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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汇率波动背后的汇改机制与利率市场化

时间:2016年07月28日 作者: 

(新闻背景)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21日公布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872,这相比于去年底的6.4936已经贬值近3%,比去年7月9日的中间价6.1151贬值超过9%。也因此,换汇成了很多人上半年的选择。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此轮人民币汇率下跌主要与国际汇市美元走势密切相关。由于英国“脱欧”后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加上近期受到土耳其爆发军事政变影响,美元有所反弹,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自6月下旬以来持续贬值。

在内外部环境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后期走势怎样?未来如何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减少利率非市场化因素对资本市场所产生的影响?

近期汇率波动与贬值压力仍需密切关注

2015年来中国加速推行汇率市场化改革,“811汇改”完善了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报价机制,弱化了政府在中间价形成中的决定权,增强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更好的反应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判断。

然而,汇改及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后,人民币贬值幅度加大,并不断积累贬值预期。离岸在岸人民币价差扩大、A股市场持续性暴跌,都表明了市场主体对央行政策稳定和人民币未来走势的担忧。现阶段来看,汇率波动和贬值压力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对于汇率波动,人民币汇率指数相比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波动幅度更大、贬值特征更明显。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贬值2.3%,而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下跌6.0%。表现为在弱势美元时期,人民币兑美元基本维持稳定,人民币汇率指数温和下跌,在强势美元时期,人民币兑美元上涨带动汇率指数剧烈下跌。这一方面说明了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比重较低,其代表性和有效性需要重新考虑,另一方面,资本管制的存在使得外汇市场中人民币供给过度而美元供给不足,供需不匹配使得人民币单向贬值。

对于贬值压力,透明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央行的沟通引导提高了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容忍度,资本外流压力减小和巨量的外汇储备降低了人们的恐慌情绪,离岸在岸价差缩小和美国年内加息预期减少了跨境套利活动,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在逐步化解。

“人民币汇改灵活性是未来重点

面对灵活汇率制度伴生而来的汇率波动和高不确定性汇率预期,我们更要对汇率市场保持密切关注,将管理汇率波动、维稳汇率市场作为央行政策目标之一,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和跨市场的传染效应。我认为,央行在短期、低频波动的时期应将汇率水平的决定权交由市场,充分体现市场的供求。而在危机时刻对市场进行强势干预,同时,加强沟通,让市场了解政策信号,避免“误读”而造成的市场波动。

下半年,巴西经济危机、意大利公投和美国大选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叠加,全球范围内的避险情绪高涨,人民币仍将面临比较大的贬值压力。尤其是美国年内的加息将是对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极大考验,只有在平衡预期的情况下合理释放贬值压力,既不造成恐慌也不出现汇率失衡,才能证明现阶段汇率形成机制的稳定有效。

考虑到去年汇改后市场反应较激烈、短期内国内外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今年不宜再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大变革,应该在小的领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不断丰富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加强一篮子货币及资本流动渠道通畅应该是未来汇改重点

首先,丰富人民币的风险管理工具。在汇率的波动幅度扩大以后,人民币的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是现阶段人民币的风险管理工具数量少、种类有限,并且几乎全部集中在人民币兑美元上。未来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波动性和独立性会增强,如果没有对应的风险管理工具,未来汇率波动对微观主体的影响会更加剧烈,反过来激励市场更加关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接下来要不断丰富人民币的风险管理工具,推出多币种、多期限的金融工具。

此外,完善一篮子货币的币种选择和权重设定。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公布以来运行良好,在引导预期、稳定市场方面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一篮子货币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美元的权重太低,不能充分反映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也没有覆盖韩国等与中国政治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国家的币种,降低了人民币汇率指数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未来人民币汇率指数应考虑更广的货币篮子,将韩元、兰特、卢比等货币纳入,并综合贸易、市场规模和储备货币地位来确定权重,增强一篮子货币的代表性和有效性。

最后,逐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汇率的均衡需要通过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进行确定,打通资本流动渠道可以活跃市场,更好的体现市场主体的供求,增强外汇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汇率不仅是一种资产,也是一种计价单位,它代表了所有以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价格。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较高,但资本管制还是比较严格、资本流动成本也高,很多资产配置需求并无法得到满足,体现在汇率上使人民币承担了比较重的贬值压力。资本流动程度的提升能够更好的实现供求双方的匹配,推动汇率水平的均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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