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度较高，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外部经济风险必然通过经济的内外互动以及内外均衡机制，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金融造成冲击，甚至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阅读全文
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度较高，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外部经济风险必然通过经济的内外互动以及内外均衡机制，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金融造成冲击，甚至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催化剂或放大器。在“十三五”期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国际收支恶化风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产业转型与消化前期扩张性政策正在艰难地进行。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不仅对财政收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使得中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优势逐渐丧失。此外，受到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品牌匮乏、法治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中国贸易“大而不强”，出口增长速度已由“十一五”期间的平均两位数持续下滑至个位数，贸易顺差占GDP的规模从2006年的10%的高点回落到2014年的不足3%，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驱动力大大减弱。在中国经济逐渐转向消费拉动的新模式下，“十三五”期间存在进口大幅增加的可能性，目前已经下降的贸易顺差有可能转变为贸易逆差。为了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国际产能合作的步伐，已经从资本输入国转变成了资本输出国，2014年中国资本账户收支首次出现了逆差。国际收支格局由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转变为“贸易顺差+资本逆差”，标志着去过30多年我们熟悉的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传统模式和路径不复存在，这必然会对实体经济、资本市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产生重大影响。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看，国际收支恶化有可能导致收入水平下降、失业增加、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如果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很容易演变成为诱发国内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或催化剂，值得高度重视。
第二，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风险。1994年，中国接受了IMF第八条规定，实现了经常账户下的人民币可兑换，但是对资本账户下的货币兑换实行严格限制。在此后的20多年内，中国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节奏地放松资本流动管制，目前除了部分投机性较强的衍生品、短期资本以及个人对外投资项目外，IMF规定的46项资本项目中，中国不加限制的项目超过了75%。“十三五”期间，中国要从国际分工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制造”蜕变为价值链高端的“中国创造”，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创新与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形势下，没有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可兑换，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就是缘木求鱼，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美欧、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国际融资成本极低的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从国际市场筹措廉价资金，一方面可以缓解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还可以发挥我国对外投资的带动与杠杆效应，引导国际资金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加速我国的产能转移和产业升级。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人民币已经到了资本账户可兑换的紧要关头，需要审时度势，踢出临门一脚。然而，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市场不发达、货币错配等内在的脆弱性，在资本账户可兑换后不久几乎都爆发了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基本可兑换，中国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首先，取消资本管制后，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必然加大。如果汇率波动过大，进出口贸易就会受到打击，增加失业或通货膨胀压力。
其次，撤销了“防火墙”，热钱更容易利用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联动机制进行套利，造成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增加流动性紧缩和资产泡沫破裂风险。
再次，资本账户人民币可兑换便利了资本对外输出，必将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由于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参与主体、运行机制不同，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人民币客观上存在汇率、利率差异，容易引发国内外人民币资金池的无序流动，加大了央行管理人民币利率、汇率的难度，有可能导致中国的货币政策效力下降，降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
第三，人民币加入SDR风险。降低国际经济对美元的过多依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治理中的地位，更多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SDR定值审查后，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允许更多的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在四大自贸区范围内通过负面清单制度、自由贸易账户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人民币加入SDR的条件基本具备，不出预料，人民币将在2016年正式成为SDR篮子货币。据中国银行测算，人民币加入SDR后，各国官方外汇储备资产配置调整将导致每年新增人民币需求6000多亿，大幅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扩大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计价、金融交易、资产配置、官方储备中的运用。这种多渠道、多层次的人民币外部需求增加，有利于中国企业、金融机构在国际交易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提高企业的议价能力，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货币错配风险。但是，这也会导致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国际化、复杂化，面临巨大的国家风险。此外，人民币加入SDR后，依照SDR的估值以及利率确定原则和程序，需要中国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短期市场基准利率形成机制等金融市场的根本问题上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需要央行创新货币管理手段，客观上增加了货币政策和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
第四，美国货币政策冲击风险。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各国具有很大的外部溢出效应。经过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美国的金融杠杆显著下降，居民储蓄上升。奥巴马政府重振制造业，提高了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和就业率。种种迹象表明，“十三五”期间，美国将步入经济上升期。美联储宣布在今年内要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从明年开始美元将逐步加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化，必然强化美元升值预期，引发资本大规模流向美国，导致国际流动性紧缩，不利于中国的投资和资本形成，不利于产业转型与升级。此外，美元加息使得欧盟解决主权债务和难民危机雪上加霜，使得巴西、俄罗斯等金融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容易爆发金融危机。欧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一半的贸易和绝大多数直接投资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欧盟经济萧条、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渠道很容易冲击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加大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风险，引发自我实现式金融危机。
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都会带来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模式、金融运行机制的重大调整，调整到位通常需要十年左右。因此，“十三五”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必然会加大外部风险。然而，风险与机遇总是相伴而行的，外部风险加大也就意味着外部的机遇在加大，只要我们深入研究，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运用好大数据挖掘技术，对上述四种主要的外部风险进行正确的评估和计量，做到胸有成竹，制定应对、化解风险的政策措施，就能化风险为机遇，加速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十三五”时期，为了管控外部风险，中国应该制定科学的国际收支平衡政策，协调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保持长期均衡汇率基本稳定，巩固中国的最大贸易国和贸易顺差国地位，鼓励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投资，培育一批又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跨境组织生产和销售，充当国际产能合作的生力军，为中国实现综合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与此同时，还应该建设人民币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鼓励跨境电子商务和人民币计价结算，丰富人民币衍生产品，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合理布局人民币离岸市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人民币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降低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金融机构的不利冲击，为国际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提供来自中国的正能量。（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