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希文：米莱的 “极限休克疗法”

2023年米莱上台前，阿根廷经济陷入2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自2023年二季度起，阿根廷经济连续出现了3个季度的收缩，致使2023全年GDP下降2.9%。与此同时，恶性通货膨胀持续，2023年全年高达211%。由于针对大选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2023年，阿根廷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到GDP的3%。恶劣的气候导致阿根廷农业出口下降，但2023年下半年的经济刺激政策维持了较高的进口水平，结果贸易赤字增加，同时，与进口商品和劳务相关的债务激增，其余额从2017年至2021年平均每年293亿美元猛增到2023年的584亿美元。随着外汇流入的枯竭，阿根廷公共债务增加，国际外汇储备降至负的101亿美元。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使实际工资下降，阿根廷的贫困人口比例再次回到40%的高点。

米莱上台前，阿根廷经济已饱受延续了百年之久的衰落。尽管人们通常将阿根廷1930年军事政变首脑尤里布鲁上台算作阿根廷衰落的起点，实际上，1916年首次民主当选的伊利高彦总统，在当选后采取的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就已经奠定了阿根廷长期衰退的基础。而在这之前，阿根廷一度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从1860年到1930年，阿根廷进入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凭借丰富的自然禀赋和广袤的土地，阿根廷迎来了自欧洲的移民大潮，加之死亡率的下降，阿根廷人口迅速增加，一举达到1880年的5倍。同时，得益于稳定的政治环境，自由的贸易政策，对外资的充分开放以及义务教育，阿根廷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从1880年到1920年间增加了14倍。1908年，阿根廷一跃成为世界第7大经济体。从1862年到1920年，阿根廷人均GDP从占世界发达国家的67%上升到与发达国家完全持平。可以说，阿根廷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从伊利高彦总统上任之后，阿根廷就开始了漫长的衰退过程。虽然直到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的经济才出现明显衰退，但其长期在国家制度建设上的步履维艰，消耗了阿根廷的国力，抑制了民众的原创力，使阿根廷慢慢走上了经济衰退的不归路。从19世纪20年代首次发生货币危机后，此类危机就一直困扰着阿根廷经济。在差不多200年的历史中，阿根廷大大小小的货币危机不下几十次，其发生之频繁、危机之深刻在全球无出其二。每次货币危机爆发，阿根廷比索就大幅贬值，通货膨胀高企，金融危机出现，对内对外债务大面积违约。阿根廷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一个更加动荡的时期。1976年通胀飙升到444%，1985年更高达672%。1981—1991年的10年间，比索平均每年贬值率为60%以上。频发且深重的货币危机给阿根廷人民带来无尽的苦难，1975—1985年的10年间，阿根廷人均收入年均收缩达1.7%。

但阿根廷所有的货币危机在2001—2002年的那场危机面前显得“黯然失色”。2001年12月在德拉鲁阿总统因政治危机辞职后的数周，阿根廷爆发了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货币危机。十多年来一直以1：1比例盯住美元的比索，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贬值了2/3。在随后的短短4周里，阿根廷更换了5任总统，对阿根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阿根廷的贫困人口从1994年的12%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40%。进入21世纪后，阿根廷经济仍没有摆脱衰败的局面。2000年，阿根廷人均GDP是美国的20%；到2022年，则进一步下降到美国的17.8%。

痛定思痛，对于阿根廷百年来的教训，阿根廷的政治家们、学界以及国际机构进行了不间断的探讨和激烈的争论。21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阿根廷多年来的经济恶果是推行基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结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人认识到，阿根廷之所以长久无法摆脱经济困境，恰恰是长期以来政治家们推行不可持续的高额财政赤字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在生产率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提高公共部门的工资水平，扩大社会福利，进行不切实际的收入再分配。换句话说，在脆弱的政治制度下，以及在充满繁文缛节低效的行政环境下，阿根廷始终没有建立起强大的私权保护制度，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私人企业在动荡的环境下不具备稳定的经营环境，在关键部门，一旦做大则面临反复被国有化的危险。政府为维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常常实施危害经济的税收政策。例如，2007—2015年执政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总统任期内，政府越来越多地依靠出口税为不断扩张的公共部门提供资金，严重打击了阿根廷农业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

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的数十年是阿根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庇隆本人及其奉行庇隆主义的总统们，主张不顾后果的社会福利和对劳工更为有利的经济政策。庇隆主义者缺乏财政纪律，对经济学原理持漠视的态度。他们坚持超大的财政赤字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反而会降低通货膨胀。但结果是货币危机频发，恶性通胀横行。庇隆主义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机构不过是执行“华盛顿共识”的工具。他们普遍对跨国公司和外资持负面与怀疑态度，认为是造成阿根廷社会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庇隆主义的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把阿根廷从经济的困境下解脱出来；相反，在其治下，阿根廷财政失衡、通胀严重、货币危机频发。加之阿根廷长久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企业日益缺乏国际竞争力，进口替代的产品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无法与国际产品竞争。

1976年3月，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庇隆夫人的政权。受当时智利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阿根廷开启了自由化进程，试图通过建立自由竞争打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军人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削减财政赤字、平衡国际收支、适度货币贬值、降低进口关税和开放国内市场。改革还涉及减少工业补贴，实行金融自由化等。但这次改革并不彻底，没有触及完善私有化保护，很快阿根廷再次发生经济和货币危机，改革就此失败。1989年，梅内姆踩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危机的脚步上台。虽然他以庇隆正义党的身份当选，但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导致梅内姆转而支持“华盛顿共识”。在其当政的10年间，特别是第一任期间，梅内姆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金融改革、税收制度改革、银行监管改革和支付体系改革等。梅内姆的改革措施在最初的几年里获得了明显的成效，阿根廷经济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这一时期，阿根廷通货膨胀降到个位数字，利率水平降低，资本外逃停止，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从1991年到1999年，阿根廷GDP平均增长4.7%，出口增长9.2%。然而，梅内姆任职期间丑闻不断，有关其贪污腐化的调查严重削弱了他执政的有效性。特别是第二个任期，梅内姆的许多改革措施要么半途而废，要么彻底搁浅。1998年，因僵化的汇率体系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2001—2002年的货币危机，再次宣告阿根廷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

在阿根廷经济几乎无药可施的情况下，“休克疗法”相当于对经济做大手术。这要求在短期内，迅速纠正经济中由来已久的重大扭曲，让经济活力瞬间释放出来，从而改善供需失衡，抑制通货膨胀。由于积重难返，“休克疗法”往往异常痛苦，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巨大震荡，弄不好原本商品短缺的局面会进一步恶化。在设计上，“休克疗法”必须考虑现行政治制度的制约，同时领导者必须具备钢铁般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能力。以往的实验证明，外部环境对一国“休克疗法”能否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米莱上台后的措施并没有他在竞选中说的那样激进。例如，他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取消阿根廷的中央银行，也没有立即实行阿根廷经济的美元化。米莱非常清楚，他必须在现有政治框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改革。他所代表的自由党，在下院只占有14.4%的席位，在上院更少，只有11.1%的席位。这意味着，米莱的任何重大措施，都必须与较他更为温和的右翼前总统马克里派系联手，必要时还要争取其他政党的支持。

眼下，米莱政府需要梳理清楚政策的优先滞后顺序。现在看，减少财政赤字、消除汇率扭曲、稳定比索汇率、增加出口、吸引外资流入、恢复阿根廷外储恐怕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这样，阿根廷才能减少为弥补赤字滥发货币，同时，货币发行才会有坚实的锚定，恶性通胀也才可能消除。要想恢复货币发行纪律，不可避免地要增加基础货币包括外储。但由于阿根廷历史上对外债屡屡违约，短期内，通过私人外资流入提升外储并非易事，但争取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增贷款几乎成了更现实的选项。考虑到阿根廷已经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30亿美元的债务，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向坚持的所谓贷款条件设定（conditionality），这样，迅速实行比索贬值、平衡财政就成了米莱政府优先考虑的措施。在米莱上台后大刀阔斧削减政府开支的措施下，不久前，阿根廷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2024年1月，阿根廷实现了米莱上台后的首度财政盈余，盈余总额达5184亿比索。

然而，米莱的雷霆措施也触及了不少人的利益。在米莱上任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阿根廷的抗议活动已是此起彼伏。不过，阿根廷2024年农业出口预计将得到恢复，从而为阿根廷增加急需的外汇；但经济收缩可能超过2023年，达到负的4%。米莱政府认为，2024年上半年情况将进一步恶化，通胀预计会达到250%以上，之后整个经济会逐渐好转。没有人能预测米莱能否最终取得成功。从历史上看，“休克疗法”的成效可谓褒贬参半。

米莱的“休克疗法”是在阿根廷100年来从辉煌走向黯然失色中推出的。它背负了阿根廷一代又一代人的痛苦、挣扎和无尽的挫折感；与此同时，它也承载了这片广袤土地上无数人的期许和盼望。对米莱来说，“休克疗法”不仅要拯救眼下的经济困境，还要建立起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让阿根廷重回长期增长的路径。对整个拉美来说，米莱的“休克疗法”还有更深层的意义。长期以来，拉美的政策强调收入分配，造成国力不支、经济增长低迷，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使拉美始终无法根本上摆脱发展停滞的局面。也正是这个原因，人们对米莱的实验充满了好奇，甚至寄予厚望。

米莱改革能否成功，将受制于两个因素：阿根廷现行制度赋予米莱改革政策的空间，以及阿根廷选民对“休克疗法”短期带来的阵痛的容忍程度。无疑，国际社会对阿根廷在资金和贸易上的支持同样至关重要，否则恶性通胀和货币贬值将难以扭转。就前者来说，米莱政府必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争取最大的同盟力量；就后者而言，米莱政府则必须应对因短期阵痛带来的社会动荡和选民的反噬。2023年12月27日，米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内容广泛的综合议案，要求允许他在两年内根据议案赋予的权力（decree）执政；其中，该议案包括修改阿根廷的选举法以及允许米莱政府对扰乱交通和破坏公物的人实施长达6个月的监禁。对阿根廷来说，米莱的“休克疗法”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可能的重生；对拉美和世界来说，则是人类在反复失败中对制度的一次重大选择。无论如何，留给阿根廷乃至整个拉美的时间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米莱的实验是名副其实的“极限休克疗法”。

（作者为某拉美基金原高管。作者感谢王璐、谢生健、袁先智、张海云及王利剑等对文章的反馈）

来源｜《当代金融家》

版面编辑｜汪天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