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凤杰：“一带一路”框架能否破解人民币国际化困局？

一、引言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和全球治理架构下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建立一个简化的逻辑，“一带一路”是世界经济失衡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再平衡解决方案，在其改变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

根据以往所做的研究，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面临较大的阻力，2016年10月1日正式作为第五种货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货币篮子后还曾遇到一些挫折，甚至导致国际化程度有所下降。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能否找到在美元本位体系下很难实现的解决方案以破解人民币国际化面对的困境和难题？

二、“一带一路”框架是解决经济失衡的一揽子方案

这一轮世界经济失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是失衡的其中重要一极，美国是重要的另一极。从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情况来看，1981〜2014年中国GDP增长128.94倍，年均增长15.89%；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32.57%，年均增速20.96%，年均高于经济增速5个以上百分点。长期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除快速提升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外，还形成了投资的“潮涌现象”，造成大量过剩产能。过度投资还导致国内增量资本收益率下降和投资效率整体低下，给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了阻碍。

中国的经济内外失衡在具体表现上非常复杂：首先，内部表现为投资“潮涌现象”，而消费相对不足；其次，经济对外表现为国际收支失衡，对内表现为外汇储备持续累积。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的高投资率和大量的储蓄剩余，又为资本输出创造了条件。2015年既是我国对外投资元年，也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进行调整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对外投资规模超过了引进外资规模（见图1）。其结果是，尽管2016年我国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但长期累积的储蓄剩余和外汇储备，使得中国仍然有条件向其他国家进行资本输出。

总体来看，对外投资是我国解决外部失衡的手段，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最主要方式，其目的主要有四：

一是寻求合作和开发新市场。“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国家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线电缆、光伏材料等具有迫切需求，为转移中国富余产能创造了条件。

二是规避贸易壁垒。中国传统经济对外战略是通过国际贸易方式将制成品向外输出，但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这种以输出产品为主的国际贸易战略受到严峻挑战，要求中国尽快找到能够实现贸易和投资双增长的突破口。

三是向发达国家学习。海外发达市场国家为抢占新产业市场的战略制高点，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工业4.0”等发展战略进行竞争式布局。中国要在新一轮产业发展竞赛中拔得头筹，急需加强与第三方的国际产能合作，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四是储备资产作为官方资本流出，以购买美国国债为主，属低效益的对外投资，而企业对外投资以股权投资为主，是高收益的对外投资，可以借此置换低收益的官方储备资产，大幅提升我国的海外资产收益水平。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作为系统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虽然不是援助计划，但要与中国的对外援助密切结合；虽然不是对外投资计划，但会与中国的对外投资密切相关。

三、借“一带一路”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国际分工体系

“一带一路”建设调节内外失衡的目标具备基础性和长期性，其能否成功与中国能否有效提升自身在新产业市场的国际分工地位紧密相关；后者体现为长期要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国际分工体系。

具体来说，中国进行科技创新的技术能力与人才实力相比欧美、东亚等发达国家均不具备明显的领先优势，要在主流国际市场主导国际分工具有较大难度。但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拥有明显的产业梯度差，中国现有的产能和技术相对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也较为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

中国还拥有潜在市场优势，可以为产能合作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从低端到高端的巨大的出口返销市场。以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为牵引，将低附加值、对环境影响大、但相对当地发展水平具备技术优势的产能对外有序转移，释放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到国内的有效供给中，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向中高端转型升级。所以，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的核心，就是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将原先以产品为主的贸易输出导向更高水平的以技术、资本为主的产能输出，重构区域经济产业链。

按照消费类、资本品、基础设施、资源类、服务类等产能合作类型，针对不同类型设立不同的指标体系，我们建立包含全球160个国家的数据库，对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进行初步筛选。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应重点合作的国家以周边为主，其中的系统重要性国别包括印尼、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六大周边经济体和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周边中小型经济体。

与系统重要性国别的合作是“一带一路”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比如，六大周边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体量大，因而其地缘稳定性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对中国主导下的亚洲区域“一带一路”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战略定位及合作就需要格外慎重。再如，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一直谋求在东南亚的领导地位，导致“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推进过程面临较大阻力；同时，印度有自己的“香料”计划；巴基斯坦与我国是全天候的伙伴关系，但其国内面对“一带一路”时的意见也不一致；伊朗位于我国石油进口国的第二梯队，占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0%左右，其重要性虽然不及俄罗斯，但也占据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突破口的重要地位。

四、是区域经济合作和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机制

按照上述标准，要把“一带一路”定位为区域合作机制的创新、作为世界经济失衡调整的举措、作为改善全球公共治理的平台，目前的推进措施与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建议下一步要注重六个“并重”：

一是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并重。

截至目前，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推进得快，商业性金融机构推进得慢。以十几年前中国力帆摩托风光“驶入”越南市场再到仅仅4年后就“败走”退出为例，除产品不具备核心竞争力等基本因素外，缺乏外力尤其是资金支持在无形中造成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没有国内的商业银行为其在境外提供消费贷款。今天，很多企业在东南亚市场都或多或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因而在“一带一路”进程的项目建设中，国家开发性金融的支持非常重要。从项目前期进入项目中后期阶段，国内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的业务重点尚未对项目中后期的精细化金融进行聚焦，在精细化金融服务支撑方面，仍属商业银行更具业务拓展优势。

二是基础设施项目和科教文领域合作并重。

目前来看，“一带一路”成果清单上都是大工程、大项目，单纯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明显不足。其他“软”性项目和科教文领域的合作也要进一步加强。

三是项目开发建设的制度和经验推广并重。

中国在推广项目开发建设经验的同时，还应同时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制度优势，在宣传优势和经验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将中国的道路和理论自信推广到其他国家。

四是贸易投资合作和扩大人民币使用并重。

虽然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的21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但总体来看，人民币贸易结算只占总体规模的14%，低于人民币在各国货币使用整体中的25%比率。要促进国开行、丝路基金这样的政策性机构有效提高人民币贷款的比重，压任务和派指标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要在认真思考人民币贸易结算占比低于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研究和策划有效提高人民币使用的需求。

五是国企和民企并重。

按照投资额计算，目前国内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占比不足30%，综合来看，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六是关注国内和关注国际并重。

一方面要努力建立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另一方面要在建立更好的国际治理架构和提供公共品方面下苦功夫。

五、“一带一路”框架有助破解人民币“特里芬难题”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6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6年人民币国际化使用稳步推进，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8%。其中，人民币纳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但对数据具体分析可以发现，2016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3.23万亿元，比2015年高位下降34%；中国香港地区的人民币存款5467.07亿元，比2015年7月高位大幅度下降45%。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标准是人民币分别在储备货币、金融计价、贸易结算货币中的占比，2016年10月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正式生效，同年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金融计价结算和外汇储备全球占比分别同比下降37.7%、24.4%和29%。根据SWIFT统计，2016年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规模较2015年下降29.5%，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原因在于，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带一路”和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的交集，是打破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的重要内容，令人民币面临“特里芬难题”。所谓“特里芬难题”，是指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导致流出美元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的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的币值稳定，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形成悖论。也就是说，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一方面，中国必须通过国际收支赤字向国际市场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另一方面，中国为了保持各国对人民币币值的信心又必须保持顺差和适当规模的外汇储备。同时，一方面，中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外围国家，只有维持一定的美元外汇储备才能保持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币值的信心，即使外汇储备仅仅在已达到相当高水平的基础上略微下降也可能动摇这种信心；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不可避免受到美元汇率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干扰，当人民币由于多种因素对美元贬值或只是存在贬值预期时，国际金融市场都会迅速减持人民币资产。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创新工程，除了在贸易、投资、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建立机制化合作创新外，在金融方面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中国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并用人民币支付逆差，享受人民币铸币税收益；同时与美国保持顺差，在次循环体系中开启新的验证模式。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大量投资（包括股权和债权），形成人民币的庞大海外资产池，进而奠定人民币在次循环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以上需要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寻求产业次循环到货币金融次循环的“双突破”，而在区域分工中的产业地位和货币地位是前两者相互支撑、互为存在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形成庞大的人民币海外资产池，逐步奠定人民币在次循环体系的中心地位也就有了保证。

六、距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还需“九步”

为了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突破，未来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作为：

一是逐步构建与“一带一路”国家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双逆差的国际收支结构。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整体呈现顺差，调整难度较大。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62517亿元，其中，出口38319亿元、进口24198亿元、对外直接投资14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458亿美元。

二是中资银行、金融科技公司、互联网金融企业等应加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入和布局，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

三是发展“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债券市场，扩大人民币计价债权发行规模，丰富债券品种。自十年前提出人民币区域化发展后，中国在亚洲区域债券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地位，而“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局限亚洲债券市场，还要发展“一带一路”沿线更广阔的区域债券市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计价债券发行规模，丰富债券品种，提高人民币在海外的流动性，让人民币资产有更多投资渠道。

四是深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金融和货币合作机制。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签署多项互换协议，但多数使用频率较低，更多只是仅具标志性意义的文件，并非常态化安排。

五是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

六是大力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沪港通、债券通、深港通机制，扩大金融市场开放。

七是加快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发展并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有助人民币实现足够活跃度，为进一步国际化做好准备。

八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国际清算系统（CIPS）。

九是人民币汇率仍要盯住美元，保持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稳定或稳中有升。原因是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短期很难消除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障碍。

【原文链接】“一带一路”框架能否破解人民币国际化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