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文：金融政策协同性助力经济恢复

时间:2020年08月04日　作者：Zhao Changwen　

导读：

1 正确处理深化金融改革与金融政策的关系虽然当前面临各种内外部约束条件，但是还是要正确的处理好深化金融改革与金融政策关系的问题。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和国内发展的困难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疫情的冲击，以及

正确处理深化金融改革与金融政策的关系

虽然当前面临各种内外部约束条件，但是还是要正确的处理好深化金融改革与金融政策关系的问题。

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和国内发展的困难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疫情的冲击，以及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带来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给我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增加了新的变数。这些变数带来的影响自然是很大的。今年上半年全球供给和需求都出现了新的问题，未来一个时期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也会带来更加中长期的影响，当然，需求不足还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

对我国而言，目前的关键就是在不确定性下，如何通过国内与国际双循环进一步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对全球各类资本的吸引力、凝聚力。一句话，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既定的战略安排，坚持“做好自己的事”。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激发企业家的活力和创造性。最近中央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改革举措，特别是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非常全面地提出了未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认为。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了要发挥企业家精神。这一系列的信号都标志着通过改革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仍然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这就要求不仅仅是短期的金融政策，而且要从中长期金融环境出发把深化改革放在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深化金融改革必须是讨论宏观金融政策协同时首先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从深化金融改革的角度来说，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改善那些基础性的体制机制，如利率市场化、监管机制等。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金融让利1.5万亿，如果不通过改革只依靠短期的政策调整或多或少有一些困难。易纲行长在论坛上讲到让利的三种方式，包括降低利率、直达货币政策工具、银行减少收费。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化金融改革的办法，才能留出空间。而且，金融改革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减少实体经济的负担，而是有助于建立一个有利于实体经济降成本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促进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让我们再回到疫情。其实，疫情相当于给整个经济系统增加了一种交易费用或成本，对冲疫情的影响，就是要降低这种交易费用或补偿成本。除了短期一次性的政策之外，深化金融改革也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更加基础性、根本性的方法。通过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可以使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都能够更加良好的发展。所以，不论这个世界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不论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有多么复杂，我们该做的事还得继续做，该推进的改革还要继续向前推进。当然，还是需要分类推进的，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同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同性要从多个维度去看待。宏观政策如果没有协同，那么只会单一政策解决单一问题，同时还将带来新的问题。因此，政策既要瞄准所达成的具体目标，同时也要考虑到外溢性。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无论是着眼于当前“六稳”、“六保”还是下一个阶段的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都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同。

政策之间的协同意味着政策的正效应尽可能大，同时负效应尽可能小。因此，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政策之间的协同。一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时间序列上的协同，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解决当前问题的时候，不要给未来带来更多问题。关于货币政策在时间序列上的重点，主要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时期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统筹考虑，把稳增长、防风险统筹考虑。

当前，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主要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当前还比较短缺的新型基础设施。从短期来看，新型基础设施有利于稳增长，在增加了投资的同时，也通过基础设施的补短板来促进消费。从中长期来看，新型基础设施可以促进新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2、公共卫生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存在短板，需要财政政策着力去解决。

3、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尤其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关键技术受限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根本上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但从目前来看，也有一些方面需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

第二个协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在方向和功能上的协同。如果说货币政策更多地要着眼于解决总量问题的话，那么财政政策要致力于解决好结构问题。从应对疫情影响考虑，从短期来看，当前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改善传导机制。

下一步要明确金融政策目标

金融政策方面，下一步最主要的是明确政策目标。不能简单把金融政策的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叠加在一起。

今年上半年，生产复苏的速度快于消费复苏的速度、制造业恢复速度快于服务业恢复速度，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新情况新特点甚至新问题。同时，一些产业部门恢复的整体速度出现了边际减缓的趋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既要继续促进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同时也要防范一直以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再次发生。其实，储蓄过剩、杠杆率上升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特别是非政府部门的债务再度上升。如果将这些问题理解成短期的阶段性现象，似乎并不严重。但在这次疫情之前，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就已经是防风险、降杠杆了，结合新旧问题一起去看的话，在金融政策的目标上，全球宽货币、低利率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至少宽货币需要进一步思考。中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表述中，“灵活适度”包含了很多层面的含义。

鉴于中国遇到了和全球一样的问题，特别是提升有效需求、企业恢复生产，金融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信贷政策上。要帮助实体经济降低成本，引导资金促进生产性投资，而不是再次出现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或其他领域，导致资产价格的过快上升。只有这样，才能既促进短期经济恢复，同时也不至于影响一直以来要解决的中长期问题，包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解决社会公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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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学术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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