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美元霸权困境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国际储备货币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货币，而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地缘政治的投射。历史表明，从荷兰盾到英镑再到美元，每一种主导性国际货币的更迭都伴随着大国实力的消长和世界秩序的重构。当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安全复合体”，美国通过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获得全球金融控制权，又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护这一特权，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霸权循环。

美元作为全球主导储备货币，赋予美国独特的金融控制权，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国际定价权。全球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以美元计价，使美国能够通过货币政策、美元发行影响全球价格水平。1973年石油危机后，美国主导建立“石油美元”体系，确保美元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原油贸易结算货币，以提供安全保护为条件，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协议，形成“石油—美元”循环机制。这种机制使美元需求与全球能源贸易深度绑定，即使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旺盛的能源需求让美元稳居国际货币霸主地位。二是金融制裁权。国际贸易和投资使用美元支付，无论身处哪个国家，清算支付都绕不开美元支付清算系统，这就赋予美国利用国际支付系统实施制裁和打击对手的能力。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将俄罗斯主要银行剔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冻结俄央行外汇储备，展示了美元“武器化”的强大威力。当然，这种美元“武器化”行为加剧了各国对美元体系安全性的担忧，推动了“去美元化”进程。三是危机转嫁权。各国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美国不仅获得了巨额铸币税，还使得美联储货币政策具有无与伦比的外溢效应，可以轻易将国内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向全球注入流动性，通过美元大幅贬值增加出口；而当通胀压力上升时，又通过激进加息回收美元，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债务危机。这种“美国感冒，全球吃药”的模式，体现了美元体系下美国权利义务的巨大非对称性。

美国通过北约等军事同盟体系为其金融霸权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利用金融手段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一方面，安全依赖产生货币依赖。与美国有共同防御协议的国家更倾向于持有美元储备，例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等盟国尽管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其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仍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种安排实质上是一种隐形的“保护费”，盟国通过持有相对廉价的美国国债为美国赤字融资，换取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金融手段实现安全目标。美国不断泛化国家安全，通过美元霸权对战略竞争对手实施经济遏制。例如，对华为进行芯片禁运、对中国企业投资实施长臂管辖、对伊朗进行金融封锁等，都是美国利用金融控制权维护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这种“金融战”手段比传统军事对抗成本更低，效果更显著。

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面临“特里芬难题”的严峻考验，这一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需要通过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来提供全球流动性，而长期逆差又必然削弱美元信用价值。历史上这一矛盾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如今在浮动汇率制下则演变为周期性危机。米兰报告提出的“海湖庄园协议”试图通过非常规手段破解这一困局：一方面通过发行超长期债券（如100年期零息债券）将美国的债务压力长期化，为各国提供国际储备和流动性；另一方面借助关税和汇率干预强制美元贬值，减少贸易逆差，维护美元信用，同时利用军事同盟关系，迫使盟友配合这一结构性调整，缓解美元面临的“特里芬难题”。这种将债务货币化与地缘政治捆绑的激进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缓解压力，但会从根本上动摇国际社会对美元体系的信心，反而可能加速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最终诱发更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

美元体系与多极化世界越来越不相适应，其系统性缺陷凸显。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美元“武器化”倾向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百年未有之巨变，对美元体系形成了严峻挑战。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多方面措施，试图将米兰报告的高关税工具乃至“海湖庄园协议”构想变成现实，势必进一步激化美元体系的内在矛盾，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多重威胁。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已成为全球金融动荡的核心震源。在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下，美联储制定的货币政策更多具有以邻为壑的性质，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外溢效应和负面影响，形成所谓的“全球金融周期”。这种周期表现为“推拉效应”：当美联储实施宽松政策时，美元资本流向全球，推高资产价格；当美联储转向紧缩时，资本回流美国，引发新兴市场危机。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1980年以来，美联储共发起8轮主要加息周期，其中6轮伴随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最严重的1994年加息直接引发了墨西哥“龙舌兰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此外，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并实施无限量化宽松，其资产负债表从4.2万亿美元膨胀至近9万亿美元。大量流动性涌入新兴市场，推动股市、楼市上涨。然而，随着美国通胀攀升，美联储又开启史上最激进加息周期，在18个月内将利率从0—0.25%提升至5.25—5.5%。这一政策转向导致2022—2023年新兴市场遭遇资本外逃，多个国家货币对美元贬值超过20%，斯里兰卡等国陷入债务违约。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将美国的经济调整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不具备完善金融缓冲机制的新兴经济体。

美国日益频繁地将美元支付体系作为地缘政治武器，加速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碎片化趋势。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盟友冻结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并将多家俄银行剔除出SWIFT系统。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彻底打破了“外汇储备神圣不可侵犯”的国际惯例，引发各国对美元资产安全性的深刻忧虑。金融制裁的滥用催生了替代性支付网络的快速发展。俄罗斯迅速转向人民币结算，与中国、印度等贸易伙伴建立本币支付机制。根据俄罗斯披露数据，截至2024年末，中俄贸易中，超过95%的贸易结算以卢布和人民币进行。类似地，伊朗、委内瑞拉等长期受制裁国家也积极寻求美元替代方案，包括扩大货币互换协议、探索数字货币结算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71.14%降至2024年的57.8%。与此同时，SWIFT报告显示，2025年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达4.33%，保持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的位置。尽管美元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国际货币体系已显现多极化趋势。

美国为维持美元霸权而采取的“债务货币化”策略，正在侵蚀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米兰报告在所谓“海湖庄园协议”中提出让外国投资者将美债转换为100年期零息债券的建议，本质上是一种债务违约。这种操作如果实施，将严重破坏国际市场对美国国债的信心，可能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美债收益率将被迫上升以补偿投资者风险。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到2033年联邦债务总额将突破50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升至3.3%，高于过去50年任何时期。如果市场对美债信用产生怀疑，融资成本将进一步攀升，加剧美国财政困境。其次，全球安全资产短缺问题恶化。截至2024年末，美国国债规模超过36万亿美元，占全球政府债务的‌34.55%‌‌，仍是全球安全资产中占比最高的单一国家债务工具。一旦美债信用受损，国际金融体系将面临安全资产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引发全球资产重新定价和风险溢价上升。最后，美元汇率可能剧烈震荡。历史教训表明，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两年贬值40%；2002—2008年间美元累计贬值28%。在当前脆弱环境下，类似调整可能更具破坏性，严重冲击全球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秩序。

面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和所谓“海湖庄园协议”构想可能带来的金融动荡，我国需要制定系统性的货币战略，通过扩大人民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使用、建设跨境数字人民币支付体系以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更加多元化、公平化和稳定化的方向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战略支点。通过在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和产业链合作中扩大人民币使用，可以培育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形成“贸易—投资—货币”的良性循环。在大宗商品领域，我国可推动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作为全球最大商品进口国，我国在铁矿石、原油、农产品等领域具有强大议价能力。上海原油期货作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合约，2024年人民币计价占比达22%，推动中俄能源贸易本币结算超90%。未来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能源、金属等大宗贸易中的使用，建立“石油人民币”“矿产人民币”等定价体系。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应增加人民币贷款和债券发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可提高人民币贷款比例，支持共建国家项目建设。同时，发展“熊猫债”市场，允许更多外国政府和企业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2024年，熊猫债发行量继续创历史新高，全年发行量首次接近2000亿元。熊猫债的发行巩固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融资货币的地位，显示了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有助于形成人民币跨境循环。在产业链合作中，鼓励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中国可与共建国家建立更紧密的产业协作关系，在电子、机械、化工等行业形成区域价值链，推动企业间人民币结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4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年1—8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8.3万亿元，同比增长45.1%，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20.1%。

数字货币支付体系的建设是推动国际支付体系改革和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重要突破口。当前全球支付体系仍由美元主导的SWIFT系统垄断，存在交易成本高、效率低下、易受地缘政治干预等结构性缺陷。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充分发挥在数字货币领域的技术先发优势，构建新型国际支付基础设施。一是要加快推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进入实际使用，发挥数字货币桥点对点结算、安全、便捷、成本低廉的优势，扩大数字货币桥的朋友圈，鼓励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基于中国是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实质性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份额，通过开辟人民币结算新赛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二是要积极推进数字货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试点应用，优先在能源贸易、基础设施融资等重点领域实现突破，通过建立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创新机制，实现与合作伙伴国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三是要主动参与国际数字货币规则制定，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数字货币治理体系。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能显著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提高资金流转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规避美元体系的单边制裁风险，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高效、中立的支付新选择。随着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人民币有望在全球支付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为打破美元垄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当下，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这一理念强调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在货币金融领域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的实践。一是应充分释放“金砖+”机制的改革动能。随着金砖国家成功扩员至11国，应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在金融领域开展更富成效的合作。要着力构建金砖国家本币结算体系，通过建立多边清算机制和统一的技术标准，逐步降低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同时，还需要加强成员国间的监管协调，通过信息共享和联合行动，共同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二是要系统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夯实周边命运共同体金融合作基础。当前应重点扩大与东盟、上合组织等周边伙伴的本币互换规模，强化区域金融风险联防联控能力；建立符合周边国家发展特点的流动性救助机制，通过设立区域性稳定基金和优化救助流程，为成员国提供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协同推进区域性支付清算系统建设，在提升结算效率的同时增强区域金融治理话语权，共同维护周边金融稳定大局。三是着力筑牢金融风险防控体系。通过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推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金融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协同推进，既能筑牢国家金融安全根基，又能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贡献中国方案，最终推动形成更加包容、更具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