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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磊：开放条件下的金融与货币

时间:2020年02月07日　作者：Lu Lei　

导读：

1引言：开放深刻改变了货币和金融理论的前提假设（一）在宏观经济理论上的改变根据最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三部门IS—LM—BP模型，所谓开放无非是在封闭模型下加一个条件—— EX-IM（ε），其中，EX是出口，IM是

引言：开放深刻改变了货币和金融理论的前提假设

（一）在宏观经济理论上的改变

根据最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三部门IS—LM—BP模型，所谓开放无非是在封闭模型下加一个条件—— EX-IM（ε），其中，EX是出口，IM是进口，两者的差是净出口，取决于自变量 ε ——实际汇率。同时，在货币市场上，模型仍然把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货币需求则取决于国民收入和利率。我想说的是，这种理论抽象过于简化，与现实中的本外币市场运行并不完全契合。我们发现，在开放条件下一个经济体在决定货币需求和供给的时候跟封闭条件下完全不一样。很可能原本的外生的货币供给，即由中央银行完全自主、自由决定货币供应量这样一个前提假定可以推翻。因为有一个全球市场的存在，有一个外汇市场的存在，大家会在这个市场上吞吐的本币和外币，并进而形成比较庞大的本、外币交易，因此汇率和利率都会因之而发生改变。货币供应量是不是外生变量？是不是完全由中央银行独立决定？这些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必须认真思考的。 （二）在微观金融决策上的挑战 大家一般会认为，开放在金融层面的改变无非是让外资进入中国或者是让中国资本进入外国市场。实际上，当一个投资者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资本及配置金融资源时，决策的复杂性会成倍增加，绝不是一个N维向量变成N+1维向量那么简单，由于必须同时考虑不同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区位特征、契约文化和法律环境，投融资决策可能是一个从N维变量变成2N甚至N的平方的数量级增加。 （三）开放是一个主观选项还是一个外部客观环境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在开放进程中遇到一些挑战，中美经贸紧张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对外环境受到影响，对依赖其生存的微观主体乃至宏观决策者都构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对这样一个冲击型变量怎么看？一个经济体在封闭和开放中是否可以象开关大门那样自由选择？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想讨论的命题，对开放的认识决定了未来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方法。 （四）关于开放条件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今天讨论的副标题是——论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加这样一个副标题？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先要明白什么是供给侧。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如果我们推导总供给模型，自然要从生产函数出发，这就进入了供给侧——生产函数决定了生产方式和产出总量。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进一步往前推导——决定供给的因素是什么？显然，是要素，也是要素的组织形式，因为有要素才能形成供给。过去，我们往往把要素作为既定的东西，即比较优势。比如，这个国家有便宜的劳动力，那个国家有便宜的土地，产油国有地下蕴藏丰富的原油，这些都是要素供给，是给定的外生变量。但是，要素禀赋是可以变化的。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40年间，人力资源普遍从廉价劳动力逐步演变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从过去短缺逐渐走向丰裕，土地要素也从廉价趋向昂贵。要素的变化必然导致产出结构变化，这就推动我们从供给侧结构性层面上思考经济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金融资源配置对总产出和产出结构都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讨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综上，在决定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第一，开放对金融和货币的影响。开放不仅仅是在原有封闭经济下增加了新的变量，而是一种质的变化或分析框架的颠覆性变化；第二，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要素供给和要素需求都相应改变。特别是，金融要素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形成了新挑战，推动了供给侧变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脉络，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开放是历史必然，进步所向，我们的经济金融分析必须以开放为前提条件。因此，我们首先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总书记提出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开放条件下取得的，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据此，我试图给大家分析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选项。第二，由于金融要服务于经济、服从于经济。所以我们要思考金融领域功能和货币角色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金融和货币面临的新要求。第三，大家都会发现开放面临的金融风险，且金融风险会跨市场传染。这就会造成一些疑虑——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金融体系封闭起来以避免发生危机？正确的思考方式应该是，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些问题“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好的，当你获得一个好东西的时候，也可能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成本，开放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努力去获得好东西，并准备好为它可能付出的代价，有相应的对价覆盖相关成本。

从发展的质量或者增长素质的要求出发，开放是必然选项

（一）从理论上理解开放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关于经济发展，存在各种理论解释。我选取最简单而直观的Solow增长模型（1956年版本），它能够解释很多问题。我相信大家在初级或中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中都已经学习过这一经典模型，在此简要作一个回顾。

图 Solow模型对人均产出变化的理论阐释 1、边际产出水平随要素投入增加而递减 从图上看，纵轴是人均产出水平，纵轴是人均资本存量，函数是一个国家的增长轨迹。从规律看，经济增长——这里以人均产出水平表示，其中k是人均资本存量。该函数是凹函数形式。简单来说，它符合Inada Conditions（稻田条件）。函数形式具有以下特征：（1）意味着没有要素投入，则产出水平为零，所以它从原点出发。（2）意味着无穷大的投入会带来无穷大的产出。（3）意味着有投入必有产出，所以它是一个增函数。（4）最为关键的是，意味着随着投入增加，产出的增量下降。这可以有多种解释：用微观经济学的话说，投入不断增长的过程就是新兴行业走向充分竞争、利润平均化的过程。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来说，原有的技术必然要被新技术取代，朝阳产业走向夕阳。所以，技术它所带来的产出增量越来越低——最上面这条曲线就是这样的形态。 2、经济增长的稳态水平受储蓄率限制 第二条曲线表明，假设给定一个储蓄率s，这个经济体一定会形成相关的资本。储蓄转化为投资，投资变成资本存量。而上面这条线和下面这条线的差，即是消费，因为总产出中的一部分用于再投资形成资本，剩余的就是老百姓的消费。图中的直线是资本消耗，即人口增长率加资本折旧率，因为它是人均产出水平。大概意思就是资本是会消耗的，且随人口增长会下降，所以需要以储蓄（投资）来抵补。当这条直线和下面储蓄线相交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叫稳态（stead state）。稳态是什么概念？在交叉点的右侧，发现资本的损耗高于储蓄，因此人均资本存量会下降；反之，在交叉点的左侧，储蓄大于资本损耗，也就是资本存量会增加，因此，人均资本存量会自动向中间收敛，这个点就是stead state。 3、生产率递减规律 只要一个经济体只用一种技术组合要素并形成产出，那么，虽然人均产出水平可以不断上升，但是它永远逃脱不了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产出效率越来越低这么一个陷阱。有没有办法解决？一种办法是扩大我的解集或者叫定义域。大家看右边这张图。生产函数的别称叫“技术”。那么，如果我一种生产方式生产，而别人有可能用一种更加先进的技术和要素组织形式生产，这就是新技术出现导致的生产函数呈现凸函数形式。更通俗且符合事实的说法是，技术会不断更新换代，它有可能呈现不断的从凸变凹、从凸变凹的过程，人类技术史上，在全球意义上，就是一轮又一轮产业革命。 4、用经济史解释开放所带来的生产效率递增 在中国，当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有可能在某一个技术环节有所突破，使得生产组织、要素组织、技术方式发生变化，因此生产函数变了。这是从技术角度出发，呈现出硬币的一面。硬币另外一面——资本，资本不仅仅是钱。当经济是开放的，一定伴随的是资本的流入或者流出。从人类历史上看，资本流动基本都是从经济比较好的、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向经济欠发达和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流入。因此就会出现相应的外来储蓄形成的新增投资。而投资，一般都附带有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所以左侧的传统封闭模型就有可能被右侧的不断技术进步和开放模型所取代。由此我们会发现，人均资本存量不再受制于一个经济体的内部储蓄，会因为外来投资而不断扩大，人均产出水平不一定按照递减的方式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能找到另外一种技术水平，另外一种生产机制格局。上述简单的理论讨论立足于直观的经济增长理论，目的是告诉大家：这就是供给侧思考的问题。它不是从需求端着手，不是从消费、投资、进出口的短期均衡，而是长期经济增长。 （二）开放与增长经验证据 我们的GDP居于世界第二，相配比的FDI——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居于世界第二。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在开放条件下，因为参与了全球竞争且具有竞争力，那么，这个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必然上升。比如中国，我们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于世界第一位，这在实证上证明了我们的供给侧发生了改变。此外，产出不仅仅是狭义的技术，还包括要与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制度。我这儿只列了部分制度红利，包括契约、法律、交易行为等，因为经济增长、对外开放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其中，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谈判——这是一种博弈，也就是我可以参与规则的制定，同时我也必须尊重别人相关的诉求，这样才有博弈均衡。当前的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博弈，我们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我们期望有一种规则，它于我有利，但是同时要兼顾他人，这都是在制度红利里面的体现，用经济学语言说，一种博弈要能够进行下去，必须要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参与约束，二是激励相容约束；两者共同决定了参与竞争和博弈比不参与好。 （三）经济增长与金融开放的关系 我想把经济和金融联系起来，因为金融不仅仅是钱，它是一种要素配置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实物资本往往跟一定形态的金融资本是相配合的，也就是实体结构决定了金融结构。 1、近代开放对传统金融形式的解构 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西方商品和生产方式开始进入国门。1847年，英国银行也进入了中国。当时，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当时的手工业也是非标准化的，就是说中国每位工匠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现代工业是标准化的。非标与标准的产业组织形式需要不同的融资方式，即大产业需要大资本，小农需要微型金融和零星的贸易融资。当时的中国大致存在两种金融经营组织形式，一种叫票号，一种叫钱庄。钱庄是吸收老百姓余钱来放贷，基本就是现在所说的小额贷款。票号则基于贸易融资，因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跨地区之间的商业往来，随身携带现金不安全、高成本，所以就搞出了一种金融创新，使得两个地方见票即付，这就是票号。但是这两种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组织形态，都不适应现代大工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就会出现了外资银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的金融需求和服务的出现，一定会使传统金融行业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相匹配的行业全线崩溃或者全军覆没。大家可以到山西平遥去凭吊中国传统金融旧址，那里曾经有过那多的票号，后来为什么会消失呢？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了“自强”运动，现代产业形式兴起，配套以现代金融需求。于是，1897年中国人仿照现代银行业，建立了第一家中资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此后又有了官办的金融机构，戊戌变法以后的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与各地新兴的民营银行一道，构成了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前身。 2、金融必须适应实体经济需要 什么样的产业就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一个例子是实体对金融的现实需求。最近我到江苏做了一次调研，有一家生产工程机械的著名企业，为适应全球化经营和产能合作，在南美洲设立自己的生产基地，适应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生产并销售自己的挖掘机。但是，该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大型工程机械单个设备价格较高，当地很多人想用但是买不起，怎么办？一种金融形式就应运而生，即有限牌照银行，实际是融资租赁公司，以租赁方式向当地老百姓、当地工程企业提供相关服务。该企业面临的需求是：在汇兑环节上，设立银行的注册资本能不能出境？银行业监管部门能否同意一家实体企业在海外建立一家金融企业？我的回答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此类需求本应该满足。另一个例子是不同的金融形式服务于不同的产业形式。什么样的产业就会有什么样的金融配套，实体经济部门随着自身业务拓展，会发现具有符合自己需要的某种金融服务或者金融产品。比如银行业是不适合科技创新的，因为银行做的是资产负债业务，吸收存款是银行对公众的负债，它所放贷款是银行的资产，于是就变成它由金融中介配置资源，并进成为给予刚性兑付的金融资源配置模式。贷款有可能收不回来，但是银行对存款人的承诺一定要履行，这就是刚性兑付。需要注意的是，银行业务一般不适用于科技创新，这是因为，从事资产负债业务的银行的本能是审慎经营。这种谨慎在于担心贷款会不会收不回来？会不会变成坏账？所以银行一定要检验你的历史，检验你有没有收入？有没有抵质押品？有没有其他动产或者不动产，或者你有没有担保，也就是一旦你还不了钱，有人可以给你提供代偿，而这些安排是不适合科技创新的。如果一个人来找银行，说你们要求的东西我一个也没有，我没有收入证明，没有以往信贷记录，没有纳税证明，我只有一颗聪明的脑袋，我可以搞科技创新。对不起，银行当场就会请他回家，因为他过不了风控评审，过不了我的检验模型。当然这类融资现在是有的，比如天使投资、VC等等。这个逻辑是什么？投十单，九单赔了没有关系，只要有一单赚了，就覆盖了前面所有成本，还有外带的收益。但这不是银行，银行要是这么干，那就坏账横行。所以，如果你是某一种生产函数、生产形式，一定需要某一种金融配套。而一个经济体内生所形成的金融形式，恰恰符合了你要发展的生产方式。 （四）改革开放体现为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同步开放 1、对外开放在实体和金融层面往往是同步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一是在中国很快出现了第一个外资银行代表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驻华代表处，实业和金融外资向中国输入。当时的领导人到海外做了充分调研，比如中央派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也去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回来都作了经验介绍。同时，还研究了台湾地区和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的经济发展。最后，当时的改革开放决策者一致认为，中国供给结构需要改革，而从一个大型经济体所需要的产业结构出发，日本等经济体是一个可以模仿、借鉴学习的对象。所以日本的金融机构先进来了。二是中国国际投资公司成立，并发行中国第一单外债，因为我们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三是1979年3月13号，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以专门行使开放进程中的汇兑管理。1979年还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1979年所发生这些事情，告诉我们需要资本，而这个资本不是钱，是要产业化，我们需要引进与这种资本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同时我们需要有管理，这些概念在1979年都已经形成了。因此，我想说的就是，实体和金融是从来不可分的。 2、对外开放是双向的 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子命题。为什么中国的开放绝不是单向开放，或者为什么不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产品奖出限入，钱是只进不出。事实是，近年来我们的FDI（外国企业对华投资）和ODI（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几乎同步增长，它反映了在开放条件下市场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简单来说，FDI反映这个本土生产的产品是有竞争力的，本土市场的容纳力更强；ODI则反映两种优势：一种是当我从简单制造走向研发的时候需要ODI，需要在更发达的地区建设研发中心；另一种是我需要多元化，所以我要ODI。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都没有高下之分，没有价值判断谁更伟大或者谁不伟大。有人经常说不能某某企业家跑了，我们要反过来扪心自问，你的竞争力和你的优势是否足以留住他？当初他为什么来？现在他为何可能离开？这是我们真正该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ODI和FDI都在增长，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去年一年当中同比增长8.9%，高于FDI和我们对全球的ODI，这反映了双向开放的格局。 3、开放是有烦恼的 因为开放新增了变量，而且在理论上对我们构成了挑战。一是如果从需求侧出发，我们习惯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或者是新古典改造完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工具箱，也就是需求面的。刚才我所说的IS-LM-BP模型，在实证角度通常用的DSGE，也就是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方程组是什么？其基础是我刚才所说的IS-LM-BP模型。所以问题来了，原本我只要在相对封闭的范围内并且主要考虑实体经济，不用太考虑金融。但是在开放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同时面临内部和外部平衡，还要面临实体经济和金融平衡，总量和结构均衡。因此目前在这方面理论研究当中，进一步引进了货币，引进了金融体系等宏观变量，说明了一个事实——开放使我们对经济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了。 （五）本部分小结 第一，开放对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意味着推动了要素供给及其组合要素组合的重新配置。要素不一定一个国家自己提供，而是在更广范围内可以获取要素。通过新的要素组合方式，科技可以更加先进，产出可以更具效率。第二，资本和生产函数重组决定了金融供给方式改革，特定的金融供给方式是否适合某种生产形式是不确定的。第三，产出增长和资本丰裕推动两阶段的全球化或者是开放。第一阶段，引进来。由于欠发达经济体稀缺的是资本，丰裕的是劳动力和土地，引进资本是必然进程。第二阶段，双向开放。随着要素禀赋随经济增长而变化，劳动力变得更稀缺，土地变得更昂贵，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本，实施产能合作要求我们要走出去。所以，一个经济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是历史之必然，这是由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个过程就是转型。第四，供给侧变化引致需求管理面临内外均衡的复杂性。刚才我用的是DSGE模型，引入了金融部门，引入了货币。由于在开放条件下，不再由一个中央银行可以随意决定货币供给，它很可能受到外汇市场和其他因素所影响。

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功能和货币角色

（一）金融的演变：从跨境商业存在向跨境资产持有演变

1、几个典型事实 第一个事实——外资金融机构占比。一般，非从事金融实务的人会认为，金融开放通常是指金融跨境商业的存在。即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家数、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家数。但实际情况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外资金融企业占我国整个金融业总资产的比重始终徘徊在2%左右。第二个事实——中资银行本土竞争力。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提出金融服务业暂缓进入，要有三年的过渡期。因为当时的中国银行似乎孱弱不堪，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率可能是20-30%多。1997年我们搞了2700亿特别国债，由财政部注资四大国有银行，到1999年剥离了1.4万亿不良贷款。2004年开始规划，到2005年开始落实，用450亿美元分别注资建行和中行，同时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正好2001、2002年处在关键时间节点当中，一旦开放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狼来了”，他强我弱，把外资银行放进来，中资银行业必然溃不成军，就这么简单。事实胜于雄辩：现在中国工商银行的总资产达到28万亿左右，排名世界第一大行。但是即便如此，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在当地的存在感似乎并不强。 2、理论解释 实际上，理论上的解释早就存在。美国金融学会前会长Allen和Gale很早就提出了“客户转换成本说”，即银行客户很难因为不同银行的竞争力而改变接受的服务来源。比如，即便最牛的外资银行到了你身边，由于你的水电费、工资卡等一系列业务已经在事前绑定了某一家银行，所以即使它给你提供再好的服务，你不愿意转换，这叫转换成本。同样即便中资银行到海外，给予客户再好的服务，对方也很难转换。 3、真正的潜在变化——跨境金融资产持有 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机构的跨境商业存在是一个不那么真实的问题，不值得做太多的讨论。真正的命题，是金融资产跨境互持。因为我们发现，金融风险会跨境传染。2017年到2018年，土耳其出现了大问题，货币暴跌，汇率暴跌，因为土耳其相当部分的金融资产在债券、股票市场上，由其他国家金融机构所持有。当他不看好你的底层资产的时候他就会抛售换成外币走人。所以同时土耳其出现了股市、债市暴跌，并延伸为汇市暴跌。所以为什么出现共振？原因就是虽然没有跨境商业机构存在，但是金融资产是跨境持有。所以，虽然外资金融企业在中国所拥有的资产似乎不高，但是到2018年末，我们对外金融资产和对外金融负债以及对外净资产都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是以万亿美元级别来计算，并且银行之间相互持有股份。而且我们在资本市场上鼓励了跨境通道式的资源配置，比如说QFII和QDII，就是合格的外资、中资机构投资者。RQFII和RQDII，加一个R就是用人民币投资，但是也是外资和中资人民币机构投资者。同时开通了互通机制，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所以以前我们老是在强调“机构、机构、机构”，现在我们是在强调“资产、资产、资产”。给大家一些数据。2019年1-4月份，在沪港通、港股通、沪股通，也就是北向和南向去买股票，累计都是以件千亿港币或者千亿人民币级别，深港通也一样。另外，QDII和RQDII额度在不断增长。从宏观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在微观客户层面上我们说可能存在不同机构转换成本。在各金融机构层面上发现成本一样太高，我在跨境设立机构，要养人或者租办公场所，大量机构不得不用一半以上的人员来应对合规性检查。因为各国包括中国和发达国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当你为我的居民直接提供零售业务的时候，你是很危险的，所以有KYC。你知道客户钱是哪来的吗？一不小心你就容易陷入洗钱陷阱，所以把各家机构搞得不胜其烦。莫不如在公开市场持有你的机构，甚至在非标准市场上持有你的资产。比如不良资产能不能跨境转让？标准化的资产股票债券，非标准化资产可以是其他债权。什么叫标准化？什么叫非标准化？简单说就是不可连续交易、不是单位面值这就叫非标从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一些变化。 （二）金融资本跨境配置对货币的影响 我们经常说跨境资本流动，那跨境资本流动形成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在金融领域有两样东西是你永远想阻止但从来没有被彻底阻止过的：一是中外都实行过最为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措施，但是你从来阻止不了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为什么？并不是因为规模经济，而是因为范围经济。因为各个金融子行业之间存在相互交叉的天然性，所以几乎是所有的中外金融机构，都会按照金控模式建设自己子公司，这是一种本能。在客户层面上，消费者总是希望一站式服务，以此实现成本最小化。所以，综合经营从来就没有被有效的阻止过。二是跨境资本流动。作为有进取心的成熟企业和投资者，一般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本行业，有没有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存在？有没有一种新的要素配置方式存在？有没有更便宜但更具成长性的资产值得持有？这些都是促进跨境资本配置的动因。比如，2018年，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思考独角兽能否回归，能否搞CDR。存托凭证，在纽约市场或者伦敦市场上市的优质企业，能不能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交易，让老百姓可以分享真正优势企业所带来的红利，这些考虑的前提是跨境资本流动和跨境金融资产持有。如果跨境资本流动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基本特点，则在货币领域势出现以下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1、汇率是结果还是原因 各个版本教科书的基本模型一般都把汇率当做贸易的原因——净出口是实际汇率的函数。但是，在跨境高频资本流动的全球金融新格局下吗，汇率演变为一个经济结果，而不再是决定竞争力的原因。在经贸领域，汇率操纵往往被认为是不当补贴，我想，这是陈旧的认识。在高度国际化的市场上，是否持有某种货币以及该货币标值的资产，是由预期决定的。预期则取决于该经济体的竞争力、产出能力和市场容量。实际上，很多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试图干预汇率，一般都会铩羽而归。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时的泰国，最后不得不实行浮动汇率。所以，汇率到底是什么？汇率形成机制如何？从货币市场看，各个不同币种之间的供求最主要的决定场所是金融同业批发市场，由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即期和套期保值等相关服务。在零售端，实体经济套期保值需求强化了汇率的金融功能，因为汇率过度涨跌不利于实体。从外汇市场现实运行看，汇率是由外汇市场两层次供求决定的——第一层次是实体经济现实和风险管理需要所形成的零售端供求，第二层次是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和服务客户所形成的批发性交易。因此，我的观点是，汇率主要是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自发决定是，是一种输出，是一个结果。 2、外汇储备对预期的影响 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外汇储备越来越不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功能：如即一个国家要储备满足6个月进口额，覆盖一年以内短期外债到期还本付息额等等。以中国为例，30900亿美元的用国际标准来看，无疑显得“过于充分”。但是，现代金融市场极为敏感，观察的不仅仅是存量，甚至更加在乎增量的边际变化。而这种边际变化量容很容易通过市场预期形成正向或负向螺旋。比如，市场观察到储备增加，就预期本币升值，进而推动跨境资本流入，形成更大规模的外汇供给和本币需求，汇率因之发生变化，储备进一步增加。反之反是。因此，储备不再仅仅是购买力，而已经成为平准市场的稳定器或者叫压舱石。 3、外汇市场是大类资产配置的基准性指针 我们经常会看到外汇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的共振，但外汇市场跟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有什么差别？外汇市场是永恒的批发性市场，它主要不是一个零售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1994年1月1号汇率并轨之前，我国的确存在零售意义上的黑市或灰市，价格双轨制形成了倒卖外币现钞的“黄牛”和交易外汇额度的掮客。当时的灰色和黑色市场上最高达到一美元兑11元人民币以上，而当时的官方定价是一美元兑换5.8人民币，巨大的套利空间激励了套利行为。经过改革，真正成熟的外汇市场是永恒的批发性市场，它是一个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它变成了对大类资产配置具有引领性和指针性作用的基础性市场。你要持有外汇，首先考虑的用汇需求，然后是预期汇率，此外还必须考虑某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稳定性。如果某国的汇率一下子贬了30%，你赚的钱还不够汇率损益的。所以说，在开放条件下，外汇市场是大类资产配置的重要指针。 4、科技冲击 科技层面上形成的挑战不如说是机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人需要下班休息，但机器可以不下班，机器可以用非常简单但又非常扎实的办法一个一个排除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知道最后告诉我们：影响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机器并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因果关系，它只是在搜寻，最后输出结论。我们运用科技，目的在于避免我们自己犯统计学上的两类错误：存伪和去真（在一定的置信区间下）。因此，它改变了或正在改变我们传统的观察经济变量的方法——先大概想想因果关系，然后回归。 （三）货币理论的与时俱进 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基于各国面对不同问题的不同实践，在货币理论层面出现了一些新的讨论。在中国，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7年7月14号到15号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反复强调货币是总闸门，系统性风险是总关口。反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历了量化宽松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在理论上被称之为“直升机撒钱”。 1、现代货币理论（MMT） 现实总能够产生出新的理论。危机后，西方在经济学领域流行对危机的经济学反思，如Akerlof和Shiller的《动物精神》，也有深层次制度反思，如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货币理论界，名噪一时的是2019年由美国经济学家Blanchard为代表，提出的MMT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把平均利率设置到低于增长，即债务和GDP的值会随着时间而缩减，理论上债务就无须偿还。简单的说，如果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它的总体理论推导，就可以不断用钱。他的理论依据来自于凯恩斯，他的核心论述就这一条，国家永远不会破产。货币发行是主权货币，它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可以偿还本国负担的一切债务。这种观点在全世界理论界形成了巨大的争论。针对该理论提出的财政和货币的同一性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应该控制，MMT认为印钞就可以了。在米尔顿·弗里德曼之前，传统观点甚至是主流观点认为，货币是中性或者超中性的，货币发行除了造成通货膨胀之外，没有任何实际产出。所以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MMT理论认为不必过度担心。他们观察到一个事实，自2008年以后，美联储搞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印钞并没有导致其国内出现通货膨胀。我的批评是，MMT理论是建立在本国需求基础之上，至少没有充分考虑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也没有深入研究2010年后欧债危机的起源及其影响。在国际货币体系层面，货币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是必须考虑的，主流货币实际上还具有提供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存功能等公共品职能。我个人认为，MMT理论对于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巨大冲击。 2、国家资本结构理论 另外一个理论，是LSE的Bolton和黄海洲教授创建的，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不是这个国家的负债，而是它的资本（股票）——股票滥发固然存在摊薄股东权益问题，但不增发股票则得不到发展。他们采用了多个国家的例子，如瑞士，当货币市场不看好欧元，避险因素使得投资者都要多持有瑞士法郎，瑞士法郎的汇率就会暴涨。瑞士没有加入欧央行，瑞士中央银行就会直接发行法郎给购买者，它的外汇储备暴涨了一倍，没有相应的负面损失。这些理论创新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3、货币应该兼顾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是后危机时期应该得到的共识 如果说，我们还不能完全认同MMT理论，同时对国家资本结构理论也持进一步观察态度，那么最近10年的货币理论真正公认的演进是什么？我认为是货币的金融稳定职能。比如，美国对2008年危机进行了反思，一是该不该出手拯救雷曼兄弟公司；二是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救助是否正确。因为当时判断依据是系统性风险， AIG美国国际集团足以影响美国整体金融稳定，由财政部和美联储出资救助。但是事后一帮经济学家分析，雷曼资产虽然不大，但是在市场上到处出售，实际上已经给其他机构都造成影响，应该救雷曼，至少一种呼声是这样。虽然现在说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但是起码告诉我们一条，由于存在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能，所以货币和监管当局应对银行危机是有经验和丰富的工具箱的。为了避免银行出现道德风险，也为了防控系统性风险，危机以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组织还推进了一些创新，比如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和特殊监管要求。比如，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客观上增加了大金融机构的成本，以解决“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问题。但是，危机仍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自2014年以后至2018年，我们发现全球一共发生了57场危机，其共同表现形式是一国的汇率一年以内贬值20%以上，并由此在多个金融市场上形成共振。因此，货币救助可以缓解或解决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不稳定问题，但是，货币自身的问题——币值的稳定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央银行必须持续面对的不稳定性命题。 （四）小结 围绕开放条件下的金融职能和货币角色，我做一个小结。第一，巨变的持续开放的世界推动着金融从老一代高成本跨境实体的存在，转向低成本24小时不间断交易、跨时区交易跨境的资产池。跨境资产持有的快速发展已经逐步替代跨境网点存在。第二，跨境资本流动推动着货币层面的三大变化。一是汇率成为基础价格。为什么一个国家汇率会坚挺？要从根本上看这个国家经济体竞争力，它是基础性的原因，它不是外生的随意的变量，而是一个结果。二是储备成为稳定的基石。为什么持有一国资产具有安全性？投资者看到你的储备在增加，所以大家都愿意持有，大家都在换人民币。三是信息技术成为货币调控更加精准的参照，它可以有微观识别，也可以做宏观的无痛管理。过去太多的宏观管理是不精准的，是拍脑袋决策的。通货膨胀就要来临了，经济就要衰退了，这些都只是凭模糊的猜测。现代信息技术可能使我们的宏观调控变得更加精准，同时使副作用变得更小。第三，有一些新理论我必须要说明，这些新理论有两个非常有趣的值得我们考虑的点。我的看法是，货币仍必须保持稳健，我们要认真分析货币对财政透支的政治经济学后果，然后才能审慎地下结论。

认识并防控金融危机需要平衡的利弊观

（一）关于金融波动的几个一般性认识

1、信息技术是降低了危机还是扩大了波动

半个世纪以来周期性发生危机，人类还没有能力控制金融危机。坦率的说，即便是人工智能也没有办法控制危机，甚至人工智能会使得危机更加频繁。在座的肯定会有反对的，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可以获得更多信息，不应该发生问题，我的估值肯定跟它内在价值应该相吻合。最早说这个观点，不是一个信息方面的专家，而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就是芝加哥学派的Lucas，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理性预期学说在宏观层面的应用就是货币政策中性，在微观应用就是效率市场假说，即市场永远是对的，因为市场价格包含所有信息，所以股市波动永远是对的。

但是从实际角度来看，2015年股灾所采取的伞形信托和homes股权配资系统，金融科技、信息、大数据，市场是怎么样的？我的初步判断是，由于金融科技的进步，使得这个市场上绝大多数人的信息都是比较充分的，但是，新的麻烦恰恰在于信息更加充分且趋同。金融市场跟商品市场不一样，其差别在于商品市场是一个是制造，一个是需要，所以它永远会匹配、撮合。而金融市场是有人看空，有人看多，则有交易。如果基于一致性信息导致的一致性判断，在某个时点大家都看多，就出现了泡沫；大家都看空，就导致了崩盘危机。所以，一致性判断可能形成更大的波动。

2、预期可以被操控

第一，波动从何而来？波动来自预期。因为在金融市场上，我们永远在预判未来，但是，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也好，逻辑上都基于历史信息以判断未来。我们在做任何经济或者金融模型的时候，最后都有一个随机扰动项（或者叫白噪声），它符合零期望、一定的方差。于是，真正的麻烦就在这儿。因为你不知道随机扰动项的真实走向，它一旦偏离期望，市场就很容易崩溃。第二，预期容易被操控。有很多概念，特别是在风险投资领域，往往存在预期操控的现象——比如说一帮人用互联网概念造某种产品，开始是大家一致性看多，然后又一致性看空，他到底能不能造出产品来已经不重要了，麻烦的是他通过PPT路演一下拿到了即使产业成功所获得的盈利也无法覆盖的资源。

所以，上面讲的两个因素导致危机没有办法消除，而且可能的情况是：越是大数据，越是发达的金融科技可能越会加剧危机。当然，金融的美妙性就在于此，这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预判未来，所以金融市场会存在并活跃；将来会有一天，如果我们能百分之百预判未来，金融市场也就消亡了。所以，铁律是：不确定性导致预期，预期导致市场波动，预期失误导致风险，一致性预期错误导致危机。

3、危机来源于外部还是内部

我们在开放条件下经常讲输入型金融风险，也存在不少案例说明主要国家货币币值波动所引发的另外一些国家的货币危机。但是，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一次危机在部分脆弱经济体发生，而不是无差异的在所有国家都发生。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在东亚几个国家发生，而没有祸及非洲？2018年，土耳其和阿根廷发生危机，为什么中国同为新兴市场却安然无恙？所以，内部脆弱性是根本，外部因素是诱因。危机一定在处于临界状态的最脆弱的那些国家爆发，这是危机典型特征。所谓内部问题，往往包括外债过多过高，金融业开放和资本，贸易严重失衡和高通胀、低增长。

图美元指数变化引起的仅仅是部分国家的危机

表部分经济体危机的内外部原因

（二）金融脆弱性和风险跨境传染

在开放条件下，金融的脆弱性变得更致命。这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联，跨境资产持有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传染是一个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我们归纳了国际金融市场上风险传染的四种形态：

一是共同债权人传染。如果不同的债务人具有一个同样的债权人，则其中某一个债务人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债权人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失衡，此时，该债权人为了自求平衡或应对最终债权人兑付要求，不得不抛售“优质”资产，那么，这种抛售行为会导致其他债务人无辜受损。在欧元危机的时候，由于大家不相信希腊，所以不相信整个欧元，本来其他经济体可能是健康的，但可能因此而发生被危机传染的问题。

二是共同基本面冲击。比如大宗商品暴涨或者暴跌具有共同性，使所有依赖此种商品的国家国家收支可能失衡，并进而出现汇率急剧贬值。

三是美元和流动性风险。美国搞量化宽松（QE），外溢效应会导致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出现资产价格暴涨和通货膨胀；反之，当美国退出量宽，许多国家由于美元升值而出现本币贬值，甚至出现本国资产价格向下重估。

四是风险溢价传染。这是指地缘政治风险、突发事件和风险情绪的传导。比如由于中东部分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局势紧张可能使整个地区金融市场及其货币都陷入异常波动状态。

（三）应对国际金融风险传染的全球共识

针对国际金融风险传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长期跟踪研究，观点持续演进。在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上的主流观点相信市场竞争是根本性的制度安排，越开放越有利于强身健体，只有竞争才能培育竞争力，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狂风暴雨的，因而在金融市场的政策建议上更倾向于放松管制。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波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和欧洲这两个最发达的经济体和金融市场中出现了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研究者发现，一个国家的信用扩张和资产价格可以通过汇率传导，对其他经济体的流动性、预期和泡沫产生影响，而这一切的通道是基于套利的跨境资本流动。所以，IMF和OECD都提出了新的观点。IMF资本流动为一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因此要有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OECD认为成员国需要遵守资本自由流动规则，但可以根据特殊情况来特殊处理。于是就在管理理念上出现了创新，有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

所谓“宏观审慎管理”，着力做两件事。

一是逆周期管理金融市场的系统性波动风险——这是具有系统性的风险传染。管理的目标是整个金融体系不能出现周期上一致性行为，这叫羊群行为。一致性狂热或一致性恐慌都是有问题的，每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相关工具。比如房地产过热就要LTV，贷款价值比，不能有这么多贷款，要降低他的负债率。股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要动一动相关货币工具，目的并不是搞货币政策，而是要收紧或给予相关流动性。比如中国曾经出现过债市的钱慌，中央银行就要搞紧急专项借款。它第一类针对的是总体的一致性的行为，你要做交易对手方，大家都要买的时候卖给你，大家都要卖的时候我收给你。我绝对不是指中央银行进入股票市场，绝对不是这个，我说的收和放一定是间接的。它是通过流动性的调节，来引导大家对于相对基准价格变化之后一系列金融资产价格发生变化，就是利率是基准价格，无风险金融资产回报，决定了一系列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回报。所以大家不要误解，我坚决反对中央银行直接持有股票，这会有巨大的道德风险。

二是管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是道德风险的根源。金融机构系统的重要性是安全，一旦出事会使得整个体系崩溃。研究同样发现，“大而不倒”是道德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大了不怕倒，倒了有众人扶，因此，这就把风险转嫁给整个社会，且机构就天然存在做大的内在动力。

图 IMF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Ostry（2010）

（四）中国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2月份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监管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也是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那我就可以更加大胆的开放，让实体经济贸易和投资进一步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使金融机构只要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可以经营。宏观上的稳健、管理风险能力的有效提升是微观实体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

一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推动我们优化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2015-2016年出现过高强度的挑战和冲击，弄得不好我们可能就是阿根廷和土耳其。当时海外做空势力用各种各样依据来看空我们，比如，说经济基本面不能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包括我们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问题、隐性负债问题、国企高负债率问题、宏观率杠杆率过高问题和银行隐性坏账问题等等，都拿出来说事。但是我们成功了，储备确实降了一些，人民币汇率相对比较稳定。主要就是多措并举，包括可以进一步市场化，波动区间从以往的正负1到正负2，市场吸收能力进一步加强。

二是基于对金融市场规律的认真研究，我们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逻辑逐步清晰，管理框架持续完善。一方面，在外汇市场上不能出现“羊群行为”，要能有效管理预期——避免市场陷入“汇率预期下行—资本外逃—储备陡然下降”的负向螺旋。另一方面，系统重要性外汇交易主体也是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观察点。需要说明的是，管理不是管大，而是管“异常”——不具备真实需求背景，容易形成恐慌性牵引，这是不利于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也容易对具有真实需求的经济实体构成负向外部性。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宏观审慎管理决不能倒退到“资本管制”的老路上。IMF关于跨境资本流动原则性框架，它同意宏观审慎管理，危机时期要有专门相应工具，这一点跟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是完全一致的。在今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坚决反对资本管制，因为资本管制就等于退回去了。总书记讲我们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句话要同时说。在外汇管理上，实际上就是既不能走放任危机的邪路，也不能走资本管制的老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外汇市场建设的根本立足点。

（五）小结

一是经济基本面稳定是管理开放风险的定海神针。开放和创新是活力之源，它可以带来直接融资，更广泛是资源配置。但是，开放会带来各种风险冲击和传染。不过，我们必须明白，要素配置调整是实体经济结构优化的一个基本手段，基本面要有竞争力，必须经历要素配置优化。只有基本面稳健持续健康，外汇市场必然能经受风险冲击。

二是监管重在规则和技术。我们仍然需要优化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规则，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管得住、服务到位，才能放得开；要大力推进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才能确保不存在监管漏洞和真实做到消费者保护。在技术层面保障识别准确性、工具适用性和成本可控性。

三是平衡货币政策总量性与结构性。由于信息技术使用越来越精准，所以货币政策结构性的做法会越来越多，定向性措施会越来越细。我们永远需要明白一点，任何结构性做法都可能因“厚此薄彼”而导致道德风险，结构要优化，但通过总量调节所形成的资源配置或许更具竞争上的公平性，也更加有助于形成有竞争力的经济基本面，毕竟，基本面仍然是绝对金融波动的主要主因。因此，不能太迷信监管，也不必太担心外部冲击，关键是我们是否具有一个足够有竞争力的经济基础。

最后，一切系统性风险都会体现为在外汇市场上的货币稳定性，也就是汇率危机。

结语

我今天实际讲了三个关键词——“开放、金融、货币”。

第一，在经济学意义上，开放，意味着资源配置范围扩大和可选方式的增加，但同时也意味着复杂性上升和风险管控难度加大。第二，金融的本质是资源配置，在开放条件下的金融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选择，是对技术和生产方式的预期及其决策行为。简单说，某种技术、生产方式和市场发展前景看好，则意味着有竞争力和吸引力，所以才具有融资价值。跨境资本流动的本质含义就是从金融要素供给侧形成激励和压力——只有不断提升技术结构、优化产出结构，才能获得可持续的融资亲睐。第三，开放条件下的货币具有内生性。货币的稳定性是结果，尽管我们可以作出稳定货币的努力。货币稳定性由两个标志性价格指标体现——就是对内体现为利率，对外体现为汇率。尽管在学术上，利率和汇率都被作为可以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但在实践中，利率与汇率往往是货币市场供求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此，我的确承认货币的价格具有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作用。一个经济体的利率、汇率变化及其均衡水平，在开放条件下，实际上意味着整个世界对该经济体成长性和竞争力的衡量。你有成长性、你有竞争力，全世界愿意持有的货币以及以该货币标值的资产，则汇率和利率一定是稳定的。从根本上讲，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往往是对基本面的怀疑。

最后用一句话做一个总结，今天讲了这么多就是一个概念，开放条件下我们有无限创新的可能，范围更大，思考的复杂性更高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经济基本面决定金融，金融供求决定货币的两个价格，因此，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金融必须依托实体，货币必须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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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学术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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