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江：从“路灯论”到协同发展：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沪港金融合作新逻辑

一、从“路灯论”走向“协同论”：沪港合作关系的演进逻辑

沪港关系的认知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上世纪90年代“各自发展、区域辐射”的“路灯论”出发，当时香港与上海在金融功能上各有分工，缺乏实质性的协同框架。而今天，随着国家金融战略格局的调整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推进，沪港之间已不再是各自为政的“区域中心”，而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协同平台”。

当前，沪港金融协作的核心目标，已转变为共同服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共同支撑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并共同构建服务实体经济的跨境金融枢纽。从彼此分离的功能性“灯塔”，迈向结构性互补、机制性耦合的战略协同，是大势所趋。

二、离岸金融的经验教训：发展必须立足真实需求

离岸金融的发展并非简单制度移植，而是一个高度依赖市场路径与真实需求的生态演进过程。历史上，无论是纽约在20世纪80年代设立国际银行设施试图复制欧洲离岸美元市场，还是香港在上世纪60年代错失亚洲美元中心地位的转移，均表明：离岸业务的形成与延续，必须植根于稳定且可持续的实体经济需求。

同样地，上海在20多年前曾探索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相关设计方案如“内外隔离、适度渗透”也曾广泛讨论。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实际需求支撑，最终未能落地实施。这些历史经验表明，制度设计与政策宽松固然重要，但没有清晰的“为何在此做”的逻辑，就难以形成具有黏性的金融生态。

因此，上海发展离岸金融必须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真实的经济需求在哪里？如果不能回答清楚“谁需要、为何需要、需要什么”，任何形式上的宽松或创新，最终都可能沦为空转。

三、以“走出去”为锚：上海离岸金融的功能重构

当前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方向，而金融服务体系的匹配程度，将直接影响“走出去”的质量与效率。上海作为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支点，应在此过程中发挥金融“走出去”的平台作用，构建面向全球的企业跨境服务体系。

上海发展离岸金融，应围绕以下两个关键角色定位：

走出去的金融服务平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包括离岸发债、跨境融资、风险对冲、清算结算等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

人民币回流的蓄水池：通过建设具有市场吸引力的人民币离岸产品，形成资本回流与流通的市场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岸金融不再是“政策性便利”的产物，而是“实体需求牵引”的系统工程。只有当金融服务体系真正匹配企业在全球经营中的需求，离岸平台才能从“有可能”变成“不可或缺”。

四、稳定币试点的战略意义与沪港分工

数字经济时代，稳定币成为货币体系演化的重要现象。与其将稳定币视为短期热点或技术炒作，不如将其置于全球货币生态重构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待。稳定币在本质上是现实资本的数字副本，与证券化时代的“纸制副本”相比，代表了第二次货币系统结构性跃迁。

面对这一重大趋势，沪港两地均应高度重视并主动作为。香港在稳定币立法方面已先行一步，而上海是否介入、如何介入，成为当前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稳定币的功能本质上可分为两类需求场景：

金融型需求：以投资、交易、资产配置为核心，适用于金融市场体系较为发达的地区，如香港；

产业型需求：以支付、跨境贸易、实体投资为核心，适用于与实体经济联动性强的地区，如上海。

在这一分工逻辑下，上海可聚焦于打造面向“贸易+投资”场景的人民币稳定币应用机制。例如：在出口企业中试点额度制稳定币结算机制，允许一定比例的出口创汇资金以稳定币形式留存；构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兑换网点体系，提升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可得性；结合代币化技术，在农产品、工业品、服务合同等领域推进真实资产的数字化确权与交易。

通过这些试点探索，上海可以在不完全离岸化的前提下，逐步推动人民币稳定币体系的制度性突破，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新的路径。

五、数字金融空间下的沪港协同新亮点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沪港协同发展的空间已不局限于传统金融市场，而是在数字货币、金融科技、代币化资产等新兴领域中呈现出新的战略契合。

香港可继续发挥其国际市场链接与制度创新优势，聚焦于去中心化金融（DeFi）及相关数字资产的场景搭建；而上海则应立足于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资产确权体系，围绕稳定币、代币化真实资产等构建实体导向的金融新生态。

通过这种数字空间下的协同分工，沪港将不仅共同参与全球金融规则重构，更将在未来货币竞争格局中争取更多主动权。

回顾沪港合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凡是脱离实体需求的设计，最终都难以持续；凡是回归需求本源的探索，方能开辟新路。在当前全球金融结构加速演变、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沪港必须以协同为手段，以实需为导向，共同开拓数字金融、离岸金融、稳定币机制等前沿领域，真正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与制度韧性的金融协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