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如何“安顿”好居民储蓄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史无前例地实现了“无危机增长”。在 1978 年至 2017 年的 40 年间，经济总量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9.5%，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最长的高增长记录。其实，相较于经济的增长速度，高增长本身的稳定性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金融体系的风险处理机制和危机熨平能力更加值得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稳定机制与无危机效果自然是诸多因素的有机组合，但其中一个值得特别留意的重要因素是成功地“安顿”了伴随改革进程迅速扩张的居民储蓄。

“安顿”居民储蓄需要相应的金融制度安排，其中极具中国特色且至为关键的制度安排是国有银行体系。起初，经济改革与开放进程的推进，使得中国的居民部门迅速摆脱为温饱担忧的艰难岁月，手中有了余钱且余钱还在持续增加。而居民部门对手中余钱的最大关切是其安全性。与此同时， 伴随“放权让利”的改革进程也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寻求可行且稳定的融资渠道及其制度安排。经济改革对这种融资渠道及其制度安排的要求是相当苛刻的，它必须能够得到居民部门的完全信任，必须能够尽可能多地吸收居民部门的储蓄存款，当然也必须能够给改革中的经济提供及时且足额的金融支持。以国家担保作为坚强后盾的国有银行体系正好可以满足居民部门与政府部门提出的双重金融需求。

就这样，一个注定影响中国长期改革进程的“风云际会” 不期而至：不断增加的居民储蓄（资金供给）与“嗷嗷待哺” 的国家融资需求借助国有银行体系这种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迅 速建立联系。从此，迅速扩张的居民储蓄被适当而有效的金融 制度安排导入中国长期改革进程之中，成为最主要的金融资源 之一。不仅如此，居民对安全性的倚重使得银行体系可以通过 较低的成本付出（低利率）动员和集中巨量资金用于经济增长。而且，在迄今为止的长期改革过程中，一度被人们称为“笼中 虎”的居民储蓄并未显著冲击宏观金融的安全防线。

不过，这种情形正在发生改变。当年居民部门的金融需求相对单一，哪种金融工具安全可靠，就义无反顾地持有它。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居民部门的金融需求变得复杂，他们不再单纯追求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更加青睐甚至追逐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和高收益。当然，国家保障居民储蓄安全的成本也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安顿”居民储蓄的难度无疑增大了。虽然近年来增速有所下降，但 2018 年 12 月底，住户存款余额仍达 72.44 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安顿”不好，会成为国内“游资”，形成多方面的金融冲击。在过去许多年， 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等都曾经成为其冲击的对象，造成了不小的泡沫、风险甚至恐慌。

如何“安顿”这笔曾为改革增长作出重要贡献的居民储蓄呢？或者说，让其继续为改革增长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呢？ 此前有一些观点认为应当采取“分流”的办法重新安顿一部分积攒在银行账户的居民储蓄，也就是让居民部门将持有的银行存单转换为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以及银行的理财产品， 事实证明这种“金融工具置换”的办法治标不治本，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添乱”的作用。另有一些观点认为，将包括居民储蓄在内的民间资本引向创办各类民营金融机构的轨道，姑且不说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特许经营以及有限竞争性质，多年来各类民间金融的实际乱象已经否定了此类观点的现实可行性。说到底，此类观点仍未脱离就金融论金融或者说在金融范围内“打转转”的窠臼。

要知道，居民部门在银行体系的储蓄存款不仅仅是广义 货币、资金或者金融资源之类的抽象词汇甚或一组冰冷的数 据，它承载着老百姓对改革进程、政府以及金融体系的信任， 更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养老、教育、医疗等实实在在的民生环节。因此，需要设身处地地加以善待，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那么， 可行的“安顿”方式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其要义是将居民部门从目前的储蓄者转换为投资者。这里的投资者 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金融投资者，而是特指实业投资者。这 一点十分重要。早在战国时期，《孟子·滕文公上》就曾提  出过，“有恒产者有恒心”。让居民部门将一部分银行储蓄 用来创办实业，把金融资产转化为实际资产，用恒产滋养恒心，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居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当然，这需要国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放松产业投资限制，向老百姓出让一部分目前还未放开的具有良好盈利前景  的实业投资领域；下大力气完善健全相关法律保障体系，切实加强民间实业投资的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稳定的 投资收益预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