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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深圳特区制度创新的前景与选择

时间:2020年06月23日　作者：　

中国现有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

中国于1978年开始实行务实和试验性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改革试验最初仅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进行，包括深圳经济特区。当初，外商（主要是香港制造商）被允许在深圳设立工厂，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这类改革又被复制到其它地区，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取得了巨大成功，激发了民营经济的崛起，实现了高增长，使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并使中国步入大国地位。

尽管目前中国的民营部门贡献了GDP的60％和城市就业的80％，但国有企业依然能够获得优先融资、优惠的监管待遇和更安全的产权，国家在设定发展重点和和基础设施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这种国有与民营并进及逐步双向开放的发展模式在很低的基数上产生了很高的经济增长，并在2018年达到了人均GDP 9776美元的新兴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但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激增，对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到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GDP的10.1％；而到2014年6月，外汇储备达到4万亿美元。此后，这些问题有所缓解，中国的经常账户目前已接近平衡，2018年的顺差仅相当于GDP的0.4％；到2019年8月，外汇储备已降至3.1万亿美元。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导致2018年FDI达到创纪录的1,350亿美元。美国及其它贸易伙伴持续抱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封闭市场、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补贴以及非关税壁垒。

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230亿美元。中国在5G、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太空探索等领域日益增强的技术实力也被美国及其盟国视为威胁多于贡献。西方部分鹰派开始质疑中国网络及军事地位的提高，以及一些对外开放政策，如出境旅游与投资和“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贸易战对美国和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均造成损害，这导致中美在2020年1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显然，中国不能继续依靠出口带动的增长，必须转向以国内消费为主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国内消费从2010年12月GDP的35.6％的低点上升至2018年12月的39.4％（CEIC，2019）。但2018年投资还是达GDP的45％之高位，而2019年3月，社会总债务达到GDP的248％。经济高速及不平衡发展也导致收入不平等问题，迁居城市的打工者缺乏安全感，普通民众也担忧医疗、社会福利和养老金的安排。经济再平衡的进展远不如预期的顺利，出口仍然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同时，中国在繁荣时期享有的人口红利，即年轻工人涌入工厂，如今正处于逆转状态。农民工正在返乡，这进一步减少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由于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快速增长时代附带的危害，如水资源枯竭、污染和气候变化，也让中国不得不考虑采取行动。中国正在成为可再生能源的全球领导者，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2019年底开始爆发的新冠肺炎，暴露了中国及全球在公共卫生健康方面的短板，进一步触发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思考。

改革开放的三大策略：加倍创新、全国范围开放、“一带一路”倡议

面对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对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对严峻挑战，中国要怎么做？中国的策略似乎可以归纳成三大战略：内部加倍创新以防范各类逆全球化与“脱钩”风险、全国范围开放以回应贸易伙伴的要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1）加倍创新

作为一个拥有众多资源和产业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借助外商投资带来的知识以及本土的努力，在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中国也正在寻求将过去的成功模式带入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包括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甚至量子通信而进行的协同制造。华为是公认的5G技术全球领导者，而中国也正在寻求在芯片制造等战略领域有所突破。

但面对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领域贸易与投资的封堵，中国在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政策文件，并提出在10个关键行业实现自力更生，以及力争到2025年将国内生产的比重提高到70％，到2049年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可是，世界领导地位意味着与其它国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贸易，而不是孤立或脱钩，这与自力更生的政策有矛盾，并被西方一些国家的鹰派进一步曲解及攻击。

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中，中国是“大而不强”。其产品尽管具有中等质量和价格竞争力，但缺乏能够与国际领先对手竞争的品牌和服务。加倍创新的策略认识到并试图解决这一不足，但是中国服务业的不够开放及欠发达使这一战略的落实面临挑战，信息流通受阻也不利于创新。

即使在优势领域，中国也深度依赖外国投入。华为在5G设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其网络设备使用美国公司的半导体和其他专用组件。华为虽然已经宣布了制造自己芯片的计划，国家也已承诺投资芯片制造，但是自力更生的成本很高。而且，随着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朝着平衡甚至赤字的方向发展，对中国来说，吸引外资进行投资将变得更加重要，这就要求中国能够创造能够持久吸引及留住外资、外企及海外人才的环境。

2）全国范围的开放

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以对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为威胁向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全国范围开放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保护外国投资、终止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保护知识产权、禁止强迫技术转让以及为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确保协议落实，美国要求所有承诺都应体现在中国法律法规中，以便执法有效并受到监督。

显然，为了落实未来各种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中国必须不断改进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进一步界定国家、地方、社会及市场在经济中的角色与作用，这些都要求制度创新，特别是在法律、监管及司法系统方面的改革。中国的治理体系与西方不同，许多方面允许各级官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解释及执法，而在全国范围内改革这些根深蒂固的治理体系需要时间，很不容易。

3）“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启动，初衷是中国愿意承担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同时也可以平衡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将中国排除在外。尽管美国不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呼吁建设一个更开放的世界秩序，而不是一个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秩序。倡议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将中国与全球市场更好地联系起来，包括建立穿越中亚的古老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一条从印度洋到非洲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已获得约138个国家的支持，其中包括拉美和大洋洲等地区，虽然这些地区不在当初的计划范围之内。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前五年预计约为5万亿美元。多个项目正在进行中，一个新的多边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成立运行，用来支持相关融资，但其贡献与实际需要相比还很小。

世界上欠发达国家非常需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中国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功实施项目远非易事。“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是商业项目，也不是无偿援助项目，但是欠发达国家当中有许多已经陷入债务困境，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蒙古。腐败是一个全球都有的地方性问题，而贸易保护也导致抵制外来投资与服务。环境和社会影响有时也对“一带一路”建设有阻碍。与此同时，中国内部也有压力平衡对外与对内的投资。

所有的“一带一路”投资与贸易都属于离岸经济金融活动，但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及政府机构并不熟悉离岸经济金融的制度生态环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文化、营商环境并不足够熟悉。探索可以被其它国家接受的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模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需要从中国个别更开放的地区开始更系统的试点。

探索特区发展策略

中国加倍创新、全国范围开放、“一带一路”倡议三大策略都是中国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有利于改进中国发展模式的策略。但是，它们都面临长期的挑战、风险和困难。由于它们都是举国之力正在推进的政策，它们的成功与遇到的问题会在今后一段时间不断出现，政策也会不断调整与完善。

但是，我们认为中国还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可以与以上三大策略同时推进。这就是特区发展策略，特别是特区制度创新的策略。

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就是由经济特区引领的，当时的目的是找到一种路径，可以将当时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考虑到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制度的困难，中国的决策层当时选择了在地理范围相对较小的经济特区里，允许尝试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包括建立特殊的适合外商投资企业运作的制度环境与政策。在九十年代，各种经济特区总数激增至6800个。这些特区成功地吸引了国内外的投资，使中国走上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高增长道路。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特区的重要性逐渐下降。

然而，从2013年起，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开放的要求，政策制定者开始在上海、海南和其它共18个省级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重新启用了通过特区来改变制度的策略。但自贸区政策并没有成功获得显著的成果，原因包括它们太小、太缺乏代表性，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生态环境，还无法吸引大规模的外国投资，也无法成为系统性制度改革的平台。自贸区的法规相互并不协调，主要由碎片化的优惠政策堆积而成，也无法突破现有全国性法规。

其实，在特区内进行改革试验的策略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说中国境内最成功的有相当规模的特区是香港。中国没有主动创建香港，香港是鸦片战争后一个历史产物，但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国通过“一国两制”的方法来管理香港，成功将基于自由市场的香港法治体系与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结合在一起。香港有自己的宪法，即《基本法》，它源于中国宪法，体现了中国一国的主权，但同时保障了两制原则，维护了香港原有的法治、自由市场和香港居民一直享有的现代社会的各种权利。

在撰写本文时，社会动荡影响了香港超过半年，这让香港特区模式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可以发现香港的社会动乱可以追溯到一些本地制度及政策方面的漏洞，例如一国主权的落实并没有特别清晰地界定，反映了北京历史上对香港的包容。而香港经济金融的超常成功，导致了房价太高、收入不平等、本地弱势群体实际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等问题。香港相对弱势的特区政府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也没有应对的经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香港过去一年面临的问题有其特殊性，但鉴于深圳与香港的历史发展路径不同，这些问题不太可能在深圳出现。其实，深圳在解决住房问题上比香港更积极，也有更多的资源（土地及周边城市的帮助），而住房短缺却是香港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香港对中国过去40年高增长的贡献，一直也将继续不断作出巨大和不可替代的贡献。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经由香港进入大陆的国际专业知识、外国投资和互联互通的机会一直在帮助中国保持高增长以及获得有利的国际地位。无论是就存量还是流量而言，香港吸引了中国对内和对外投资的一半以上；香港是中国企业最重要的国际上市目的地；香港是中国企业获得外汇贷款的主要渠道；香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迈向世界的平台。即使在实物贸易中，香港仍占中国总额的6.7％，是其第四大贸易伙伴。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香港对中国的价值将一如既往。

而深圳，无论其改革开放的程度如何，都不能完全替代香港；它也不应该尝试完全替代香港，因为香港是一个同时属于中国与世界的彻底的离岸经济体。但深圳在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甚至地方治理、行政结构和政策体系等领域都有其特殊的优势。而这些核心优势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与制度创新来加以利用，为中国大陆整体的现代化过程找到突破口。

深圳的改革需要比自贸区的改革更系统、更彻底、更国际化。没有突破性的制度创新探索，会浪费宝贵的时间，来寻找中国未来与世界和平共处及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

深圳应如何超越自贸区的制度局限？自贸区本质上是对特区模式的尝试，然而，与香港特区相比，它没有获得以下优势：

1. 规模与系统优势。香港的各种经济指标比自由贸易区要高得多，其规模足以吸引全球的投资和商业关注。到1997年，香港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自由贸易区大多建立在空旷的未开发土地之上或现有港口附近。也许最重要的是，香港具有自由贸易区普遍缺乏的一种历史形成的自由贸易文化、精神和认同感。

2. 高度自治。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管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营商环境，北京则专注于外交事务、国防、国家安全。

3. 清晰的内外边界。香港与内地之间有明确的物理和法律边界，而自贸区的与非自贸区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明确。这意味着很难控制自贸区试验的影响与风险。一项允许全国各地的银行开设“自贸区帐户”的举措有可能破坏全国的金融体系，因此很难得到监管者的批准。

4. 宪法基础。香港拥有自己的宪法（《基本法》），为自由市场体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自由贸易区政策大部分属于行政行的特殊优惠政策，与正常的国家法规背离，不容易确认其合法性与稳定性。

5. 自由市场体制。香港的自由市场体制根深蒂固，对国际人才与企业异常友好，包括低税率和清晰明了及稳定的法规。而自贸区的政策法规限制太多、零碎、缺乏明确性，也没有统一的自由贸易区法律体系。

6. 国际认可的法治体系。香港拥有独立的国际认可的法院体系来执行国际社会熟悉的法律和法规；而自由贸易区则没有（有一个例外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法院制度和其更加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庭，但这个试点与目前中国的宪法的一致有待确认。

7. 完整系统的地方政府机构。香港有全套的地方政府机构来管理和支持公民生活和企业经营活动，而自贸区则仅设有职能不完整的特设行政办公室。

8. 与现有的自贸区相比，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快速学习及吸收香港特区优势的一个地方特区，来探索未来中国最国际化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深圳显然是一个最有竞争力的潜在候选人。

深圳制度创新的潜力与选择

1）深圳发展奇迹

1978年之前，深圳是一个沉睡的边境小镇，有3平方公里土地和3万人口的渔业和农业社区。现在，它是一个拥有1290万人的大都市（非正式人口为2000万）。深圳的人口、土地面积（1991平方公里）和经济规模都已经超过香港。深圳虽然从与香港的毗邻中受益匪浅，但也已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城市标签和竞争力，从轻工业发展升级到先进技术制造甚至是金融服务业，并拥有中国两个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之一。深圳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朝气蓬勃的最年轻人口，也具有与时俱进的进取心。

深圳是1980年启动的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中最特别的一个。之所以选择深圳，是因为当初其对国家的贡献如此之小，以至于实验的任何失败都不会影响国家的财政。它被赋予了最大的试验自由并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在1980-1983年期间，中央政府将批准某特定规模以下的投资项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从而使开发区的概念成为可能。深圳当局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以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措施涵盖了建筑招标、土地出售、商品分配和劳动力改革，甚至包括了一个服务外国投资者的外汇交易中心。

在第二阶段，即1983-1996年，重点转移到了工业上。中央政府于1988年授予深圳省级地位，并于1992年授予立法权。深圳在头十年免征给予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税款，为发展腾出了资金。一些国有企业转为民营，政策允许新的外商所有权形式，并给民营企业更多的自由。劳动力是从全国各地招募的，而深圳大学的成立是为了帮助深圳提供专业和技术人才。

在第三阶段，即从1996年至今，深圳的成功经验被复制到了中国其他地方。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将政策规范化。深圳本身受到高昂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挤压，因此被推向技术密集型发展。为此，它于1996年建立了国家级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最终建立了16个市级和35个地方级园区。法规、计划和行业标准继而出现，五所国家级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深圳建立研究基地，另外还建立了50多个虚拟校园。深圳成为了领先的高科技公司（华为、腾讯、富士康、中兴和大疆）的总部所在地。

深圳的成功一部分是因为成为了拥有全国首个优惠政策的唯一城市，并具有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一些无形的资本，例如企业文化、制度结构和人力资本，是长期形成的。深圳将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与自下而上的个人、企业与机构的努力进行了强有力的结合。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推动力是深圳特区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后，更重要的是界定中央与地方管治权的边界。最后，深圳大量利用了外部资源，即外国公司和非本地大学，这些团体还具有独立于地方当局的特殊优势，鼓励了独立、多元及国际化的深圳企业文化。

但是，深圳并没有充分利用其地方立法权，其中一个因素是深圳在建立与全国法律不一致的制度时，必须提供非常具体的执行细则，来补充、完善、确保中央政府给予深圳的优惠政策，但这将有可能冒犯中央一些部门及监管者。

2）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40周年之际，中央于2019年8月9日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意见》承认深圳的历史贡献，并鼓励它代表国家，在包括香港在内的大湾区内，引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授予深圳主动采取更大胆改革措施的权力，最终将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可持续发展和高竞争力的典范，包括展示公正与正义的民主和法治环境。尽管这个文件在国际上影响不大，但在中国内部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新战略，包括提升深圳相对于香港在大湾区的地位。

3）深圳特别行政区？

将深圳定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大方向上是重要意义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低风险政策，在深圳制度创新方面没有显著突破，只是沿现有路线逐步向前推进。关键的突破应该是对国家和国际社会有深远意义的开放与制度改革，即对资本、商品、服务、信息和人员的真正实质性开放。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深圳的制度创新必须与中国现有体制有足够大的不同。为此，需要真正大胆的制度创新，我们认为一个比较容易理解及操作的目标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参考，考虑最终将深圳设为中国的继香港及澳门之后的第三个特别行政区，开启中国自主、系统化、国际化地方政府制度改革的先例。

我们认为深圳是中国内地试点特别行政区的最佳选择。我们可以根据以上第四节中确定的七个特区标准对深圳进行评估。可以说深圳比中国几乎任何其它城市都具有优势。为了使深圳能够在“一国”之下真正实现“两制”，需要做以下事情：

1. 规模与系统优势。作为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已经具有规模与系统优势。启动深圳特别行政区则是一个更高目标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国家领导人启动及宣布。

2. 高度自治。深圳需要从北京获得比现在更大的制度创新及自治权，其中关键是容许深圳与内地普通城市的制度有区别，以便深圳可以在最短时间最低成本学习及吸收香港、新加坡等国际上最有竞争力的城市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及社会管理方面的制度。这可能意味着更明确划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事务。

3. 清晰的内外边界。深圳已经与香港建立了实际的边界，这将继续存在（由于税收，法律和管辖权的差异）。但是，现在也需要在深圳与中国内地其它地区之间建立一个内部边界，以防止深圳特区内的试验在全国范围内不受控制地扩散的风险。鉴于深圳的技术实力，这应该尽可能是一个虚拟边界，以电子方式跟踪物流，通过面部识别跟踪人流以及通过用户电子信息识别跟踪金融及其它服务流。而创建这种虚拟边界本身可能是一个世界领先的鼓舞人心的项目，特别是在经历了最近发生的新冠状肺炎疫情后。

4. 宪法基础。深圳可以拥有自己的地方基本法，其权威来自中国宪法，其目的是允许深圳在维护中央权威、全国统一市场及国家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可以大胆探索与国际接轨的，系统性的，现代化的地方政府、社会、经济运作模式。

5. 自由市场体制。自由市场政策将需要详细制定并体现在特区的法律和法规中。香港及新加坡的高度自由市场制度和现行法律法规将成为参考。深圳应大幅放宽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但由于内部边界的原因，此类货物和服务将不可以无限制地向内地其它地区销售，即超出深圳以外必须遵守适用于内地的关税和其它监管规定。可以考虑开放政策扩展到信息领域，但同时通过技术手段防范滥用信息自由。应该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简化税收并降低税率。

6. 国际认可的法治体系。建立法治原则以及独立于内地传统的法律与司法体系将是至关重要的，这并非容易进行的改革，但香港与新加坡的正反经验值得借鉴。

7. 完整系统的地方政府机构。深圳已经拥有完善的地方政府机构。它需要以增加一些更高级别的机构来补充现有地方机构的功能，以便在金融、贸易和法律等领域进行更加自主、同时面对全球及内地的决策；也便于立法和执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国家监管机构的现有深圳分支机构应对特区负责，类似香港的监管机构，或者至少具有比目前更高的自治度。

考虑到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敏感性，深圳的货币体系和金融服务将需要特别谨慎。尽管现有的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货币制度将继续下去，但对国际金融应有更大胆（但仍受控制）的开放度。为了国际金融的开放，可以考虑尝试使用国际货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或将来可能与Facebook的Libra等类似的中国数字货币。总体而言，从长远来看，深圳可能相当于伦敦之于美国，为中国提供离岸金融服务，而上海仍将是中国的纽约。

将中国已建成的大都市深圳转变为一国两制的中国自主设立的特别行政区显然是一项重大任务，对中国其它城市及全球都有示范效应，特别有助与世界了解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深圳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城市，近几十年来已经经历了几次转型。在国家的支持下，应该有可能为中国地方制度创新的先驱，为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各种复杂关系提供更系统、更可持续、更国际化的试点。这不仅有利于未来全国范围的制度改革，也为更好地与香港及澳门特区及整个大湾区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深圳特区可行性分析

建立深圳特别行政区逻辑上似乎是可行的，但值得吗？收益大于风险吗？本文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发展策略，包括加倍创新、全国范围开放、“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巨大的挑战与风险，而且实行的难度大与需要的时间长。而深圳特区大幅度升级为特别行政区的策略相对风险低、可操作性强、需时短，具有许多系统性制度改革的优势。

在深圳创建一个新的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制度生态环境可能对中国与世界都非常有益。首先，即使在地域有限的一个中国区域，如果世界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自主建立的一个高度法治、高度市场化、高度开放的一个领先的中国现代城市，一定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并有助于缓解许多国际紧张局势，包括改善中美关系。

从短期来看，它将迅速提供一个中国与世界各种矛盾的缓冲空间，有利于相互理解与互动，包括协助香港的稳定。从长期来看，它将为建立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尽管深圳很小，仅占中国GDP的3％，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但它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本身就是新技术的起源地。不仅如此，深圳更大胆的制度改革将被视为中国为自己未来发展的首付。因为，如果成功，深圳模式可以复制或至少与中国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并在整个国家的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与今天相比，升级后的深圳，将吸引更多国际参与者成为这个中国新未来的利益相关者。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建立更开放的国际秩序，并促进中国自身的繁荣稳定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至于成本和风险，似乎也可以控制。建立深圳特区的成本并不大，主要是制度创新的成本，包括观念的转变。实际执行的费用主要用于提供和培训人员以适应新职位，撰写地方性基本法和一套系统法规，开发和安装技术基础设施，为新机构及其相关人员提供工作地点。对于一个富裕的大城市来说，这些费用相对较小。比执行费用更重要的是吸引许多关键人员参与这项制度改革的成本，或观念改变或解放思想的成本。

至于风险，根据香港目前的经验，最主要的担忧是，这些改革可能会导致地方失控而威胁中国的稳定。这种看法是对香港局势的过度反应，因为香港的情况有特别的历史根源。而深圳却牢固地扎根在“一国”之内，而新制度（实际上是深圳历史上制度改革趋势的延续）将根据每个阶段的结果逐步发展与调整。中国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根据需要为自己保留某些权力，巩固其在深圳新基本法中的领导作用，当然前提是遵守法治原则。

因此，相对于并不彻底、缺乏系统集成优势，并以支离破碎的优惠政策为基础的自贸区改革策略，一个系统的深圳特区升级版改革会节省时间，为中国寻找更优的发展模式奠定基础，也为世界未来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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