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机构总体稳健可确保系统安全
一、问题导向决定了防范和化解各层次金融风险是未来一段时间金融改革创新的中心工作
金融是高风险复杂系统，风险决定了系统的稳定性与成长性。中央银行是系统中枢，识别和管控风险是保障系统运行的基础。从中央银行角度看，一切金融风险按由近及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金融系统内生不完备性导致的风险，这就需要金融业自身改革；二是金融系统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系统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这就需要金融创新以构建良性互动机制；三是整体经济社会系统面临的环境不稳定性，这就需要构建或更新游戏规则以防范各类内外部冲击。根据问题导向，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就是建立健全高效率、有活力、抗冲击的金融机构、市场和管理体系。
（一）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要求完善治理良好、结构合理、竞争力强的金融机构体系
历史经验证明，一切系统性金融危机以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始，以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终。反过来看，即使市场大幅波动，只要机构总体稳健则势必系统安全性可确保无虞。当前，我国的主要金融风险之一是自2016年明显上升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且关注类贷款总额与占比持续偏高，这充分反映了我国金融业主体——银行业的潜在脆弱性。改革的重点：一是治理良好。加强和改善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加快金融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常态化。二是结构合理。在我国已经拥有四家银行与一家保险公司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前提下，关键应构建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网点与服务下沉、专业化有限持牌的金融机构。三是竞争力强。金融业是智力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取决于人才素质。按照引进与培养相结合，构建高素质多层次人才队伍。
（二）金融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要求健全多层次、多元化、富有弹性和创新力的金融市场体系，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当前，我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结构不合理、部门间分布不均衡，主要是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债务规模较大、上升速度较快、潜在风险隐患较大，僵尸企业难以实现市场出清。主要原因是我国融资结构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直接融资占比偏低。改革的重点：一是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二是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稳妥推进债券产品创新，促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按市场化原则推进金融债转股。三是建立统一互联、开放高效的多层次国际化资本市场。
（三）有效应对内外部高频冲击要求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构建国家金融安全保障体系
金融时刻面临各类冲击：主要有，经济周期性波动形成的需求冲击、技术变革与自然灾害构成供给冲击、境外市场与政策调整造就输入型冲击。一要加快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防范体系。构建以宏观经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为主要内容的预警监测机制，完善全面有效和动态调整的指标体系、预警标准和压力测试体系。建立健全金融危机管理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建立国家金融安全审查机制。二要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责任。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建立针对各类投融资行为的功能监管和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三要加强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宏观审慎管理。整合金融市场交易、清算、支付、登记、托管制度和相关设施建设，实现规则统一和互联互通。建立覆盖全市场的独立交易报告库。建设本外币合一的账户体系，推进全国集中账户管理系统建设，稳步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期）建设。建立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加大农村支付市场投入，稳步放开银行卡清算市场。建立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规范，加强金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建立现代化社会信用和评级体系，推进第二代征信系统建设。四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竞争力、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目标导向决定了金融体系建设的侧重点是需求端与供给侧双向改革
（一）优化总需求管理和营造供给侧改革良好环境要求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在理论上，宏观调控立足于需求端，以总量调节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预期。在当前，宏观调控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的前提下，重在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政策体系。改革的重点：一是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二是根据《人民银行法》稳步提高确保中央银行履职需要的有关财务安排。三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四是提高货币政策可预期性和透明度。
（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要求推进以创新和开放为主基调的金融业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着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必须推动金融业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重点：一是发展面向三农、小微企业和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创新融资品种，推广应收账款质押、信用保证保险等新产品。二是完善面向创新型企业、服务于“双创”的科技金融，有序开展股债结合、投贷联动试点，加快发展科技保险和再保险。三是积极发展以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和碳金融为主体的绿色金融，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在环境高风险区域建立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四是统筹推进区域性金融改革创新，着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五是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更好地发挥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作用，推动传统银行信息化转型。六要前瞻性地制定经济金融开放政策，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金融行业与市场双向开放，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三、金融理论的成熟度和改革开放的重点难点问题决定了制度演进的渐进性
改革与发展需要理论指导，理论又来自改革与创新实践。从全球经济金融理论演进看，从综合与分业经营，到信息技术对金融业的推动性还是颠覆性；从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到金融监管体制的优劣权衡；几乎所有重大创新都伴随着理论争论。我国的具体国情又决定了在金融改革、创新与发展中既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坚持一切现实条件出发。约束条件下求最优值，是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的基本方法论，因之决定了改革创新的渐进性。
（一）理论的成熟度决定了改革总是需要探索和首创精神
一是现代信息技术对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了新要求，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探索阶段。数字货币、分部式账本和去中介化在改造金融业态的同时也在改变金融交易和流动性形态，这对中央银行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都将构成潜在影响，也对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和穿透式监管的具体组织实施提出了新要求。二是对金融创新边界的认知存在理论分歧。我国互联网金融与非法集资，美国的Lending Club问题都促使理论界在更长的历史数据积累下才能真正认识创新、风险、法人治理与监管的现实关系，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问题似乎在更大范围内、更高频率下存在，因而对什么是现代金融体系，如何确保建设一个既高效又安全的金融体系提出了挑战。
（二）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难点问题决定了改革的渐进性
一是总量与结构的优化是长期任务。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建设要求在需求端与供给侧双向发力，存量与增量改革并行，需要整体谋划，稳步推进。二是局部成功与总体复制要求配套协同。从2003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创新到2015年以来的区域金融改革，局部试点成功不难，难在因金融生态差异导致复制推广不一定能取得预期成效。信用体系、法治环境等生态优化是长期建设，由此决定了改革创新的渐进性。三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要求边际调整。过去10年的金融改革主要立足于解决金融行业自身效率问题，取得了辉煌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金融业提出了既要坚持本部门的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又要着力服务于实体经济部门的更高要求，从目标函数到执行路径的深刻转变决定了未来5年的金融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和实现途径的渐进性。
【原文链接】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供给侧改革中的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