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刘英：“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近日的希腊债务问题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尚未消除，而美元单一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特里芬难题”注定无解。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已超过发达国家。日前，亚投行、金砖银行、应急储备安排协定相继签署，在“一带一路”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对世界经济金融的贡献日益显著，人民币国际化已成大势所趋。 一、国际货币体系问题 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源于1976年所确立的牙买加体系。该体系建立之初即存在系统性风险和重大缺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呼声日益高涨。正如周小川所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反映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3]“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SDR、欧元及人民币国际化对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际货币体系面临三种可能的发展情景：一是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现状，无解的特里芬难题将使得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二是建立以SDR（特别提款权）为主的国际货币，但SDR为主的国际货币距实际应用还有相当距离；三是建立多元货币体系。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为中心虽然短期内不可替代，但长期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和占比的上升，一元货币体系随之改变。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全球的必然选择。当前值得关注的是多国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如何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而解决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文献综述 （一）国际货币体系文献综述 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指负责组织和监管汇率体系、国际货币及资本交易和流动的体制和机构。一是国际货币本位的选择，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资产选择；二是汇率制度的选择，各国货币间汇率安排及其与国际货币的汇率安排；三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方式、责任分配及机制对经济影响等；四是国际货币发行机制，主要指合意国际流动性的度量与提供^[4]。 1、货币国际化的条件 一国货币国际化进而达到国际货币地位通常需要具备以下条件。^[5]首先，从短期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是涉及国家经济力量的一系列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率和维护价格相对稳定的能力等。其次，从可持续性来看，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规模决定了该国在总量上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最后是决定资本市场能力的储蓄和投资结构。这其中，经济增长和相对价格稳定是衡量国际货币的重要指标。 2、货币国策与汇率武器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2005）认为货币国策的最主要武器是汇率武器，其定义是“一国通过理论汇率手段来迫使他国进行政策调整”。^[6]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呈现的一个特征是，美国通过操纵货币环境来干预其他国家政策的努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若干关键时刻，美国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的弱点，竭力迫使各国政府和央行进行政策调整，以改变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汇率武器在调整贸易失衡的国际冲突中一直扮演关键角色。另据统计从1973年到1997年间，美国对汇率干预超过1000次，其中971次针对德国马克，243次针对日元。 3、国际货币体系一元与多元之争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主要存在一元中心论和多元中心论两种观点。麦金农（2006）支持一元中心论，他认为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将会给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带来铸币税等诸多利益，而国际货币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又属于国际公共产品，国际货币体系中心货币实际上是“货币的货币”，具有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贮藏等功能^[7]。全球外汇市场的扩展会自发地选择某一经济总量较大的外汇市场的货币来发挥中心货币的作用。 美国学者艾肯格林(2008)在分析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中认为“网络外部性”是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一元的重要原因。^[8]随着一国经济实力提升，其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提高，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该国货币逐渐增多，交易成本随之降低。参与到该网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根据“网络外部性”理论最终会形成一元的国际货币体系。艾肯格林和弗兰德鲁（2008）的统计分析支持了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存在多元中心的观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镑就已与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平分秋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在英镑与美元之间以相当的比例分配其储备资产^[9]。 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国家间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实力的变迁，在单一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下产生了“一元中心”国际货币体系；而在霸权衰落或霸权更替时期，国际货币体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多元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便伴随出现。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重新确立了货币非黄金化、浮动汇率合作化的牙买加体系。该体系最大制度特征是各国可以自由选择汇率制度，且汇率可自由浮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与调节作用不足，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实际并不存在，汇率波动成为调节国际收支的主要手段。储备货币与美元脱钩使得各国国内货币供应不受体系的外在限制，供应量取决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信用基础则是靠主权国家政府支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由于其网络外部性和国际货币惯性等优势，成为一家独大的货币，因此牙买加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是“美元本位制”^[10]的货币体系。 Benjamin J. Cohen（1976）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下衡量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性、稳定性的三个指标为：流动性、调整和信心。流动性是指成员国必须承诺履行维持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国际储备货币的充分供应。调整是指保证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维持国际货币体系运行，成员国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信心源于不同种类的储备资产同时存在，成员国和市场参与者对国际货币体系有效运行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信任信心^[11]。以此衡量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发现，该体系自建立之初就存在严重内在缺陷，伴随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金融日益密切。该体系所蕴藏的系统性风险导致世界金融危机频发。 1、特里芬两难导致储备货币供应波动性较大 一般而言，储备货币发行国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因此，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12]。 对于最大的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而言，美联储的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世界需求难以一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促进美国充分就业和低通货膨胀率，进而维持美国经济稳定增长；而国际社会要求美联储稳定、可持续地提供美元。当美国货币政策与国际需求不一致时，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显著的负溢出效应。 2、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缺失加剧国际货币体系调整难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国内自主调节能力有所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弹性有所增强。但是货币发行国，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自主同国际货币秩序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导致国内经济利益与全球经济利益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更为突出，这也成为当前国际货币关系的主要困境。^[13]各国政府必须在货币稳定和经济自主中做出抉择，这造成政策协调难度加大。 在牙买加体系下，全球191个国家或地区中有56%选择钉住美元，放弃独立货币政策；只有15.7%选择自由浮动，且以发达国家为主。^[14]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实行浮动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在汇率制度自主、汇率自由浮动，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变得异常困难、无效甚至是逆效。七国集团、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搭便车行为，使得国际政策协调的集体行动变得异常困难。国际协调软弱性、过分强调汇率的单边自主以及协调机制的非制度化，将使协调从有效蜕变为逆效^[15]。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展不顺，人民币应纳入SDR货币篮子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1969年IMF创设了特别提款权（SDR）用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但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种种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能得到充分发挥，但无论如何，SDR的创设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条解决思路。 要防止特里芬难题发生，SDR的使用范围就需要大幅度拓宽，从而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SDR目前仅有4种货币，已不能适应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在符合SDRs规则的前提下补充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 SDR方案的主要优势在于国际货币由“超主权”货币充当，从根本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的困扰；主要劣势在于方案自身的缺陷使得SDR的吸引力很低，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国际社会与市场的认可^[16]。综合来看，SDR已投入使用多年，但进展极为缓慢，影响仍然很有限。在2011年G20戛纳领导人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要根据成员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实际地位来决定SDR的篮子货币组成，要求在2015年之前对SDR的一篮子货币的构成进行重新评估，允许符合标准的其他国家货币加入。但在短期内SDR很难对改良国际货币体系做出重要贡献。 目前人民币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货币，也是全球第五大交易货币，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人民币尚未完全可自由兑换，但反观历史，在SDR货币篮子创设时原来16个创始成员国的货币也并不都是可自由兑换的，所以这一标准不应是决定性的。SDR这一货币篮子也并不是全球投资者都在使用，而只是在政府间进行借贷记账的货币，客观地说，它并不需要完全可自由兑换，只要政府间相互认可即可以使用，从技术上来讲，人民币已基本具备加入SDR的条件。 目前，我国已与32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有4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人民币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自由使用。2015年6月IMF开始就人民币加入SDR的技术性问题与中方会谈。 （四）“大金融”理论的提出及次全球货币体系 “大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被低估，同时金融的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金融理论未能很好的整合^[17]。因此，要以一种更加全面系统和贴近现实的方法论来构建新的金融理论框架，强调微观和宏观层面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同时金融发展的功能定位应该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要结合自身的禀赋来建设运用于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体系。因此，可以基于对“大金融”理论和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格局新特点的研究来探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新的思路和方向。通过全面研究金融货币理论、研究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构建具有“大金融”命题三大支柱——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来推进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国际货币体系。 三、“一带一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近年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中实力和地位的不断提升，人民币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但对英镑、日元的追赶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尽管如此，人民币远远没有成为区域中心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尚无法与中国的经济体量相匹配，因此，要形成最优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与现状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坚持“三步走”战略。从使用范围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致路径是周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三个发展阶段，即人民币分别完成在我国周边地区的使用，进而发展到在亚洲等区域范围内使用，最后发展演进到全球范围内的货币。 从货币功能的发展路径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大致要经历贸易结算化、金融投资化、国际储备化三个发展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加速，主要体现在： 一是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使用规模稳步上升。2014年，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6.6万亿元，同比增长41.6%。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1866亿元，增长117.9%；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人民币8620亿元，增长92.4%。 二是人民币国际使用逐步扩大，跨境收支占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上升至23.6%。截止2014年底，与我国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和地区达189个（不含港澳台）。全球有40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已把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截至2015年5月末，人民银行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达3.2万亿元。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支持人民币成为区域计价结算货币。 总之，人民币国际合作成效显著，已成为全球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第5大支付货币、第6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明显进展，沪港通顺利推出，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更加便利，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进一步简化。中国距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近在咫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将激发更多市场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将明显加速。 （二）“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 1、“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生逢其时 希腊债务问题表明欧债危机尚未走远，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显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亟需经济增长引擎，发展问题依然严峻。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引起各国积极响应，俄罗斯、巴基斯坦、蒙古、哈萨克斯坦等都积极与“一带一路”实现对接。 近日，亚投行50个创始成员国在京签署协定，亚投行有望年底开始运营。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拿出400亿美元成立了丝路基金，丝路基金第一单投在中巴经济走廊。同时，由金砖五国组建的金砖银行已经成立，1000亿美金的应急储备安排也已签署文件，上合银联体也将与亚投行、金砖银行等一道对接“一带一路”，这些措施必将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包括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这些都离不开人民币国际化，而人民币国际化反过来又会推动“一带一路”更快更好地发展。2015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经贸合作，贸易投资建设都取得积极进展。1-5月我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达398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25.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增长14.3%；实际投入外资增长11.6%。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投资1612亿元，占比20%。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因此在贸易畅通方面要重点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同时，资金融通也将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深化“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人民币债券在国内外发行，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有利于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金融监管合作，与32个国家3.2万亿的货币互换，以及金砖国家1000亿美金的应急储备安排都有利于构筑金融安全网，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 （三）“一带一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1、“一带一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建设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既是亚太区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货币、结构及期限错配的必然结果，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合作深化和投融资领域的拓展意味着更多的人民币投资需求和更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这将不断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规模和使用范围，加快各国货币与人民币的兑换速度与频率，提高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并使人民币的使用常态化，使人民币被更多国家纳入官方储备。这必将加速“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国际金融机构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日前正式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其旨在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筹措资金，而初始互换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也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此外，今年底投入运营的亚投行将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以期促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我国还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了丝路基金，重点为“一带一路”提供投融资支持。上述“两行一金”平台与上合银联体将共同助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人民币的使用，这将巩固人民币作为区域内计价货币的重要作用，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计价和结算范围，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的价值储藏功能，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储备地位。 3、自贸区建设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以自贸区为重要抓手，旨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在建设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当中，中澳、中韩自贸区的内高开放水平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涵盖20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8个，涉及23个国家。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冰岛自贸区，以及中韩自贸区及GCEP等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经济体都处于“一带一路”上，因此，自贸区的建设将全面推动“一带一路”的人民币国际化。 上海自贸区在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外汇管理等多方面提出具体实施措施支持自贸区金融改革，以吸引国际上更多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提高人民币的离岸使用价值。2015年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相继建立，三个自贸区吸收外资聚集效应明显，各自贸区建设卓有成效，将人民币国际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四、“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将成为必然。而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除了作为计价、交易中介、支付清算、价值贮存等职能外，还需具备规避风险的风险管理功能。 “一带一路”建设将扩大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使用，借“一带一路”这辆快车的重大机遇，以石油等大宗商品贸易和期货交易计价，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及跨境电子商务等各方面为突破口，逐步建立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结算支付体系，稳步放宽跨境资本交易限制。 首先，积极推进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的报价和直接交易，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促进人民币用于沿线国家资产计价、纳入沿线国家储备货币；其次，在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过程中，通过支持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境外人民币贷款和配套援外规划等措施加大资本输出；最后，鼓励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使用人民币，鼓励银行业进行海外机构布局；提倡使用“一带一路”主要国家货币来衡量人民币汇率，用实际有效汇率判断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具体包括： 一是筑牢人民币国际化后盾，保持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巩固和提升中国经济贸易乃至政治和军事在全球的地位，加强对国际经济政治的影响力。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和保障。 二是有序推进国内金融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成熟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是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柱，稳步推进国内金融改革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保障。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包括利率、汇率市场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因此要有序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及人民币可兑换，完善资本项下的风险管理框架。通过沪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便利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三是加快全球人民币清算体系及制度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增强我国与外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合作，为全球人民币清算体系建设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与境内清算体系的衔接与防火墙建设，吸引海外金融机构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 四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防范金融风险。“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面临不确定风险，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时，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首要教训就是贸然开放资本账户容易遭受国际资本的冲击。因此要根据我国金融体系特征与防控风险能力，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质。依照规律循序渐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防范金融风险。 五是借“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将促进大规模的地区间贸易，同时将刺激大规模投资，而随着亚投行、金砖银行等组建成功和投入运作，在跨境投资、计价结算及外汇储备中将更多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这将极大地提高人民币在贸易投资领域中的使用，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的驱动力结构更加合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地位上升，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及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增长潜力增大。而人民币国际化不仅符合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逻辑，也有助于增强全球流动性，是优化国际货币体系积极而重要的力量。人民币作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一员，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从亚投行、金砖银行、应急储备机制等多边金融机构来看，中国并不因出资额最多仍坚持完全平等原则，在全球治理体系新理念、新做法中彰显出大国风范，人民币 国际化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稳步推进。 [3]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http://www.pbc.gov.cn/publish/hanglingdao/2950/2010/20100914193900497315048/20100914193900497315048.html。 [4]盛斌、张一平，《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历史与现实》、《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1 期。 [5]韩宝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政治和经济前提》、《中国金融》、2009年第6期。 [6]C. Randall Henning，Exchange-Rate Weapon and Macroeconom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edited by David M. Andrews. [7]McKinnon，R．(2006)：The Modem Dollar Standard 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the World Economy，10，9． [8]Eichengreen，B．and M．Flandreau (2008)：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or When Did the Dollar Replace Sterling as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Currency?NBER Working Paper , No.14154． [9]Eichengreen，B．and M．Flandreau (2008)：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or When Did the Dollar Replace Sterling as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Currency?NBER Working Paper , No.14154． [10]关于美元本位制的论述，参见Ronald I. McKinnon，“The World Dollar Standard and Globalization New Rules for the Game?”，http://web.stanford.edu/~mckinnon/papers/Globalization.pdf，“The Unloved Dollar Standard”，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dollar-standard-and-us-trade-deficits-by-ronald-mckinnon，2015年1月23日。 [12]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http://www.pbc.gov.cn/publish/hanglingdao/2950/2010/20100914193900497315048/20100914193900497315048.html。 [13]罗伯特·吉尔平，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5页。林毅夫认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林毅夫著，余江译，《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157页。 [14]IMF， 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 2013，钉住的形式包括：硬钉住（无单独法定货币、货币局安排），软钉住（传统钉住、稳定化安排、爬行钉住、水平区间钉住）。 [15]钟伟，《国际货币体系百年变迁与远瞻》，《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页。 [16]盛斌、张一平，《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历史与现实》，《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1 期。 [17]陈雨露、马勇，《大金融论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