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刚：坚持以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经济金融活动总有着与其对应的风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金融风险列入2018-2020的三年攻坚战首位，凸显了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三年多来，金融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拳出击整治P2P等互联网金融平台。2016年4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对工作目标、工作原则、重点整治问题和工作要求等做出明确规定，由此，拉开了整治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序幕。2017年以后，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多个整治互联网金融的重磅文件，着力打击利用互联网金融的违法违规行为。2018年整治P2P进入攻坚阶段，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处置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到2020年底，在没有引致大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动荡的条件下，妥善处置了1万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平台资金2万多亿元、涉及资金供给者数千万人，消解了由P2P等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带来的金融风险隐患。

第二，着力规范资产管理市场。2010年以后，我国资产管理市场快速发展，但泥沙俱下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规范现象，给经济金融运行和相关各方带来严重的金融风险。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出台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在资产管理中存在这“业务发展不规范、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从业务原则、业务内容、业务方式、业务资格等多方面规范了金融机构展开资产管理业务的行为，纠正了通过多层嵌套展开资产管理的行为，打击了非金融机构变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行为。到2020年底，资产管理市场的规范化首战告捷，消解了众多由多层嵌套等埋下的风险爆点，抑制非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盲目扩张的势头，市场总规模基本稳定。

第三，稳妥处置问题银行风险。通过接管、收购与承接、在线修复等多种处置方式，稳妥化解问题银行风险。2019年5月24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等部门组建的接管组对包商银行实施接管，此后相继对恒丰银行、锦州银行、哈尔滨银行等实施在线修复，平稳化解了中小银行机构。

第四，平稳处置债券违约事件。2018年以后，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信用债违约逐年大幅增长。2020年违约债券217只、违约金额达到2315.73亿元，不仅严重影响了债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而且给持债人的经营运作带来严重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在进一步强化债券监管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效压实发债企业主体责任和相关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强化统筹协调，较好地化解了由债券违约产生的种种风险，维护了债券市场的运行稳定。

第五，加大处置不良贷款的力度。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过程中，一些前期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将浮出水面，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了处置不良贷款的力度，2019年和2020年核销了2.3万亿元的贷款，既给相关实体企业减轻了债务负担，也消解了这些不良贷款留下的风险隐患。

第六，支持抗疫复产。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袭我国，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严重冲击，也给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带来严重风险。在抗疫复产过程中，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金融系统积极响应，在加大货币投放、保障流动性充裕的同时，通过贷款展期、降低利率、延期付息、加大贷款力度等缓解实体经济的抗疫复产风险压力，给实体经济部门让利1.5万亿元。在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的过程中，保住了金融的根基，为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创造了新的条件。

我国经济已处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时期，动能转换、结构优化、提质增效等与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等变化相互交织叠加，同时，疫情冲击、国际态势多变（尤其是美国挑起的国际冲突）、国际产业链修复、核心技术短板等也将影响到经济金融运行的走向。在这些背景下，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面临的风险都有可能增大增多增频。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小微企业货款被拖欠引致的金融风险。产品（或劳务，下同）销售后的货款及时回流是保障实体企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2006年以来，中小微企业提供给大型企业（和在建工程项目，下同）的货款屡屡被拖欠，严重影响了它们生产经营活动，成为阻碍实体企业微循环畅通中的一个顽疾，也严重影响着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的政策落实。为了保障中小微企业的再生产循环，有关部门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贷款力度，以抵消货款拖欠造成的负面影响，由此，被拖欠货款数额实际上转移到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引致对应的金融风险。2020年在应对新冠病毒突袭和复工复产过程中，银行体系新增贷款195600.83亿元（创了历史新高），其中相当一部分新增贷款的用途在于打通货款拖欠的堵点。这种情形持续扩展，将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带来愈加严重的负担和风险。

第二，实体企业资产利润率降低。2013年以后，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减税、减费和减息的政策，累计每年为实体企业减负高达8万亿元以上，但实体企业经营运作中的资产利润率不仅没有明显提高反而呈现降低走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利润率，2017年为6.67%,2019年降低到5.45%，2020年进一步降低。利润是实体企业抵御经营风险的第一道风险，资产利润率持续降低意味着实体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化；实体企业又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主体，利润是它们扩大再生产的重要资金来源，资产利润率持续降低将严重影响它们经营运作的可持续性。实体企业资产利润率持续走低，加大了债市、股市的风险，也意味着它们还本付息的能力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偿付风险增大。

第三，关键性核心技术攻关投资中的一哄而上。实现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既事关实体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事关国内国际大循环、我国在全球的话语权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因此，极为重要。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不重视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内在规律和时间进程，急于求成，以工程建设或运动的方式，一哄而上地集中向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投资。据不完全统计，仅芯片研发一项，全国各地政府提出投资就已达数千亿元之多。2020年新设“量子企业”多达2100多家。如此巨额的资金一部分来自地方财政和社会主体，大部分将来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旦投资达不到预期效果，相当多的资金就将形成不良资产，由此，给对应的金融机构（乃至金融市场）带来突发性风险。

第四，偿债资金压力滚动式加大。2020年底，企业债券余额27.55 万亿元，政府债券余额46.05万亿元。随着债券余额的增加，每年（乃至每月）需要还本付息的债券数额也在增加，由此，对资金的需求持续扩大。2021年3月和4月企业债券的偿付数额将达到2万亿元左右，一旦资金根不上，违约率就将上升，债券市场将面临新一轮的违约风险冲击。

第五，上市造假风险加重。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投资等方面的造假是引致A股市场屡屡暴雷的一个主要成因。实行注册制本应通过强化信息披露机制，抑制此类造假行为，保障股市的健康发展。但一些拟上市公司与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联手，加大了信息、财务及相关资料的弄虚作假程度。2021年2月2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将对拟上市企业中抽查的20家进行现场检查，但第二天，这20家中有16家立马暂停了 IPO申请，另外4家企业则直接终止上市申请。卷入这20家拟上市企业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不乏行业排位的前5机构。这凸显了作为股市基础的新上市公司质量状况。

第六，资本无序扩张还在延续。资本是信用制度的基石，也是防范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长期来，我国一些企业在注册资本和运营资本上弄虚作假，出现了虚假注册、重复使用资本、交叉使用资本、抽逃注册资本、股权叠加质押等一系列不规范（甚至违法）的操作。各种眼花缭乱的资本无序扩张，既严重地冲击着市场经济的信用机制，也套取了巨额的信贷资金，留下严重的金融风险隐患。在防控疫情过程中，此类金融风险有的已经显现、有的正在显现，它们都将给2021年的风险防控带来新的变数。

第七，一些地方政府财力紧张。长期来，地方政府的财力与承担的事务不匹配是我国财政体制中一个突出矛盾。2020年以后，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和保就业保复产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倾囊而出，已陷入入不敷出的赤字境地。面对“十四五”的发展和“六保”重任、大量的民生工程建设、偿付前几年大量发债的本息等资金刚性支出，它们只得通过各种路径向直接可控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强借资金或挪用其他资金，将财政风险转向银行体系。

第八，银行体系化解金融风险的实力减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和防范风险的中坚力量，也是经济金融运行所需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多年来，它们在化解金融风险中核销的不良贷款高达5.29万亿元。但眼下，它们化解金融风险的实力已明显减弱。2020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1.96%、存贷比达到75.46%、流动性覆盖率降低到138.67%、资产利润率降低到0.77%。2020年以贷款展期、无还本续贷、低息贷款等引致的风险将在2021年以后逐渐显现，将进一步削弱商业银行化解风险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