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仍然比较低。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26.7%，与巴西、印度大体相当，远低于俄罗斯和高收入国家的76.14%和75.1%。差距说明我国仍然有大量人口可以就读大学。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入学率很难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即使我们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未来我们的入学率仍然可以再提升10-15个百分点，那就是几千万高素质劳动力供给。

图11  高等教育入学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另外，从研发人员的密度来看，我国差距也是明显的。2012年，我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为1020人年，大体上是发达经济体的1/4左右。比印度则大大领先。每一千就业人员中拥有研究人员1.83人年，也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表7   研究人员密度比较（2012）     单位：人年

	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	每千就业人员中研究人员数
中国	1 020	1.83
德国	3 918	8.44
法国	4 139（2011)	9.44（2011)
日本	5 158（2011)	10.54（2011)
俄罗斯	3 096	6.1
英国	4 024	8.56
印度	160（2010）	0.43（2010）
美国	3 979（2011)	8.65（2011)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上述数据一方面表明我国人口质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换个角度也恰恰说明我国人口质量还有巨大提升空间，而人口质量的提升则可以为经济增长释放更多人口质量红利。 2、资本 资本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它的空间和增长潜力也影响着经济增长潜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资本与投资有联系，但也有差异。柯布-道格拉斯模型中的资本是指资本存量，而投资则是流量；但每年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本形成会贡献资本存量。投资是从结构来衡量经济增长，资本则是从过程来推动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官方并没有披露资本存量数据，众多学者如张军和章元（2003）、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2014）、单豪杰（2008）、陈昌兵（2014）等均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佩恩表则统计了各国按购买力平价计量的资本存量数据。基于国际比较的需要，我们选择以佩恩表的数据来展开分析。 佩恩表以2005年美元价格提供了各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资本存量用于国际比较。从下图可以看到，1978年以来，我国资本存量快速上升，到2011年达到45.26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资本存量为41.49万亿，我国已显著超过美国。

图12   中美资本存量比较

数据来源：佩恩表。单位：百万美元 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3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图所示，出于数据验证的需要，我们在图中除了列出按佩恩表数据计算的中美两国资本存量增速外，还提供了按国内学者陈昌兵估算的资本存量计算出来的增长速度。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陈昌兵估算的资本存量和佩恩表计算的资本存量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增速基本保持同样的走势。我国资本存量增速远高于美国，这也部分解释了我国经济增速远高于美国的原因。

图13  中美资本存量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佩恩表。陈昌兵：《可变折旧率估算及资本存量测算》，《经济研究》，2014年12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存量增速保持了震荡上行的基本态势，新世纪以后更是一路走高，无论是佩恩表还是陈昌兵的计算，资本存量增速高点都出现在2009年，2009年后，这一增速有所下行。从未来看，随着规模不断增大，资本存量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有所困难，但资本存量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中高速增长仍然可能。如下图所示，我国虽然资本存量总量规模大，但平均规模仍然很小，2011年我国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资本存量仅大体相当于美国的20%，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和韩国、台湾1980年代的水平，而那个时期，日本、韩国、台湾均还处在高速增长期。

图14   劳（劳动力）均资本存量相当于美国的比例（%）

数据来源：屈宏斌：《中国“追赶型增长”仍俱潜力系列报告之一》。 3、生产率 生产率的提高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转变。在经济学上，一般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非物质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后的余值，实质上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经常被用来衡量技术进步、能力改善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佩恩表计算了全球各国1950年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水平。我们选择了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来做一国际比较。五个国家分别以其二战以后出现的高增长周期的起点作为起始年份，即德国1950年、日本1956年、韩国1966年、新加坡1966年和中国1978年，其结果如下图。从图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德国、日本等大国经济体还是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追赶增长的过程中均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向美国的靠拢，四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的比例均明显上升，持续了大致30年左右的时间。新加坡上升的时间较短，大体15年左右，但是其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转而上升，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超过美国。197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31.6%，随后上升到1985年的40.71%，此后保持下降态势，直到90年代才出现新一轮上升周期，到2011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40.66%。以上可知，全要素生产率追赶先进国家基本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但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周期中这一追赶趋势并不明显，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素投入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追赶空间巨大。我国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例落后于德国、日本、新加坡高增长周期启动时的数据，相当于韩国高增长周期启动后6年左右的数据。

图15   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之比

注：数据中的1分别代表德国1950年、日本1956年、韩国1966年、新加坡1966年和中国1978年，终年数据为2013年的数据。 数据来源：佩恩表 目前所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都是学者们的计算结果，而学者们的计算由于方法和采用的数据差异，结果也有差异。虽然上述研究得出的趋势基本一致，但无法准确描述未来的增长空间。在此我们替代性采用了劳动生产率来管窥生产率改进拓展的经济增长空间。[10] 劳动生产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劳动者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劳动生产率越高，意味着劳动者一定时间内创造的价值越大，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劳动者的质量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提供的数据，2013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为19666美元，仅相当于韩国的29.6%，日本的26.14%，德国的24.61%和美国的17.11%。如果我们通过劳动者素质提升，技术装备引进等手段提升劳动生产率，即使仅仅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韩国的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GDP规模在现有基础上扩张3倍多。如果能够追赶到跟美国同样的劳动生产率，那么GDP可以扩大6倍左右。

图16 各国劳动生产率比较

数据来源: 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January 2014,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 以上证明了我国生产率改进空间很大，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和集约型转型，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国未来可以通过生产率改进继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以上我们从两个角度论证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来保障实现较长一段时期的中高速增长。从要素结构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走向中高端也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有人力资本优势，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巨大潜力。因此，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大可不必悲观。短期确实让人焦虑，但中长期则可以乐观。多用全球视野来看待未来的中国，时间仍然在中国这一边。正式列入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保持战略定力”颇有深意。 [1] [1] 本文为中央党校重大委托课题“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的阶段成果，文责自负。 [2] Gerschenkron A.,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Harb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3]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经济学（季刊）》，2003年7月第2卷第4期。 [4]林毅夫：《为什么我说中国经济8%增速能维持20年》，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41025/235420642047.shtml [5] The Maddison-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这里的人均GDP以1990年国际GK美元不变价格来计算。 [6] Abramovitz M.，Thinking about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7]人年是国际科技统计中专门用于国际比较统计的一个数量，1人年相当于1个研发人员全职工作1年。 [8] 陈劲主编：《国家创新蓝皮书：中国创新发展报告（2014）》，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9] 参见许元荣：《从人口数量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中国开启新“人口红利”时期》，一财研究院报告。 [10] 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全部产出与全部要素的综合之比，而劳动生产率只是产出与劳动的比，前者的含义和内涵要比后者大得多，严格意义上后者无法替代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