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先东：地方政府的不恰当地介入导致经济失衡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当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折时期，长期以来依靠外需和投资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国际形势来看，世界经济复苏疲弱。IMF连续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4月份IMF预测2016、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3.2%、3.5%，比2016年1月份的预测分别下调0.2个、0.1个百分点，比2015年4月份对2016年的预测调低了0.6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经济表现较为稳健外，日本、欧洲都不太乐观，英国退欧更加剧了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2015年我国的进出口出现了负增长，其中出口下滑2.9%。201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下滑8.7%，其中出口下滑7.7%。由于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已经超过13%，再考虑到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竞争能力有所下降、产业外迁增加，未来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并不现实，经济发展的基点必须着眼于国内。

从投资来看，2015年资本形成占GDP的43.8%，虽然比最高的2010年回落了3.4个百分点，但仍超过韩国、日本高增长时期的水平，在国际上是很高的。投资高在制造业领域的表现就是产能过剩，此外，企业效益下滑，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意愿不足，2016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1～5月和上年同期分别低1.3个和6.4个百分点。

年初以来房地产销售的快速上升带动了房地产投资，2016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1%，增速比1～5月低0.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1.5个百分点。房地产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分化加剧，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销售量快速上升的同时，广大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化仍比较困难。房地产销售量的上升是一系列财税、金融、公积金等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的城市甚至出台购房和小孩上学挂钩的政策，可见地方政府去库存压力之大。考虑到房地产价格高，房地产销售扩大对购买力的消耗是很大的，30%以上的销售速度不能长期维持，事实上，6月份的房地产销售量已经降到了14.6%。6月末房地产待售面积仍高达7.1亿平方米，再考虑到已经在建设但未售出的房地产以及待开发的土地面积，我国房地产的去库存化压力不可低估，从这个意义上讲，房地产投资前景需谨慎评估。1～5月房屋累计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18.3%，增速比1～4月低3.1个百分点，改变了年初以来新开工面积增速不断上行的态势。上半年房屋累计新开工面积增长14.9%，继续回落。

基础设施投资是稳投资、稳增长的主体。2016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0.9%，增速分别比1～5月和上年同期高0.9个和1.8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快慢与政府财力密切相关。近年来，在财政收入放缓的同时，土地收入增速也在放缓，财政支持基建投资的能力受到限制。PPP受到法律缺失、部门分工不明晰、未来不确定因素较多等的影响，总体进展慢于预期。国开行、农发行的专项投资基金受到项目不成熟、股权变更程序复杂、风险分担机制不明确等因素的影响，资金支付进度慢。融资平台出现现金流不足，而融资与否、融资难易的关键是有没有政府信用的支持。从未来看，基建投资难以保持目前的高速度。

从消费上看，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受到企业效益下滑、去产能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收入增长在放缓，消费增速也将放缓。2016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95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实际增长5.8%，增速比上年分别低0.1个和0.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5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实际增长6.7%，增速比上年分别低0.6个和1.6个百分点。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86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7%，实际增长6.5%，增速比上年分别低0.3个和1.1个百分点。

总的看，投资、消费、进出口的发展趋势决定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的下行压力。

就业风险上升

从城镇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来看，就业总体稳定。但这些指标各有局限，难以全面反映就业市场的总体状况。

城镇登记失业率最大的问题是统计口径只包括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且以进行失业登记为前提。目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人户分离的城镇人员已成为城镇就业人口的重要部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价值下降。

调查失业率是调查失业人数占调查从业人数与调查失业人数之和的比例。其中，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16周岁至退休年龄)内，虽有劳动能力，但没有从事有收入的劳动，调查时点前一周社会劳动时间为零，并且在寻找工作的人员。理论上调查样本包含农民工等外来人口，但由于外来人口流动性强，调查样本对外来人口的覆盖有限。同时，大城市的农民工如果失业后找不到工作，往往回流至原籍。这些均未体现在大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中。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指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减去累计自然减员人数。在当前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可以及时反映我国的就业促进状况。但是，由于该指标不能准确剔除一个报告期内“就业—失业/离职—再就业”的人员，若劳动者跳槽离职比较频繁，该指标会被高估。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部分企业特别是产能过剩的企业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降低人力成本。如西部某大型钢铁集团预计2016年分流5000人，加之以前共计分流30000人，另外一家钢铁企业将现有员工6800人员以待岗就业、轮岗轮休等方式精简30%～40%；华东某煤炭集团2016年将采取退休与分流转移等方式减员分流6500人。公司将职工工作时间由12个月缩减为11个月，工资在2015年基础上再降20%。某钢铁集团计划2016年将两年以内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提前内退，人数达9000人。

某中部省份在去产能过程中涉及的转移安置人数达6.6万人，另一个中部省份去产能需要安置职工7万多人。某中部省份“十三五”时期年均需在城镇就业的劳动力约160万人，预计年均解决新就业不到80万人，缺口超过一半。另一个中部省份全省城镇需就业劳动力总数为75万人，而新增就业岗位仅为50万个，劳动力过剩25万人，占比30%。

就业压力上升导致隐性失业增加，但部分隐性失业未体现在调查失业率中。企业若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裁员，按规定要支付补偿金；同时，很多国有企业受体制机制约束不能裁撤正式人员，因此企业尽量不主动裁员，而是通过分流、轮岗、放假、内退等形式降低用工成本。比如有的企业在订单空缺期，安排车间技术工人轮岗学习，只发基本工资；某钢铁细分行业龙头企业拥有员工两千多人，受钢铁行业不景气的冲击，员工实行了轮岗制度，一半员工就业一半员工休假，休假员工月薪不到一千元。调查失业率统计中，调查时点前一周工作时间超过1小时即计入就业，因此很多隐性失业未在调查失业率中体现。

科学评估经济增长潜力

对于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的快速下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总的看，对以下两个问题考虑不够：一是结构性问题。在经典经济学文献里很少考虑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供给结构的不匹配不可能长期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需求和供给达到新的平衡。而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的环境下，经济结构失衡却长期存在，这与地方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地方政府以廉价土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种种手段强力干预经济，后果就是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而这些行业投入的资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已经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实际上这部分资本已经不可能参与经济活动，成为无效资本，这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大量损失，也表明潜在产出的快速下滑。二是资源环境消耗。我国过去高增长的一个副作用就是透支环境、透支资源，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极限，这种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也不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基础上的投资和资本存量，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无效资本，这同样意味着潜在产出的下行。考虑到人口红利结束后我国人力资本增速的下行，投资放缓、投资损失带来的资本存量增速的下行，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面临的诸多挑战，我国潜在产出将进一步下行。

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

在看到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诸多压力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目前的增速在国际上仍然是比较高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当前稳增长主要靠投资，稳投资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无论PPP、专项金融债、城镇化发展基金以及一些创新的融资方式，背后或者是政府、平台、国企回购，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平台、国企承担劣后风险，或者政府补足收益缺口，没有收益的保障，社会资本不会投资、政策性银行不会贷款、银行保险资金不会介入，实质上是政府承担了最后的风险。而这些未来的财政支出义务未来能否纳入预算，承诺能否兑现，取决于财力如何，财政是方方面面矛盾的焦点。而财政的承诺、未来的支出义务本质上是政府的债务，要警惕地方的隐性债务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金融风险快速上升。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展期、过桥、借新还旧、贷款平移、放松不良贷款认定标准、虚假出表等方式压低不良贷款率，对此要予以高度重视。此外，就业压力也在上升，居民收入继续放缓将是大概率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避免经济的快速下行。当前，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有一定的空间，政策工具箱是充足的。财政政策方面要发挥好托底作用，尤其是在地方财政困难、去产能任务繁重的情况下，要实现市场出清，就要解决职工安置问题。若职工不能得到妥善安置，不能保障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地方政府就不会允许企业解聘工人，也不会允许银行收回贷款，“僵尸企业”问题也就难以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难以取得实效。这里的关键是根据需要扩大财政赤字，要详细测算去产能需要的财政资金规模，由中央政府把责任承担起来。

解决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最终要靠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要大力推进国企、财税、金融、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改革。只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国才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

【原文链接】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