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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中美货币政策趋同对中国经济有利
时间:2019年04月19日 作者：Lian Ping
导读：
而美国在2015年年底开始加息，2016~2018年连续3年一共加息9次，与此同时逐步退出QE（量化宽松）。很明显，美国货币政策是朝着收紧方向走的。经过9次加息之后，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反危机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0~0.25%，上升到了2.25%~2.5%区间，即到了美联储目标利率区间的下端。
可见，2015年以来两国货币政策是明显分化的。这种分化对中国经济和货币政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中国的货币当局一直是在努力平衡这种分化所带来的影响。
但自2018年底以来，中美货币政策却呈现出了一种趋同的态势。从中国来看，2018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尤其是负外部性骤然上升，前期金融紧缩的叠加效应显现出负面影响；投资和消费增速都在不同程度地下降，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持续低迷，金融领域中的风险时隐时现，货币政策虽保持稳健基调，但依然向偏松方向进行调整。
美国的货币政策在2018年底之前是向紧的方向调整，但2019年初开始鸽派的政策占了上风。事实上，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运行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不断创出新高，资本市场持续大幅度调整，私人消费步伐也在放缓，投资以及持续表现不错的就业也出现了阶段性的走弱，经济增长速度从2018年二季度的高位明显回落。
对于2019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些国际知名金融机构预测，认为可能难以达到2%。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政策发生了方向性变化，2019年初停止了加息，而且似有暗示，全年都不可能再加息。可以说，这一轮美联储加息周期基本上到了尾声。随着经济状况的走弱，美国国内要求降息的声音开始出现。
2020年美国要进行大选，经济运行状况如何对于现任总统特朗普来说非常重要。而2020年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必要保持在6%~6.5%的区间。因此从总体上看，目前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趋同的态势在2020年可能还会延续。
从某种意义上看，我国利率有了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但国内利率水平已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中美利差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空间并不太大。而利率水平的稳定尤其是美国利率水平的下降，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和境内融资成本的下降会有推动作用。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也有助于降低大中型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财务成本。而此时中国为减轻企业经营压力，正在大力实施减税降费，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无疑有助于实现相关政策目标。
就资本流动来说，2015年底以来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带来很大压力。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美国2015年底加息之后资本快速流出，货币出现持续大幅贬值，经济遂陷入了困境。阿根廷即是典型的例子，在美联储2015年启动加息之后其货币汇率遭受重创，资本大举出逃，通胀肆虐，经济负增长；在2019年美国加息累积效应显现时，其经济再次陷入困境。
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在美联储实施加息的背景下，我国资本流出步伐明显加快，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逆差，外汇储备减少了约7000亿美元，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形成联动带来风险急剧上升，对此市场应该记忆犹新。2018年美联储加息节奏明显加快，尤其是下半年以来，中美利差显著收窄，我国资本流出压力再度加大。2018年6~12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累计达502亿美元，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累计达793亿美元，外汇占款累计减少2561亿元。目前美联储不再进一步加息，利率水平趋于相对稳定，这方面压力将相对减轻，尤其是对于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会明显减弱。当然中国的长期资本流动可能受此影响不会太大，而受到投资成本、资产收益率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较多。中国境内的资产收益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会影响到国际收支中的资本流动包括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等各方面。总的来说，美联储加息周期结束有助于减轻我国资本外流的压力。
中美货币政策趋同对人民币汇率也是有利的。2015~2016年，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人民币经历了一个持续明显的贬值过程，幅度最大时达到约13%；2018年，美联储加快加息步伐，人民币又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贬值阶段，幅度最大时曾达到约11%。应该看到，从时间长度来看，这两段时间贬值的幅度都不小。这两个阶段的人民币贬值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和国际收支顺差减少的影响，但美元升值和美联储加息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目前美联储加息已至尾声，美国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同时又伴随贸易逆差创出新高，美元已失去了进一步走强的基础，未来在波动中偏弱的可能性较大，相应的人民币贬值压力就会减轻。
尽管如此，不能因此就认为人民币有可能出现很明显的升值，未来人民币汇率变化仍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出现持续单边走势的可能性不大。目前，中国经济仍有下行压力；国际收支可能在2019年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是经常项下顺差会大幅度收缩，甚至可能会出现逆差；货币政策总的来说是稳健偏松，利率水平稳中趋降；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都不会支持人民币明显走强。
在中美货币政策趋同的环境下，在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的状况不是持续的升值或者是持续的贬值，明显的单边趋势在未来一个阶段恐怕难以出现；较有可能出现的是阶段性升值或贬值的走势，即所谓双向振荡，区间可能是在1：6~1：7，中轴有可能是在1：6.5上下。这意味着，一个阶段以来人民币所承受的较为明显的贬值压力毫无疑问减轻了。市场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不必再担忧人民币会破七，但对于阶段性一定幅度的升值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进一步抬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则无疑会对我国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带来掣肘。但目前美联储加息已告尾声，中美货币政策趋同给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灵活调整提供了空间。
当然，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大中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从2014年的20%降至目前的13.5%，中小型商业银行则由2014年的18%降至目前的11.5%。市场上流动性已经达到了合理充裕的目标状态，货币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市场利率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而资本流动相对平衡格局下，外汇占款基本稳定。
总体上看，货币政策2018年年中起在稳健基调下向偏松方向调整的目标已基本达成，存款准备金率应该没有整体性大幅下调的可能。但为了针对性地改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未来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一定程度结构性下调的可能性。如果说2018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目标是总量与结构并重，那么未来会转向以定向为主。
目前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是历史上最低水平。这种状况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持续。随着货币政策在稳健基调下继续适度偏松调节和前期政策效应的显现，未来市场利率水平还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有助于配合现在正在进行的减税降费，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事实上，降低融资成本可用的手段不少，包括结构性下调存准率，降低政策利率推动货币市场利率水平下行等，并不一定要运用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属于改革目标的政策工具。随着下半年经济增长止住下行，逐步回稳，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的需求会明显下降。
美联储停止加息对我国来说是减小了利率上行的压力。如果美联储在2019年开始降息，则对我国更为有利，我国利率水平下降的空间会相应拓展。
除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工具外，中国货币当局还可以运用货币市场的系列政策工具来进行针对性的调整。所谓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合并实质是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是由货币市场来决定，而货币政策传导将通过政策利率影响货币市场，进而通过金融机构作用到整个经济体，而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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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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