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衡：全球增长放缓与负实际利率

根据一份十国集团（下称G10）的研究^[1]，负实际利率只在两个时期长期存在过，大致在两次大战时期，即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这份研究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正面临着负利率环境，以及这种明显的“非正常”情况背后存在何种经济特性。本文认为，伴随着过去错失储蓄机会的老龄化、债务积压及流动性过剩是压低自然利率的主要原因。由于全球化、技术变革和金融化的促进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巩固，世界经济复苏曾势头强劲。前两种因素虽算不上造成低增长问题的原因，却是放缓全球经济复苏的始作俑者。

• 负实际利率的含义^[2]

利率是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如，可以通过一种无风险债券的收益率来衡量。由于持有一种金融资产意味着将支出（现金）延迟至未来某一天，而供其他人当前支出使用或者投资，其又可被定义为代内或代际资源转移。（由非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可能因审视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含义；从资源转移视角^[3]看，它是一种实现转移的重要工具。个人之间的代内转移可以描述为将一名持有人的资产出借给另外一个人，而社会中的代际转移则是出借资产给政府，此时所有的资产持有人都承有还款负担。 因为利率是持有金融资产的收益，均衡状态下，利率也相当于资本(收益)成本。从公平角度看，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4]主张将所有金融资产设置零利率，因为资产的持有者不应比那些被迫借债（没有资产）的人享有更低成本资本优势^[5]。然而，本文没有进入这个方向的讨论，以下是负实际利率可能大行其道的几种情况。 如果经济环境极其不稳定以至未来收入难以保证，此时风险调整资本收益为负，则负实际利率可能会盛行。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会自己持有资产，而会付钱给某人（政府）让他人使用其资产，以便至少能保留资产的原有价值，或者相较本人持有减少价值损失。^[6] （一）同样，如果让别人使用资产的情况盛行，当前所持有资产的未来价值会多于现值，即负贴现率。对于一个试图扩大终生消费的资产持有人，若其资产的净现值（未来消费）上升，那么他会储蓄得更少。 （二）一脉相承的是，如果劳动力规模预期缩减非常严重，甚至超过任何实质性的生产力增长，负利率也可能盛行。然而，在开放的经济体中，这有可能导致资本流动的再调整，即资本会流入预计会有劳动力（或生产力）增长的区域。 （三）从市场的观点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债务存量大于其未来收入总量的净现值，该经济体会通过通缩去除债务——这是另一种增加税收的方法。^[7]随着通胀的增长，债务价值的减少可能更有即时性，但是没有通胀时，负实际利率可充当去除债务存量的替代性方案（除非资产由于动荡而贬值）。

• 当前实际利率自然实际利率

当前，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实际利率虽不稳定，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图1）。现在与过去不同的是，低或负实际利率的产生是由于名义利率的下降，而不是高通胀的骤升。尽管实际利率应为零还是负尚无定论，但相比历史均值，其值确有降低。实际上，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期间，长期实际利率（即G10国家的十年期国债平减CPI后的加权平均值）^[8]均值为1.5-2%，除去两次大战期间则为2.5-3%（图2）。两次大战期间的长期实际利率为何为负虽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其原因可能包括资本收益为负，或人们愿意持有国债（一个资产保值最保险的办法）。 如G10研究准确指出的那样，发达国家的经济历史显示，正实际利率才是“常态”或市场决定的自然利率。更具体一点，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战后平均实际利率（十年短期国债）约为2.5，基本上相当于G10国家的平均值。虽然1974-1975，1979-1980及2011-2012期间，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短暂为负，但大都是突发的通胀造成的。

• 为什么自然实际利率可能走低？

（一）过去错失的储蓄机会 发达经济体的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峰值24%，之后持续下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幅下跌至20%（图3）。这与过去50年内，全球平均储蓄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致相同，这一比值约为22%。1世纪2开始该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也与预期储蓄行为和全球人口情况相符。图4展示了在欧洲和美国，如果家庭追求长期内的消费平稳化，储蓄率偏离平均水平的变化（基于联合国人口预测）。虽然预测的准确度值得商榷，但至少它大致描绘了在家庭理性的情况下储蓄的长期演变。也就是说，欧洲在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本应达到最高水平，并大约从2020年开始降低。美国的情况类似，但有一点不同，即美国储蓄本应在21世纪前十年达到峰值。 过去几十年内，中国、日本、韩国的政府债券实际收益率^[9]为正，并呈下降趋势（图5）。负实际利率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一部分原因是油价和全球金融状况引发了高通胀。就中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中期，压低实际利率至负值的高通胀就是中国政府努力实现快速过渡的副产品。在最近几年中，日本和其他几个发达经济体一样，实际利率降为负值。2.5%的长期（1980-2016）平均数与美国该数字大致相似。韩国的实际利率更高，为5%，这反映了该时期韩国较强的经济发展态势。就中国而言，由于前面提到的过渡期，所以难以简单对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长期发展。但中国2000年后的平均实际利率约为3.5%（韩国为2%），这说明其资本收益率较高。 中日韩的实际储蓄率（图6）基本符合基于人口的储蓄预测(获取方式与上文发达经济体相同，图7是中日韩的储蓄预测情况)。由图7可知，中国的储蓄在2010年左右达到峰值，日本是1990左右，韩国则在1990-2000年间。与美国和欧洲不同，实际存款大致与预测相符。 然而，即使过去这几个国家没有错过存款的机会，也有两个因素可以推动中国和韩国（稍微推动日本）的储蓄。第一，相比一二十年前人们寿命的极大延长；第二，没有明显恢复趋势且更加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中韩经济很大程度依赖出口，所以全球经济萧条也意味着国内经济发展放缓。以上两个因素都是增加储蓄率的强劲动力，把中韩两国推到与美国、欧盟相似的境遇。中国的情况在图8中有所展示。 （二）债务积压和流动性过剩 图8的“其他债务”包括金融负债或公共债务（或两者之和，虽然本质上两者不能相加）。金融负债是代内债务，并且在运转情况良好的体系下，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相同群体举债并不会产生问题。只有负债群体收入受限且偿还债务能力有限时才会造成风险。公共债务对消费有类似的影响，只不过这里的偿债负担更广地分散到未来的税收负担中。在过去二十年里，金融资产负债和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急剧上升（见图9、图10）。 金融资产和负债是一种现阶段持有某群体的储蓄存款、未来再进行清偿的方式。如果与生产力（即预期收入流）相比，金融资产过多，那极有可能导致存款价值受损。使存款价值受损的方式可能是资产泡沫的突然破裂、负实际利率的逐步影响、持续的高膨胀或是政治程序。如果金融资产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风险会转移到生产力上，就像美国和欧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历的那样。 四、结论：问题在于把低消费放在现在还是未来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20年，基于人口的消费平滑路径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那就是提醒面临老龄化压力的家庭需要赶上来，也就是说，他们要储蓄高于长期平均水平的存款。但是这可能意味着抑制消费至长期平均水平之下，进而抑制投资。这反过来又会抑制经济发展，开启恶性循环。应对目前低增长陷阱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压低实际利率，使其低于当前较低的自然利率，甚至是达到负利率。这会导致资产持有人减少储蓄。然而，如果该陷阱的深层原因是本质上的结构性问题，这一方法只会产生短期效果，且经济状况会在几年之内恶化，这又需要进一步降低实际利率。另一方法是保持实际利率，而让过去失去养老储蓄机会的家庭采取行动弥补。这一办法在短期内会拖慢经济增长，但是一旦达到资本储蓄目标，消费就会恢复。 到底哪种方法成效更好，或者哪种能最小化终生消费的损失，都无从得知。但是，如果目前的问题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前种方法只能推迟必要的改革，并引发更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放任市场，市场会自行修正，同时伴随着为更强劲的经济恢复打好基础的修正性结构改革，并使公共债务和金融资产会下降。在两种情况下，实际利率都很有可能维持低于历史平均的水平。但是，将实际利率通过利率政策降到极大的负值区间，可能会导致实际自然利率降到更低的风险。 [1] “Saving, Investment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A Study for the Ministers and Governors by the Group of Deputies, IstitutoPoligrafico E ZeccaDelloStato, October 1995 [2] 本文的实际利率指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除了数据无法收集时，都是指十年期），因为这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实际经济行为关联性更大，且只有这些收益率才会引发主权风险。 [3] 具体请参见“Optimal Liquidity and Economic Stability”L. Han and I. Lee, IMF Working Paper, No. 12/135, May 01, 2012 [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lvio Gesell: A Century of Activism; Werner Onke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59, No. 4 (Oct., 2000), pp. 609-622 [5]格赛尔与本文观点不同之处在于，他将货币使用限制在交易目的。 [6]此观点与巴罗（Barrow）的观点类似；“Rare Disasters and Asset Marke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2006. [7]Carmen M. Reinhart and M. Belen Sbrancia, “The Liquidation of Government Debt”NBER Working Paper No. 16893March 2011 [8]虽然由于期限溢价，不确定性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仍然讨论十年期债务，因为它是每个时间节点上影响投资决定的实际量度。 [9]除了中国1980-1985年间使用扣除年均GDP平减指数计算，其他以扣除CPI计算。贷款利率是相对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政府债券而言的，其中中国的贷款利率数据来源为国际金融统计（I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