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发展的风险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

主题一：全球经济发展的风险 观点：“需要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以高度警惕” 魏本华[1] 全球风险包括两类风险，一个是近期风险，一个是中期风险。在近期风险里存在一个比较重要的风险，就是在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讲，未来从短期到中期或者更直率一点讲在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美国政府率先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我们不仅看到了苗头而且事实上美国政府也的确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说他退出TPP另外要重开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等，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会影响全球的贸易，假使他对我们中国实行贸易保护的制裁措施，会有很大的溢出影响，会直接、间接的影响到全球其他地区的贸易，所以对于这一种风险我们必须加以高度警惕。 观点：“投融资效率初见提升, 助力去杠杆与稳增长的平衡;美国的经济风险可能还高于中国” 华而诚[3] 现在全球的风险真正有影响性的就是中、美两国。美国有没有风险？有的。在长期低利率的支持下, 美国股票涨的很多, 已高于传统股价估值, 如果低利率持续，股价仍然可能持续上涨，明斯基时刻一旦到来，股价泡沫破裂，必然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美联储自2015年12月以来，至今已升息四次, 为何利率, 特别是中长期利率，譬如指标性的10年国债利率, 一直未能回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一个未解的难题)反映较低的资本报酬率, 限制了实际利率的上升。其次, 低通货膨胀率带来低通涨预期: 通货膨胀率一直无法达到美联储所订2.0%的目标值, 虽然美国经济在美联储持续储宽松政策的支持之下, 持续复苏, 失业率已降到4.2%的历史低点, 这也成为美联储的困惑。因此, 金融市场对美联储的信心是不强的; 持续加息有必要吗？如果使利率收益率曲线陡峭, 可能造成经济衰退。因此, 低利率可能已是新常态，持续支持高股价。 那么为何物价上涨率未随劳动市场的复苏而上涨？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实际工资上涨的幅度要仍然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因此单位劳动成未升反降, 企业就没有涨价的压力。这里反映了美国经济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劳动收入在企业净产值中的比例持续下降，而企业利润则是往上升，造成美国所得分配不均的扩大，中下劳动阶层对美国政治体制及精英阶层逐渐丧失了信心，促成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低工资增长的原因可能反映了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方的议价能力弱, 劳动者教育跟不上技术进步, 多从事于劳力密集的工作。因此, 美国有些州已通过立法来提高基本工资，已为补救。 美国经济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冲击。美国失业率已低, 经济增长速度已略高于美联储估计1.8%的潜在增长率。美联储主席耶伦去年说过现在不是进行财政刺激的适当时机。强刺激可能带来高财政赤字、高通胀、高利率、高美元、高外贸赤字及对股市冲击的风险。美联储将被迫采取紧缩货币政策。 现在看看中国经济的风险。国内外有一致的看法：就是债务水平太高了，特别是企业(国有企业)债务。因此，必须去杆杠，降低金融风险。但是，杠杆率高升的主要原因就是要稳增长，去杆杠后如何稳增长？要如何达到去杠杆和稳增长的平衡？唯一的方案就是推动供给侧开革以提高投融资的效率。当投融资提高了之后就有余地去杠杆, 同时不必以牺牲经济增速为代价。杠杆率－全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率－的增幅从2016年第一季开始持续收缩, 今年已落入负值：杠杆率的停止攀升主要反映的是非金融企业的去杆杠。同时, 今年经济增速非但未减, 反有所提升。这说明了供给侧开革已初见成效。因此,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杠杆率因该不会像IMF预测的这么悲观：仍将持续大幅的上升以达到经济增长目标，同时伴随着更大的金融风险。中国的经济风险不见得比美国大。 观点：“建议从全球贸易增速是否超过全球GDP增速来判断经济是否复苏” Alfred Schipke[4] 一个主要的风险就是全球都有保护主义的做法，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金融体系，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挑战。我们联手起来可以做两件事。第一就是强调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益处，不仅是对新兴市场国家也对发达国家带来益处，对老百姓家庭住户带来的益处，他们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采购更好的商品、更多的选择。第二就是我们要去认真倾听那些担忧的人们到底担忧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应对他们的问题。地缘政治风险我想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化解地缘政治风险。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下行的问题。利率的正常化还有资产负债表的优化等等，把这一些工具组合起来希望能够顺利的实施。在2008年、2009年我们都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国际社会充分合作，强调坦诚的携手起来。现在因为事态有所改善，一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可能有点自满，一些措施和政策没有以前那么强有力了。第三，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不确定的时代，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在中国总是强调稳定、稳定、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这种经济的韧性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不是总是简单现行的一帆风顺，也会有曲折，也会有困难。我们需要有一些机制、一些想法来去应对万一发生外部的冲击。中国的经济是充满活力的，但是活力的另一方面就是叫破坏力，也是很强的。比如说要是有一些有活力的因素一旦消失了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活力因素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使用也会带来破坏力，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观点：“需要关注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考虑有没有更公平的分享” 张龙梅[5] 我们也考虑到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保护主义。在2000年初，我们当时看到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尤其是中国从中也受益颇多。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多的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国获益很多，但是从去年我们逐步看到一些发达国家有保护主义的抬头迹象。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利益是怎么分配的，我们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当然看到各国贸易做的贡献，如果我们再详细看看这一些全球化的利益是怎么分配的？有没有为更公平的分享。尤其是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更公平的为更多的国家人们所分享。比如说高级技术的分享和知识的传播等等。这一些方面我们看到国际组织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来帮助增强国际贸易体系。还有，各国政府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加强全球贸易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其中之一就是要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WTO的宗旨也是去维护全球的国际贸易体系的稳定。当然IMF跟WTO有更密切的合作来加强全球的贸易体系，促进全球贸易复苏。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进口就实际上代表着国内需求的加强和消费能力的加强。因此这也是IMF在给各国提供政策建议的时候帮助他们进行一些结构化的改革，帮助他们去更好的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调控，来去促进经济的发展。 主题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 观点：“人民币势必会变成越来越国际化的货币” 张龙梅 对于国际金融架构来说，我们觉得国际金融架构最终会反应出这一个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角色的变化。比如说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我们会看到人民币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全球的交易和使用的范围上。这是一个我们会看到的趋势。在短期还有资本流动的一些波动性和汇率的波动性，这也是会有的一些外部冲击，但是长期来看我们会看到货币体系中的货币变化，地位变化背后隐含着货币代表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的作用变化。在这框架中我们也看一下IMF报告，去年10月人民币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篮子货币币种，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步骤。我觉得长期人民币未来进一步国际化是非常乐观的。人民币势必会变成越来越国际化的货币。 观点：“中国和新兴市场在IMF的重要性有望在IMF新一轮的份额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 Alfred Schipke 首先，一年前很高兴看到人民币已经加入了IMF的SDI的一篮子货币的币种，这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里程碑，不光是对IMF的里程碑也是对中国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对全球经济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希望这样的变化能够进一步促进国际化。从我们IMF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由于人民币的加入SDI变的越来越有吸引力。我想在这一方面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人民币的使用是由私营部门和其他国家政府需要做的决策，就是说不能强迫得由市场和其他政府自主自愿的运用人民币，中国政府需要有强有力的经济增长，这当然毫无疑问服务于这一目标。这一些选币种的国家和主体都希望稳定，不希望太多波动性，希望这一个国家有更强的法治而不会有太多的变数，所以他们会希望能够有可预见性的政策以及政策框架。我认为这两点是中国政府可以做的，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国际化就意味着人民币不仅是中国使用，而是更多的为国际用户使用。其次，讲一讲IMF在国际贸易体系的作用，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发挥作用来去支持加强国际贸易体系。IMF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组织，这就意味着全球在不断的变化，IMF也需要不断的变化。我们的代表性必须要充分的体现出各国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在IMF的份额已经达到了6%，去年已经进一步上升，一些金砖国家都成为了IMF前十大股东国，所以我们现在又开始了我们的股份分配的份额改革审议。第十五次改革审议有望在2019年4月前完成，我们在这份额改革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充分的体现出全球经济的活力和变化，充分体现出中国和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在IMF的重要性。最后，G20在整个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还没有代表全世界，所以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能够更多的纳入其他国家。最终整个贸易系统的良好运行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金融系统来去支持。我们IMF在整个的贸易系统当中是要去负责监测并且确保整体活动是稳定的。 观点：“建议从全球贸易增速是否超过全球GDP增速来判断经济是否复苏” 华而诚 全球经济有没有复苏和复苏力道，我建议大家看一个指标：就是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有没有开始超过全球GDP的增长速度。在金融危机以前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大于全球GDP增长速度，而且超过的还不少。金融危机以后，呈相反的变化：全球GDP增长速度反而超过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理由简单：全球贸易的动力来自全球经济的动力。经济动力强了，就更有能力进口，减少贸易壁垒。全球的出口乃将同步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上升到3.6%，因此今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必须超过3.6%方可以确定全球经济走向复苏之途，而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是4.0%。 另外一个比较复杂难的全球经济问题, 就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率持续上升，于2016年已达58%, 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将落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贡献最大。但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 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与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仍然是不匹配的。 观点：“IMF对国际双边以及多边经济的监测能力得到了加强” 魏本华 在经济监测方面IMF的确加强了监测能力，不光是双边的，还有相互的经济监测以及多边层面的监测也加强了。因为加强监测能力所以他们在早期看到问题很快的就能够发出警告。上一轮IMF增资大大增加了资金实力，能够为成员国提供更多的贷款，从而给成员国提供更多的支持。基本上意味着没有额度限制了，或者是比原来的份额多了近几倍不止，去加大IMF的放贷的能力。并且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IMF加强了与区域金融安全网的联系。自上一次IMF份额提升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又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希望现在这一轮的IMF份额审议改革能够充分的反应出中国和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发言权，这才能够更好的鼓励所有成员国参与到国际金融经济体活动中来。再说贸易问题，我们总是在积极的采取多边措施去应对和解决发生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WTO这样的国际贸易组织。 [1] 魏本华，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执行董事、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 [3] 华而诚，包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4] Alfred Schipk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 [5] 张龙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副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