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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民企不需降低贷款利率，而需降低制度成本
时间:2019年10月30日 作者：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讨论民营企业，特别是我们大湾区的民营企业，我过去做过佛山的案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我们这个地区是非常优秀的。虽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在过去40年里生存下来，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就要问，现在我们还在担心大湾区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到底反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如果大湾区的民营中小企业都感到困难，可以想象，全国其他地区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我们要问是到底他们面临的挑战在哪里？民营企业非常特殊，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我说它有三“险”。首先，所有的中小民营企业一定要冒险，不冒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基本上大部分的民营企业都阵亡，生存率非常低。正是这种冒险精神激发了创新能力。不冒险、不试错就不可能有创新和成功，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在过去40年取得巨大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冒险是民营中小企业的常态，这就带来了第二“险”，也就是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面临的高风险。谁来承担这些风险？这就带出第三“险”的问题，即保险机制问题。如果社会没有一个有效的保险机制来应对一定会发生的风险及相应的损失，那么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可见，冒险、风险与保险这三“险”是我们考虑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政策与制度生态环境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仅仅考虑如何给中小和民营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如降低贷款利率），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因为这些企业其实是可以承担较高的融资成本的（在高风险高回报的现实情况下），在大湾区的中小和民营企业历史上都承担了比较高的贷款利率。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需要降低中小和民营企业面临的系统性的制度交易成本，也就是说要能够让这些企业把好事情做成。因为企业敢于冒险敢于做一些事情的动机是这些项目有非常好的回报。做成事情是需要通过降低人为的、隐性的成本，而不是我们看到的贷款利率和注册费。如果企业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社会有很好的回报，对企业本身也是有很好的回报，促成企业做成这些事情不仅是企业的需要，也是我们的社会目标。
在目前的情况下，进一步改善企业这是大湾区一个新的挑战，我认为大湾区可以应对这些新挑战。在过去40年，大湾区有很多很好的中小和民营企业生存下来了，而且成长为大型企业，例如华为、腾讯都是从中小民营企业长大的。过去他们既承担了高风险，也得到了很高的回报。这里最重要的秘诀和秘密就是大湾区的中小和民营企业通过融入全球供应链获得了机会，获得了冒险的机会，获得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机会。这是他们过去成功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另外一点，过去民营企业特别是大湾区的民营企业如果遇到了问题失败了，他们不会去找政府或申请破产程序，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已经赚了足够的钱，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吸收损失承担风险。这在过去是可以的，因为这些民营企业的回报率非常高。但是在未来，一旦民营企业遇到了风险、面对巨大损失，如何解决其中的纠纷？如何分摊已经发生的损失？这才是大湾区需要考虑及应对的。在这方面，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这也使得我们的民营和中小企业很迷茫，不敢再去冒险。如果现在企业因为觉得风险太大而放弃冒险和创新，未来要建世界级的湾区就没有希望。因此在鼓励民营中小企业去冒险的同时，一定要考虑解决冒险失败后“谁来管失败者”及其相关的社会冲击问题。
另外，现在对民营和中小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民营企业中有最优秀的企业，但是也有最差的企业，甚至是犯罪的企业。为什么？因为这些企业是自己管自己。鼓励民营企业，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好的制度生态环境。我认为目前向新加坡、香港、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学习，学习他们是如何在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建立好的制度性生态环境，来培育中小和民营企业，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因为我们回家的目标是要建设最开放、最自由、最具创新、最绿色、最市场化的湾区。
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大湾区的体制与全国的传统体制没有分割，这使得大湾区想要先行先试迅速复制香港、新加坡、旧金山、纽约、东京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不跟全球经济脱钩，不脱钩就必须继续与全球供应链融合，继续与全球金融链融合，继续与全球数字技术网络融合，以及与全球的治理（也就是国际通行的法律及监管制度）融合。这些都是非常艰巨的挑战，要在短期内在全国范围内做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而中国又必须在短期内用行动展示给全球我们的改革与开放的决心与方向。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回到40年前深圳特区当时的改革开放策略，就是在一部分地区要更大胆地先行先试建设特区、先行示范区。最近中央决定升级深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一个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