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金融监管改革须破除地盘思维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再获动能。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紧研究提出相关改革方案。相较一个多月前，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等表述，要求更为急迫。日前，曾引发大规模**件的昆明泛亚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这一案例再次警示，为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已无可拖延。 众所周知，金融监管改革的直接动因，来自2015年下半年发生的股市剧烈震荡。此次股灾教训十分惨痛，不过，只有跳出股灾，深刻认识现有监管体制的积弊，我们才能有力推进这场改革。世纪之初形成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格局，适应了当时金融业发展的需求。但是，其信息碎片化、协调难度大成本高，日渐影响监管有效性等诸多内在缺陷，日益显现出来（参见本刊第44期社评《怎样给金融监管框架动手术》）。而其本质缺陷在于以分业监管为表，主管部门为里，带有浓厚的领地色彩。 中国式分业监管体制导致职责不清、监管漏洞、监管套利和监管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盖因相关监管部门的思维仍未脱计划经济窠臼，从产品审批权到干部任命，都力求自成一统；不仅在交叉监管地带排斥他人染指，对其他领域可能削弱自身权力的改革也百般阻挠。政府和市场均早已痛感“一行三会”合作与协调不足，然而，“三会”监管联席会议、金融旬会、部际联席会议等均成了虚应故事。各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既无主动分享信息和协调政策的动力，亦不会因合作不力而担责。 领地思维最突出的表现是证监部门管控指数。长期以来，特别是2007年-2008年股市转熊以来，不少监管政策竭力把股指“搞上去”，有利于市场健康理性发展的举措少之又少。既负责合规监管，要防止内幕交易、操纵价格，以保护投资者，却又执意调控股指，其间冲突显而易见。然而，相关部门习而不察。在其看来，按照职能划分，股市是该部门的地盘，调控指数乃其分内之事。此次股灾前，信托机构大肆从事场外配资，其他通道也或明或暗推高杠杆率，证券监管部门迟迟不加干预，正是因为资金可托市。如果不能转变观念，放弃调控指数，无论改换什么面目来监管，源于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也不可能有效防范。 同样，银监会也并非银行、信托和金融租赁公司的主管部门，而是监督者，二者必须严格区分，改革发展任务和合规监管也不宜混为一谈。在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规则制定时，监管部门可以发挥作用，然而，自己制定规则自己监管，终究无法达到宏观审慎目标。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助推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却也不断显露出严重风险。相关花样翻新的业务亟须定性；倘属金融业务，自然应当遵循一般监管原则。对未知事物持宽容态度值得肯定，然而，也要警惕金融监管部门相互推诿、疏于监管的倾向。 下一步，中国金融监管机制改革将围绕三大领域展开，即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业数据的综合统计。当前，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未定，官学两界纷纷建言，概而言之，有“二合一”和“三合一”两种思路。前者建议将银监会并入央行，保留证监会和保监会，后者坚持把货币政策和微观监管行为全部整合在一起。畅所欲言本是好事，有助于打破“领导说过的不必说，领导没说的不敢说”的权威崇拜。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言论仍然是从维护部门权力角度出发，鲜有谈及应负责任。“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相关表述要义在于“统筹协调”，定稿中却未能明确由哪个部门来牵头，正反映了领地纷争之激烈。 基于央行的金融稳定职能和最后贷款人角色，建言中，赞成由央行统筹协调者居多，由其统一制定规则、统一监管和维护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危机时的临时干预。如何处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和救助之间的冲突，尚待央行进一步探讨；但关键在于，金融监管机构要有明确的使命和任务，有充分的独立性和必要的法律保护，并且有充足的资源和专业能力，而不是事无巨细地层层向上报告请示。倘若无法达到这些要求，纵然监管机构表面看来实现了统筹，其内部仍旧各行其是，领地分割与摩擦也无法减少。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其实“功夫在诗外”。能否做到立法清晰、职责明确、监管独立，实际上取决于政府治理能力高下。决策层应该借鉴后金融危机时代他国经验，将这一改革置于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中通盘考虑。彻底打破地盘思维，端赖于此。 【原文链接】金融监管改革须破除地盘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