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亚太部高级经济学家：疫情下亚洲地区的不平等与社会动荡风险

11月12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处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联合举办的“IMF《亚太区域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以线上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IMF亚太部高级经济学家Irina Yakadina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疫情下亚洲地区的不平等与社会动荡风险”的演讲。她谈到在疫情以前亚洲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较为严重，并且存在上升趋势，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分析，目前疫情使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劳动力市场指数的恶化已经超过了当年金融危机时期。在政策建议方面，她指出最好持续地、有目标性地采取刺激措施，减少疫情造成的影响。有必要的话，需要加强税收和转移支付方面的政策，减缓债务压力，实现中长期更加稳定的目标并减缓债务风险。

以下为会议纪要：

我代表我的团队，报告疫情下亚洲地区不平等问题的相关分析。首先，我会向大家介绍亚洲不平等问题的背景，在疫情前亚洲的不平等问题就存在上升趋势。其次，我将向大家展示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最新调查报告，详细阐述疫情的影响，讨论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动荡。最后，我将根据我们的模型及分析提供政策建议。

研究得出以下四点结论：（1）目前亚洲地区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2）疫情危机可能会加剧冲击；（3）且可能危及社会稳定性；（4）再分配政策能够避免风险的出现，同时帮助人们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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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亚洲地区的不平等趋势

在疫情以前亚洲的不平等问题已经较为严重，我们看亚洲的经济增长可知，最富有的前10%人口的收入和消费增加远大于后10%。

图1

按照性别区分，男性收入大于女性收入，且亚洲的性别收入差距为世界第二位。同时，我们发现亚洲年轻女性未受教育或工作的比例最高。此外，非正规工作的比例也达到了所有地区里面的第二位，而这些非正规经济部门从业者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受到危机影响，然而他们不易通过我们的再分配政策得到帮助。亚洲也面临机会不平等问题，比如教育机会分配不均等。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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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加深：劳动力市场分析

下面我将阐述疫情对于亚洲地区不平等问题的影响，我们有哪些劳动力调查数据，哪些地区最容易受影响等问题。我们的分析将按照行业、性别、年龄划分。我们看到目前疫情使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劳动力市场指数的恶化已经超过了当年金融危机时期。劳动的参与率大大的下降，工作小时数降低。

图3

非刚需行业和社交依赖型行业受冲击较大，比如旅游业。而采矿、制造业等受影响程度排第二。

图4

更糟的是，这些行业本来收入已经很低了，但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所以目前是雪上加霜。女性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受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图5

从教育水平看，我们发现中等教育水平或者没有受过初等教育的群体受疫情影响最大。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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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与自动化生产：被替代的工作

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从中长期来看政策是否能够实现其目标。一是疫情会更加速不平等性，二是自动化生产对人工的替代也将损害低收入人群。图7展示了机器人采用率的变化趋势，机械使用率越高，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就越大。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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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与社会动荡：何时不平等将不可容忍？

现在我们看一下疫情对社会动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说，疫情可能会使原来可以忍受的不平等，恶化为不能忍受的不平等，这时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疫情事件会引起社会动乱，我们通过月度和年度分析发现，疫情发生之后，社会动乱的风险增加了。

图8

右图展示了疫情发生五年后，社会动乱将超出样本平均7%。那么，产生动乱的机制是什么？我们看到两个可能的渠道，一是不确定性增加，二是生产总值下降。社会动乱的风险会在疫情发生一年之后大幅增加，且边际影响是非线性增长的。同时也会伴随着不平等性增加，产值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当到达某个临界点时，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将会对社会动乱造成重大影响。

图9

左图展示了不平等性对于社会动乱的影响，如果说原本收入不平等性已经比较高，疫情下它对社会动乱的影响将更大。亚洲经济体中，约三分之一基尼系数高于40，它们的社会动乱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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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恶性循环：政策与展望

现在我们聚焦政策应对。国家应对疫情的政策空间不是无限的，首先，财政的应对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

图10

大家可以看到，有的国家赤字比较低，他们可能有更多的财政空间，有更多的资源抗疫。亚洲各国原本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同，对弱势群体的保障程度和福利水平差异较大，这对于政策应对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发现有着较好社会体制的国家可以更好的应对危机，保障弱势群体，采取措施帮助弱势群体及企业。通过对37个亚洲经济体的政策分析，我们发现各国政策大多聚焦经济中脆弱的家庭和公司，比如增加失业救济、进行现金转移、税务减免、补贴等等。

图11

其中，数字化发展更先进的国家，进行了有目标的经济转移，比如柬埔寨、印度。而非正式就业占比较大的国家很难将政策作用于脆弱群体。总体来讲，我们需要做更大的努力，来保护脆弱人群，包括年轻人、妇女，非正式就业者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群体。并且，我们需要提供更多支持，保护他们的生活和生计，避免社会不平等加重。

在政策建议方面，我们运用了SIR传染病模型和宏观财政不平等模型。这个模型的构建也是我本人参与的。这个模型包括了多组疫情期间最优化财政政策的对比。

图12

在这个模型当中我们校准并模拟了不同疫情阶段和封锁程度的情景。我们发现减少社交接触的政策，不仅能够减轻疫情的经济成本，并且会大幅度降低感染数目。与无干预相比，该政策将减少三分之一的感染人数。通过保障消费者和工人的生计，扩大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不但可以使这些家庭维持生计，并且将帮助社交距离政策的施行。

对比财政方面的支持，如减税和转移支付政策，可以让人们应对当前危机，减少感染，降低死亡率，帮助我们减轻衰退的深度，使债务和GDP的变化相对平滑。根据模型分析，我们得出政策建议。考虑到当前潜在不平等程度加深的趋势和疫情的激化，我们最好持续地、有目标性地采取刺激措施，减少疫情造成的影响。有必要的话，我们需要加强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政策，减缓债务压力，实现中长期更加稳定的目标并减缓债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