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不必担心中国的债务问题

各位早上好！非常高兴就现在大家热议的话题同大家讨论。今天讨论的是中国债务问题，官方还有一些私人机构都作过一些估计也作过一些评论，今天我以独立的国家智库负责人的身份同大家讨论问题。刚刚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理事长，我们这个机构就是专门研究金融和发展问题的。 债务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智库里早就开始研究。2010年我们就确立了研究债务的课题，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今天我带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这本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一个月会有一个新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分析提供给大家。今天讨论的债务问题应当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框架下展开研究，才能够深入、才能全面、才能逻辑一致。今天我和大家在这样的架构下讨论问题。 我国的债务状况。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在结构上，居民部门债务率在40%左右，金融部门债务率约为21%，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40%，如果考虑到一些融资平台债务及或有债务，通过一个折扣打进政府债务总额里去，政府部门债务率会有较大幅度上升，达到57%。在中国来说问题最大的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其债务率2015年底高达131%。如果把融资平台债务加进来（这部分与政府债务有所重叠），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高达156%。融资平台这里出现了两次，因为对于中国来说，融资平台债务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主体所负的债务。融资平台和政府，尤其是和地方政府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被算为地方政府的债务，但又不能全算，所以打一个折扣算在里面。但是法律地位上来说，地方融资平台是不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法人、企业法人，因此它的债务又可以算成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无关。当然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它肯定有关。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两面都要说一下。其实社会上我看到很多的债务指标有较大差别，主要原因是处理这类债务大家处理方法不一样，同时又不交待，这样就出现一些混乱。我们大致评估一下，这样的债务水平，从全球比较来说不能算太高。要是从结构上来看，比如和美国比，美国的居民债务很高，它的政府债务很高，但是它的企业债务相对比较低。所以比较债务问题，讨论债务进一步经济后果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国情的差别，一定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别，千万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政府的债务处在可控范围内。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合计政府债务26.66万亿，占GDP比重为39.4%。如果把地方融资平台加进来，以更宽的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这个标准低于欧盟的60%的警戒线，因此它也不属于风险非常高的状态。这里提供了一些国家政府债务状况，日本200%、美国超过120%，法国超过120%，德国80%，巴西100%左右。提供这些数字无非是告诉大家这种情况是很复杂的。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应当有进一步的分析角度。这个问题是高度复杂的。这个角度主要是讨论它能不能还得上债。有一个指标叫做“债务率”，它的分子就是债务的余额、分母是综合财力。分子是欠了多少，分母是有多少可以用来还。如果债务率不足100%说明还得上。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率89.2%，低于国际警戒线的。当然问题是高度复杂的，如果纳入时间维度，债务期限很可能很短，你的资产可能期限很长，会有一个期限错配。现在有一笔钱要还，但是现在拿不出钱来还，虽然你有钱，是未来的钱。如果问题仅仅如此可以通过金融手段予以平滑。 大家讨论债务问题的时候，仅就债务谈债务的情况比较多。我们为什么要编国家资产负债表，就是要联系债务的用途来讨论债务。任何一个主体不会无缘无故负债，负债总有原由。负债之后总有产出。因此最合适的办法是联系这个债务相关联的资产进行讨论，于是有了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架构。我们对于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和一般讨论的纯债务问题之外，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讨论了债务所关联的经济活动产生的资产，即这些资产和债务的关系。这是一个全面的图景。如果纳入资产讨论债务，前景就比较好了。我们分析显示到2014年底中国总的主权资产是227.3万亿，主权负债124万亿，资产净值103.3万亿。这是很宽的口径，在过去提出这样一个分析结果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士质疑，你说的资产含不含土地、含不含建筑物，当然含。土地资产虽然是资产，但如果遇到经济情况有变化的时候，这种资产是很难变现或者根本不能变现的。比如说现在，政府手头可能还有很多地可以卖，但由于经济状况卖不掉，这个资产就是空置的。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把土地等流动性较低的资产扣掉，扣掉将近百万亿，最后窄口径主权资产净值28.5万亿，从103.3万亿锐减到28.5万亿。这就是把很多非流动资产扣除，留下来的就是立刻可以拿出来或者立刻可以换取现钱来偿还债务的高流动性资产。28.5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们当时公布这个数字以后有一些国际上的分析者援引我们的数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足可应付1.5次大危机”。就是说大家在估量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不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如果处置，假定完全用优良资产去覆盖，我们能够覆盖多少。大家有一个估计，28.5万亿大概可以应付这样一个规模的不良资产。根据这样一个分析，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反过来说，即使发生了一些债务问题，我们可以在不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冲击的条件下有序地予以解决。 当然大家也会注意到我在讲资产负债的时候用的是2014年的数字，现在大家讲债务的时候，可以用2015年甚至2016年一季度的数据，这是分析理论架构的差别。讨论资产的时候用的是实物表，也就是考虑债务产生的实物经济成果，同时对这样的成果进行估值。实物表产生的结果要比纯粹金融表大概滞后两年。这和资金流量表的情况差不多。当然只要专业人士都知道，实物表是最可靠的，因为有实物在。金融表，金融账户的转移、账户的合并、分拆可以产生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结果。现在2015年的实物表可能到2016年底才能编制出来，对此我们以后再和大家交流。关于中国的债务以及资产负债表有几个问题需要和大家事先说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可以进行讨论。 第一，中国是高储蓄国家。你要讨论债务，负债最终要还的，来源哪儿来？为什么欧洲各国一点债务问题就使得社会剧烈动荡，因为它没有储蓄或者低储蓄，比如希腊储蓄率都在负值。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中国即使有债务，也是自己人欠自己人。所有事情都可以在不依赖国际因素的环境下予以处理，就不可能产生一些人所说的颠覆性、灾难性的变化。这是非常大的差别。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债务，比如日本的政府债务率非常高，媒体经常说日本政府要破产了，日本经济如何不好，但是日本的债务问题不是问题。原因也是日本政府高负债，但是负的是企业债、居民债，也是左口袋掏到右口袋，它对外不负债。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对外的净资产是正值。对外负债只占总负债的3%，是很低的。由于高储蓄的状况使得我们可以在国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平滑地处置，这是和低储蓄国家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是要注意的。 第二，中国是一个金融市场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国家。所谓的直接融资不发达，间接融资为主。大家的储蓄大部分进入银行（也就是间接融资的机构），然后由银行变成贷款放出去。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银行只能贷款，接受贷款的企业，这笔贷款在它的资产负债表中就是负债。中国的储蓄率这么高，这么高的储蓄经过银行体系转化为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来源大部分形成债务。所以中国的高负债与我国的金融机构密切相关。但要注意，不同的金融结构在面对债务问题时，它的危险程度不一样。如果像美国这种市场为主的金融机构，居民储蓄首先买股票、买债券、买基金，买各种各样的产品，对这种金融结构的经济来说，偿债能力至关重要。我们看这次危机的时候，在美国雷曼兄弟，现在看它的规模并不大，但市场上出了问题之后，整个金融体系受不了，所以采取了那种办法处置雷曼兄弟。所以对于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来说，偿债能力至关重要。反过来，对于以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像中国，它的流动性至关重要。大家在评判一个国家的债务状况，它的风险，进一步的危及领域的时候要考虑这种结构。如果是美国这种结构，偿债能力很重要，偿债能力超过一个阈值，就出问题了。对于中国则是流动性最重要，中国是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跟上来，这是要跟大家说明的。 第三，中国的债务问题大部分集中在企业部门。企业部门中国企部分占的比重比较高，65%在国企。因此中国企业解决债务问题就密切的和解决国企问题连在一起。由于是这样一种情况，同时又由于国企、国有银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事实上是一个主权人，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处置不良资产的办法就产生了，这个办法在西方国家不会有，怎么可能一个政府会对一家私营企业施以援手，在议会通不过。但由于中国企业是我的，从别的口袋掏钱弥补它的亏空，这是一个主权民意下资产的重新配置，由于这个原因在领域上叫做“广义政府”。广义政府包括了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现在中国的债务问题主要在广义政府，而广义政府是可以腾挪的，这是和别的国家很不相同的地方。 总之，我们要仅仅看数字确实触目惊心，但深入分析它的结构、深入分析它的前世今生，我们对中国债务会导致风险的担心是不必的。当然这个问题是必须警惕的，任其蔓延会使得经济的一些活力受到约束，实际上是拿好的东西填坏的东西，如果老是这样做，社会的净财富会减少，对经济长期发展肯定不利，因此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解决。而且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某个部门，比如财政部门、金融部门、银行商会、发改委，不是哪一个简单部门能够解决的，它是涉及全面的一个经济现象，所以需要全面的、总的解决，需要统在一起。我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利普顿，昨天我们在讨论G20前瞻的时候邀请了他，他说我实在不能来，因为他在和中国重要官员讨论中国债务问题，经济前景问题。我注意到利普顿的建议是要有一个综合小组协调各方一起解决问题。我很同意，中国这个问题如果分在不同部门很可能很严重，而且没有出路。如果全国一盘棋这样看下来，我们做一些移山填海的工作，这个事情不太困难解决。当然我们需要统一地解决，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方略，还有不能让它继续下滑，杜绝它进一步产生的倾向。因此现在减债务问题，减不良资产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金融机构改革问题必须通盘考虑，在这个意义上利普顿的建议是非常有见解的。 【原文链接】李扬说，对中国债务会导致风险的担心是不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