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利做客大金融思想沙龙，主讲“全球化与中国引领的国际新秩序”

6月19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联合主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第67期）学术名家系列（第20期）在明德主楼801会议室举行。本期沙龙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兴利博士担任主讲嘉宾，就“全球化与中国引领的国际新秩序”发表演讲。本期沙龙由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张之骧主持。

（张之骧）

首先，陈兴利博士从全球化的定义出发，对前两轮全球化进行了回顾。他指出对全球化的阐述要从商品贸易、服务业、资本和人口这四个要素的流动来进行考虑。第一轮全球化发生在拿破仑战争到一战之间，有大英联邦等国家殖民活动等地缘政治的背景，实现了四要素的流动。第二轮全球化主要推手是美国霸权，同样有商品、服务业和资本的流动，但并没有涉及人口全球化。总体而言，国际政治秩序、科技发展背景和霸权国家的政治取向是全球化的背后推手。全球化是工业革命的结果，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力，与反对全球化或局部推行全球化的国家相比，拥护全球化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 接下来，陈兴利博士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中国引领全球化的背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地缘政治大格局的一部分。全球化带来了高增长和低通胀，但在国家间利益分配不平衡，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享受到了更多的利益，因此比发达的西方国家更加支持全球化。从经济体内部来看，全球化也造成了国内贫富分化加剧。在未来，第二轮全球化使用的降低关税等政策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效果也将更为有限。除此之外，下一步全球化中涉及的食品安全、劳动标准和环保标准等大多是较为敏感的主权国家内政问题，要开启新一轮全球化路途艰难，应明确中国立场、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尽管在某些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全球化出现了短暂的回退，但全球化大趋势不会逆转。如今全球经济各体密切关联，背离全球化将造成的经济萧条决定了“非全球化”根本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选项，唯一的出路是推动深层次再度全球化。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如何重新定义全球化以及重新缔造全球化秩序。中国是第二轮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在国际贸易和制造业方面都占据优势，在美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不愿意充当下一轮全球化旗手的背景下，国际上自然提高了对于中国发挥引领作用的期待。

（陈兴利）

随后，陈兴利博士对于中国引领全球化中的障碍进行了分析。在人才方面，他指出中国在IMF等国际组织中缺乏足够的中层干部提供结构性支持；在资金投入方面，在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仍不靠前的情况下，在全球化中提供免费的公共产品可能面临政治压力；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不足，技术创新能力有待增强，导致贸易全球化中缺乏旗手。除此之外，中国经济体量大而外汇流失空间较小，个税占GDP比例很低，储蓄率高，国内产业过剩，企业对外投资需求旺盛，一旦开放资本账户将发生大量外汇流失，更严重的是中国回报率以美国利率为标杆，开放资本账户后人民币必须跟随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变化。而资本账户不能自由开放意味着经常账户差额缺乏弥补机制，无疑会限制中国发挥全球化引领作用。 最后，他对“一带一路”与推进全球化的关系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和基础建设，体现着共同繁荣的愿景。“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很好，有效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但不应把“一带一路”当成中国国际化、全球化的排头兵。

（讲座现场）

在点评与讨论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第二轮全球化中获益最多，主要原因是主动学习国际经验、充分发挥劳动力要素优势以及制度红利。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发挥全球化引领作用，科技实力是很重要的因素。

（涂永红）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认为，陈兴利博士的演讲框架清楚、逻辑清晰、思考深入。中国提出的关于国际化的目标与人民币国际化一样都是大事业，需要长期准备，不能一蹴而就，即使短暂受挫也要把握历史趋势、充满信心。

（魏本华）

最后，陈兴利博士还针对在场嘉宾提出的“一带一路”中国与缅甸的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 据悉，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兴利博士于2017年获新加坡管理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新南威尔士大学生物医药系硕士学位，1981年获菲律宾大学电子工程系学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新加坡经济发展等，学术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多家学术期刊。他出生于香港，早年在菲律宾经商，曾取得特许财经分析师（CFA）资格，目前定居新加坡。 （文/王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