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一带一路”与跨境投资

以下为演讲实录整理：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题目为《“一带一路”与跨境投资》。 首先来讲背景。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或者倡议，具有重要的背景，借用狄更斯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一方面有科学的巨大进步，大家知道AI的进步是非常快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跟计算机下围棋，随便就能战胜计算机，现在计算机战胜人类易如反掌，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进步，人类理性和科学的巨大进步。 与此同时，大家看到了，反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其实我一直说，英国脱欧实际上是一种对全球化的修正。以前我曾说，全球化可以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因为此前的全球化的过程过于简单粗暴，最后它一定是会有修正的。 我们也看到人类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说文明的冲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东难民迁徙的路线和一千年以前十字军东征的路线是一样的，只是方向不一样而已，所以我想这是人类依然面临的挑战。在人类基本生存问题上，不同文明的妥协、相互的合作和信任的建立，依然是囚徒两难。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太大的进步。 中美贸易争端，把它称为贸易战可能略显夸张，但是争端也确实是超出了我们大家的想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全方位的接近美国，或者说在很多方面追赶美国，连金融中心都很相似。中美两国纬度差不多、面积差不多，但是我们人口比它多一些，今天中国经济的总量是美国的60%左右，两个民族还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比较有创业精神，都比较开放。 大家经常拿中美贸易争端跟日本和美国80年代的事情去比，实际上没有太大可比性。因为日本看似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但实际上日本在60、70年代的发展模式就有很多问题，后来走到大企业病，大的财团和企业捆绑发展的模式，反映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加上此前美国人是扶持日本来抗衡中国和苏联的，有点拔苗助长，所以日美贸易摩擦、广场协议等等，对日本也有一些压力。后来，日本经济出了很多问题，根本主要还是在日本经济自身。 而中国的发展是中国选择改革开放，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所以我把中国的增长称为有机成长，英文叫organic growth，这种增长是在每个角落的。因为我们中美制造业基金是跟高盛合作的，所以今年四月我们把高盛纽约的投资团队请到中国，带他们到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经济区分别参观。他们走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你们高盛在美国神通广大，所以希望你们回去能够传递一个信息。你们已经看到，中国从省长到县长，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从传统企业到新兴产业，每个人都在忙碌，所以中国的增长在每个角落，是非常真实的。如果中美能够好好合作的话，我相信对中国的发展是好事，对美国的发展肯定也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如果中美关系不好，我相信中国还是会发展，还是会崛起的，同时美国承担的成本很高。所以大家还是要寻求共赢。 中美关系简单概括就是三个维度，短期、中期和长期，以及三个层面的博弈：贸易纷争、技术竞争、大国全方位的博弈。什么是比较理想的中美关系的前景，或者说一个比较良性的中美关系状态。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参加一个论坛，有人问中美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我说最理想状态可能是一种竞争+合作，但是这个竞争是建设性的竞争关系，而不是破坏性的，或者说是良性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是那种让彼此能够更好的竞争而不是更坏的竞争。在这种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倡议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双方合作还会产生新的增量，所以可以是双赢。 中美贸易争端之后，也迫使我们去做一些思考，怎么才能更好地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包括发达国家中的欧洲和日本，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当然，很多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还有一个培育过程，怎么才能更好地培育市场能力和加快发展速度？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投资工作或者金融改革也好，本质上还是要服务于中国社会的需求。 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让中国的马拉松比赛一夜红遍中国。所以中国人跑步救活了一个日本跑步鞋企业。当13亿中国消费者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对世界来说是非常震撼的。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现在在很多地方，需求水平已经国际接轨，而供给水平还约等于第三世界。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非就两条路，一条是自我升级，一条是拿来主义。 中兴通讯这次作为一个窗口，放大了我们科技落后的缺点。全球的知识产权市场，美国的份额一直在下降至40%，欧洲占40%，日本占15%，中国在世界的市场份额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1%，或者至多2%。当然，我们也在迅速进步，中国科研投入在全球占比已经超过了20%，仅次于美国，当然从投入到最后产出还有一定的距离。 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瞄准了共赢的概念。我们跟对美国来说相对传统但对中国来说依然有先进性的产业来合作。一方面能够帮助美国解决大量的蓝领工人就业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消费升级，尤其美国一旦解决就业问题，企业就能生存下来，将来寻求降低成本，就会有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对于我们而言，也就实现了产能升级。所以应该是标准的双赢。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天中国家喻户晓的企业——史密斯热水器，在美国它是个乡镇企业，来到中国以后，在16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2%，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最后进入的美国标普500强，对美国业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同时，美国中西部有很多产业也在升级，跟中国合作共同能够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产业取得了非常快的进步，包括互联网产业、共享经济等。不是说哪些产业重要哪些不重要，但一个国家，如果你的螺母做不好，阀门也做不好。制造业基础不是特别坚固的话，那么产业升级基础是不牢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和发达国家的合作。 配合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的推出，我们今年4月份搞了一个中美产业峰会，放在芝加哥，为什么放在芝加哥？是因为它代表着广大的蓝领工人和美国的基本群众。我们本来计划中美两边请150个CEO参加，但是最后来了384个人。2018年4月18号，中美关系基本上到了冰点，美国人说正在跟中国人磋商了，中国人说我没跟你磋商，大家话就接不下去了。这次峰会，其实是在半年以前策划的，只是没想到中美关系后来到了那么一个糟糕的状态，但是峰会最后还是成功举办了。在中美关系接近冰点的时候，两个共和党最年轻的州长，为了争取中国人的投资和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机会，在台上打擂台，这说明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有着它非常稳固的基础，或者说是不可阻挡的。 我们可以从中美制造业基金和芝加哥峰会的经验出发，找到了一个“双边基金+产业峰会”的模式，继续往外拓展。组建双边基金的原则，首先是双方共同出资，利益捆绑；其次是要找对方国家最强大的机构合作，强强联合；第三是一定要实现产业的互补；第四是一定要能够利益共享，或者形成双赢。 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模式拓展到新兴国家，就是“一带一路”国家。如果只是在企业界可能是孤军奋战，还要通过这个平台把金融界和企业界联系在一起。我们作为中国的财富基金，财务回报还算不错，但更加重要的工作是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这包括搭建投资的公开平台，而这和我们做投资工作并不矛盾，而是互补甚至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这个公开平台也使得我们增加了比较优势，使得我们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通过这个模式，可以优化中国的对外投资，既把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结合在一起，系统性地学习先进技术和产业，也能把先进的产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合作，同时培育他们的市场，让他们获得增长。这个平台鼓励所有的企业、基金以及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参与。国有企业也好，主权财富基金也好，应该有两个职能，一个是商业运作，另一个是公共服务。事实上没有公共服务的职能，就没有资格获得垄断的地位、特殊的牌照、经营权，两个职能一定是互相补充的，但绝不是互相矛盾的。事实上，一个国有企业，或者像中投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如果不能很好地履行公共职能，就难以做好投资。 简单概括一下中投在发展模式方面进行的探索。这边的两个板块，一是公开市场投资，另一是另类投资，当然这两个部分都分别要不断改进，我们也提出了很多改进方法，因为我们在十年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往前发展。依托于双边基金推动直接投资和加强平台生态的建设，借此推动各国产业与中国经济结合，是我们探索出来的只有中投或者中国能做的。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做？因为我们守着一个正在崛起的母国经济，而这是全球其他主权财富基金都没有的独特优势。 最后，我们在推动对外投资过程中，一定要依托于中国的增长，中国的人均GDP过去30年中增长了178倍，但是人均的储蓄增长了1619倍。中国的社会零售总额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今天跟美国齐平，一旦齐平以后它会以两到三倍的速度增加。一个美国人在中国转了一圈，说中国最大的奇迹就是13亿消费者，印度虽然有14亿，但是消费能力还远不如中国。我们还知道，中国的增长背后除了有巨大的人口和巨大的财富的增加，还有就是每个中国人都是创业者，他们的勤劳致富精神和竞争意识，是中国经济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 “一带一路”国家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成功案例，是中建材在阿塞拜疆建立了中亚最大的水泥厂，一举解决了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水泥供给问题，非常成功，也是标准的我们优势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结合的例子。与发达国家结合的经典案例是德国的普瑞公司，生产先进的汽车自动驾驶系统，中国宁波的均胜电子把它收购了，因为扩展到了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德国的厂房扩容了三次，巴伐利亚人民奔走相告，感谢中国人。我们出去海外投资，如果不能够依托中国13亿消费者让世界受益的话，那就是个问题，所以对外投资一定要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这样中国的崛起才真正可持续。 我们大家经常见到的情形，北京的雾霾，最近真的已经好了很多，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欣慰。2015年的北京与1965年的纽约，没什么太大差别，好像那时候它比我们还糟糕一点。所以中国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有它的时代性和时代特征，这跟我们社会发展阶段是高度相关的，所以我们理解中国问题的时候，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一定要有良好的社会方位感，同时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方位感。 通过过去一百年间美国产业的演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产业演进过程的对比，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5年，从农业主导走向工业主导，现在服务业逐步兴起，超过了50%，和美国过去100年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所以我们是按照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比较快速地往前走和追赶，但是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甚至依旧落后。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包括搭建投资公开平台等，可以使得对外投入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同时能够连接中国与世界，让中国的发展使世界受惠，能够使中国的崛起真正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